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经验作者

作者问题始终是小说叙事理论中的核心问题.作者对作品是否承担责任?它是如何介入作品并影响其读者的?作者是否应该在作品中表露其观点和价值立场?作者的"退出"和"死亡",其背后的社会和文化意义是什么?"模范作者"和"经验作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所有这一系列问题,不仅仅在所谓的"叙事学"范围内引发巨大的争论,也涉及到我们对于写作的基本态度.事实上,不管在什么类型的小说中,作者从未退出,它始终是一个幽灵,期待着读者的发现;而被20世纪文学理论所贬损的那个"经验作者",则始终在作品背后扮演着至为重要的角色.     

试谈托妮·莫里森小说的“父亲”缺失

父亲是孩子的精神偶像与物质生活提供者,然而,在托妮·莫里森的小说中读者却很难找到父亲的形象,尤其是正面父亲的形象。缺失父爱的黑人孩子往往陷入人生恶性循环的"马太效应"。莫里森小说通过"父亲"缺失,深刻表现了作者对完整和健康家园的渴望,同时也从另一个视角控诉了黑人民族受到的戕害。     

论汪曾祺小说叙事话语的多样性

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是一个突出的文本现象。具体而言,在其小说中,叙述者通常会与读者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对话,甚至跳出作品,对作品中的人与事乃至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平进行评价,使得小说的叙事话语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其叙事话语中既有叙述者与读者的对话,也有以大量补白形式出现的说明文字,还有作者的插入语交代其写作动机与构思过程,等等。汪曾祺小说中叙事话语的多样性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对话”与“共情”的重要方式,也赋予了小说文本极大的开放性。     

郭沫若抒情小说小考

许多学者将郭沫若的抒情小说定义为"通过虚构且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来抒发作者内心潜在的情感",并且归纳出两项特点:第一,作者在小说中抒发感情的部分往往具有压倒一切其他内容的重要意义。第二,作者总是在作品中向读者揭示自己更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若进一步以拉康·雅克的"欲望理论"来考察郭沫若的抒情小说,则可发现作者企图藉其创作告知读者欲望的属性,而小说角色表现的欲望可说是进入作者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根据拉康的理论,人们总是因为将他者的欲望视为自己的欲望,而陷入执着的状态,郭沫若小说里的男女主角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人物的特性也象征作者本身的投射。     

电子媒介时代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

在消费社会中,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信息".电子媒介带来的技术变革,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形态及其审美变化.在"平台(媒介)/作者/读者→作品"的网文生产机制中,作品是成果,世界是环境.而平台、作者、读者既是其中重要参与的主体,无时不刻地影响着生产机制的变革,又是网络文学生产机制中的客体,发展的倾向也深受其内在规律...     

德语叙事理论中的叙述人

所有的叙事作品都有一个叙述人,有一个叙述人在读者和故事之间发挥作用,这是叙事作品的文类特征.传统上叙述人往往被等同于作者,建构论意义观确立之后,文学语言本身的建构或读者对文学对象的建构受到重视,文本同作者的关系便分离开来.文本内的叙述人不等于文本外的历史作者,已成为广泛的共识.但是,叙述人与作者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德语叙事批评界就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小说精神"、"叙述功能"等概念.本文旨在对德语叙事批评中的叙述人概念进行辨析.     

意义之源:从作家到批评家

“作者的死亡”、“批评家的诞生”是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大事件。20世纪的西方批评家们通过证明作者不再是作品意义的唯一源泉，摧毁了作者对作品意义的垄断地位；又通过论证读者、批评家是文学作品及其意义的建构者，为批评家争取到了独立的地位，结果出现了一大批不再依附于作家的大批评家。     

动态境遇的报刊文化品格、文学面貌及研究方法——以晚清、民国时期的小报为例

由报刊进入现代文学的生成过程,能够回到在后设的文学史话语里已经消失的"文学现场",而把握编者、作者和读者三方的互动关系,是考察报刊文学的重要途径。从文学面貌上看,小报登载的特性决定了作品命运,读者、作者们共同建构了文学的"时尚"及展露社会生活的"实录"体式。在研究方法上,应充分理解报刊蕴含的"动态"性质,注意大小文本相互撞击所生成的意义,考察同一事实的报导差异和不同时段编者的意图,可梳理出隐含的历史流脉。     

论叙事作品中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

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能将作品的作者等同于作品的叙述者、将作品中的叙述声音等同于作者的声音。二者的混同将给作者的创作与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带来诸多弊端。叙述者是作者所创造的角色,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现的方式与参与的程度,决定了叙述者发出的叙述声音,也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     

试论优秀诗歌的感发力量

优秀的诗歌都带着强大感发力量。感发即感染兴发,也即"兴"。真正的诗人,总是以自己真挚的生命和深厚的学养,赋予作品使读者感染兴发的丰富潜能;好的读者,也必是善于发掘伟大作品中丰富潜能的读者。只有这样的读者,才可以超越具体的作品和知识,体会作者蕴藏诗间的无限抽象的感发生命,享受到心灵感发的愉悦。     

