“醉驾”危险状态实质判断之提倡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属于抽象危险犯,对"醉驾"危险状态进行形式判断,即只要"醉驾"就存在侵害法益的"危险",司法无需做出具体判断,这种机械迎合通说坚持之抽象危险犯性质的解释会得出"醉驾一律入刑"的不合理结论,无法为"醉驾一律入刑"提供出罪路径。"醉驾"的本质是因"不能安全驾驶"而威胁法益,完全没有"危险"的"醉驾"应当除罪化。因此,对"醉驾"侵犯法益的危险状态应进行独立、实质的判断,引入"不能安全驾驶"这一实质标准,进一步细化"醉驾"标准,建立分层判断机制,实现"醉驾"与"危险"判断的同步性,以合理限定"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圈大小。     

对理性从坚定到怀疑——《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遭遇“物质利益难题”的前后

《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对理性的认识经历了从坚定到怀疑的转变过程，“物质利益难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前，马克思肯定理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作用，强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接受理性的规制，以满足理性的标准与要求，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主张实现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的双向互动。马克思在肯定理性本原性地位及其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密切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由此遭遇了“物质利益难题”。在遭遇“物质利益难题”之后，马克思头脑中固有的理性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冲击，他开始对从前的理性产生怀疑，并诱发了其对理性的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并不是阻滞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绊脚石”，而是帮助他开启和建构自身独立思想体系的“垫脚石”。     

优秀男子散打运动员能量代谢特征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通过观察优秀男子散打运动员和普通男子大学生递增负荷运动过程中气体代谢的变化,旨在探讨男子散打运动员能量代谢的特征及其机理,为评价运动效果、实施训练监控以及运动选材等提供理论参考依据.     

民族关系研究中的内隐偏见调查综述

不同民族之间往往存在偏见,其中内隐偏见是一个民族无意识中自动对另一个民族产生的片面乃至错误的看法和态度。心理学角度的启动技术、内隐联想测验、反应/不反应联想测验等三种内隐范式的研究都发现了民族内隐偏见现象。我们对已有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民族、宗教间的接触时间,社会主流观点,政府政策等都是内隐偏见的影响因素。由于偏见会影响民族间的交往、情绪识别以及攻击性评价,因此我们提出,通过加强民族间的友好交往、抑制刻板印象、调整个体动机、改变环境、加强积极的教育和媒体宣传、增加控制加工等方法来减小民族内隐偏见及其影响。最后,我们提出了民族内隐偏见的形成、影响及调节模型,以更好地解释偏见、行为与调节策略之间的关系。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之主观罪过研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之主观罪过为故意,即明知自己饮酒后不能安全驾驶机动车而依然驾驶,对公共安全法益受侵害的危险性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除非确证行为人出于报复社会的动机,否则一般意义上的醉驾不属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其他危险方法”的范畴,行为人故意“醉驾”的不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是认定本罪主观罪过为故意而非过失的逻辑前提。作为抽象危险犯,“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间接故意认定复杂,尤其是其意欲因素的质与量往往与自信过失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为此,提出拟制的间接故意概念,即根据“醉驾”造成法益侵害危险的盖然性,只要行为人对醉驾有认识,就推定行为人对法益侵害的危险性持放任态度,从而认定间接故意。     

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难题”的持续性求解及其历史价值——兼论对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遭遇以人民理性与物质利益之间的真正关系为何、何以消除社会贫困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难题”后,便开启了关于“难题”的持续性求解之路。马克思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以总体隐匿的方式依随其思想的发展不断推进,而“难题”求解进程的持续性推进也内蕴丰富的历史价值。马克思在持续性求解“难题”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思想的革新与发展,特别是世界观领域唯心主义理性国家观的消解、方法论向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与深化以及价值旨趣维度人类解放愿景的厘清与确证。此外,马克思在持续性探究“难题”的历史进程中所建构的关于社会贫困问题及其求解的重要思想,能够为后脱贫时代中国相对贫困的治理实践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