文化视野中的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是文化衍进与文学流变联姻的产物。网络文学蕴涵的新的文化精神在网络文学的作者、文本、读者诸要素中均得到了体现。就作者而言 ,他们有着和传统文学作家不同的创作理念和价值观 ;就文本而言 ,网络文学的语言和表现的内容也和传统文学迥然不同 ;就读者而言 ,网络文学的读者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 ,他们的自主权增多、参与性增强     

批评的循环--对西方文学批评演进过程的一种描述

通常地讲,一个完整的文学批评都要考虑到四个文学要素:现实、作品、作者、读者。但考察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不同的时代批评家对这四个文学要素的关注是不均衡的,形成在一个时期过分强调某一文学要素,而将其他要素置于次要地位,从而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模式:以模仿现实作为理解作品依据的模仿中心论模式,以作者的创作作为理解作品依据的作者中心论模式,以作品的结构作为理解作品依据的作品中心论模式,以读者的接受作为阐释作品依据的读者中心论模式。     

言不尽意:语言的困惑与文学理论的拓展

言不尽意强调的是语言表意的局限性.言不尽意所造成的语言的困境,可以从语言表意的局限性、语言本身的多意性、语言的私人性和语言的文化性等方面来理解.在作家方面,呈现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在文本方面,呈现为意义的无限复杂性使作品常读常新;在读者方面,呈现为文本的不确定和空白引起的读者想象、读者与文本产生时代文化的差异、读者的"期待视野"的设定等多种因素的作用."言不尽意"在作家、文本、读者之间产生了不同的美学效果.给作家赋意、文本表意和造意、读者接受提供了一个包容很大的空间.     

以独创性为标准判断临摹作品的著作权法保护

临摹本质是事实行为,其本身是追求与原作品高度相似,其行为本身不应当成为判断其结果的依据,著作权法对于作品是否给予保护的连接点也是以结果来进行判断。因而作品本身是否具有独创性应当是判断作品是受到保护的唯一标准,即使作者付出了大量努力,但作品本身没有独创性,也不应当给予保护。     

作者与读者共谋:“不可靠叙述”的审美构建作用

以美国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不可靠叙述者"的文学观为理论依据,论述作者与读者的共谋是文学文本建构的基础。认为"不可靠叙述"在文学文本中的审美构建作用,主要表现在能从多种视角表现不同的人生,它比直接议论更容易唤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而且能构建文学语言本身"含混"的美感。     

试论艺术活动中艺术心理时间的二重性

艺术作品可以交流,并在交流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交流(以语言艺术为对象),是在作者、作品、读者之间进行,交流可视为这三者的艺术活动形式。有作者与作品的交流,读者与作品的交流,通过作品又沟通了作者与读者的交流。作品在交流过程中虽是被动的,但却是“共鸣”的基点,共鸣虽是情感上、理智上的体现,但也有时态上的     

谈谈高老头的“父爱”问题

《高老头》(1834年)是巴尔扎克《人間喜剧》中的一部重要作品。关于《高老头》中的“父爱”問題,历来为許多人所爭論。归納起来,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高老头》中的父爱,“表现了人类的崇高至性”;也有的人贊賞高老头把他的“全部人类感情都集中在女儿的慈爱上”,有的甚至把高老头的父爱捧为“父爱的基督”,竟以高老头自命,說什么“我就是高老头!”     

《三国演义》中“七复情节”的运用及其美学意义

数字"七"的数理扎根于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土壤而蕴涵了华夏民族独特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心理,依托"七"的数理而形成的"七复情节",不仅含蓄地表现了作者构思收服孟获这一故事的思想倾向,而且通过此故事,读者可以管窥作者建构小说的整体思想取向,并且"七的数理机制"本身所包含的美学意义也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意识流文体下译者的翻译策略——接近作者与接近读者

意识流小说作为文学领域的一种特殊文体,译者在对其进行翻译时所选择的翻译策略是不同的.从日渐衰落的“作者中心论”和如今盛行的“读者中心论”的翻译策略方面进行分析,以具有代表性的意识流文学名著《尤利西斯》为例,简要论述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缺点.译者在翻译时应注意处理好作者、作品、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译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作者的消逝 读者的诞生——对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的探讨

罗兰·巴尔特《作者之死》的出现,不仅动摇了传统文论中以作者为中心的写作地位,也暗示着巴尔特向后结构主义方向的转变。巴尔特在对作者身份问题的探讨上,延续了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中反主体性的传统,力图推翻在文学领域中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话语体系。在传统的文学历史发展中,无论是作者还是批评家都曾以解读文学作品内在的蕴含意义作为阅读的最终目标。当巴尔特明确提出将作者从文学作品中剔除时,使得我们对文学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文学本身。文学作品不再是提供某一种单一意义的载体,读者对文本的解读不再从作者身上寻找参照物,而是享有更为自由的文学空间,开启了新阅读理论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