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自由与秩序价值的动态平衡——以转轨时期的中国为视角

自由和秩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现代社会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个体自由和社会秩序,因此自由与秩序是法律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然而对自由与秩序的认识和取向在中西方之间有很大不同。这种差异导致了中西方之间整个政治、社会与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中国进入转轨时期,面对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各种制度的冲击,出现了自由与秩序失衡的状态。寻求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明确发展方向,保障人们的自由和维持社会的稳定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确立自由的秩序:现代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

秩序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价值,没有秩序,就意味着没有和谐。而社会和谐对于秩序的要求,则是在秩序基础上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自由的秩序的确立,则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     

“自由与秩序的法律价值冲突“辨析

有些论者将自由与秩序视为一对冲突的法律价值,这种看法意味着自由一定意义上就是“无序”、必须被秩序所规制,降低了自己的价值,容易造成法律排斥自由的误解,与“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是自由的保障的看法相抵触,有必要予以厘清。事实上秩序并不必然与其他法律价值冲突,所谓自由与秩序的冲突,是指自由与法律秩序中的其他价值追求的冲突,或者是指不合理的秩序与自由的抵触。就自由与秩序的关系而言,秩序价值是自由价值形     

论心学对“良知自由”传统的复兴与发展

中国的自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式的良知自由。良知自由富于伦理意义而对政治自由缺少自觉意识。明朝中叶兴起的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构成了一种反动,在道德主体的觉醒意义上复兴了传统的良知自由思想。之后,李贽追问了私人利益与公共道德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将政治事务从僵化的儒家伦理评判中解脱出来,肯定政治统一与秩序稳定的首要价值;另一方面批判简单执一的良知标准,承认个人合理的私利欲求和不同主体的多元价值追求,继承并发展了阳明心学的良知自由思想,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现代自由的思想因素。     

正义·民主·自由:毛泽东社会伦理思想探析

毛泽东社会伦理思想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代对重建和谐、公正社会伦理秩序的理论思考,以正义、民主与自由等为其主要内容,其终极目标是要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在社会正义方面,毛泽东形成了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正义观;在民主方面,致力于如何实现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在自由方面,毛泽东追求政治自由和意志自由,并最终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努力。     

正当防卫界限判定转向的证成——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

中国现行正面耦合式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强化了防卫人的防卫义务,凸显国家权力本位理念,导致正当防卫制度在定罪实践中适用率较低,根源在于公权力对法秩序价值的过分迷信与推崇,挤压了私人自决的行动空间。自由是法治的价值核心,秩序是法治的价值基础,均应涵摄于社会情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价值平衡。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正当防卫界限判定标准迫切需要转向。从正面耦合式转向负面清单式,从功利主义转向公正主义。在此基础上基于自由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实现刑法善治,助益于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     

警察权的规制：自由与秩序的平衡——《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理论判断与立法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立法价值与法律实效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治安管理立法的研究,不能脱离"自由"、"秩序"与"警察权"等主题的理论解释与价值判断,与其相对应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治安秩序"与"治安管理处罚"等概念构成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基本框架。这些概念的内涵并非是先定且一成不变的,受到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国家法治水平、公民权利意识以及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实践的影响和制约。《治安管理处罚法》法律价值的设定与立法技术的改进应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理论指导和治安管理实践的经验反思之上,寻求"自由与秩序"、"警察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平衡,实现对警察权的合理规制,提高国家法治水平和社会治安的治理能力。     

从自由与秩序的辩证关系看我国网络社会的优先选择

自由与秩序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网络社会应优先选择自由。将网络自由放在第一位,网络秩序放在第二位,并不是网络秩序处于从属地位,而是次序上的先后。一个合理的运行良好的网络社会必须在自由与秩序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人们不仅能在自由的网络中享受技术带来的快乐,又能在稳定的网络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从而使网络社会既具有足够的自由空间,又具有稳定的秩序。     

黑格尔伦理秩序的三重维度

黑格尔认为,伦理秩序的合理性根据在于作为伦理实体的"善",伦理秩序只有体现"善"才是合理的;伦理秩序的实质内容是伦理关系的结构性存在,在横向上表现为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伦理关系客观性、必然性及其展开,在纵向上表现为伦理实体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三个环节上的有序的辩证发展;意志自由不仅是人的存在本质,而且是伦理秩序的基本价值诉求,作为整体的伦理秩序是自由的伦理秩序.     

自由及其限度——关于自由的两种面相

自由先天地具有两种面相。基于人性的限度,属于“应然”范畴的人的绝对自由由于受制于社会环境而走向相对自由。基于平等的限度,消极自由主义看到了自由对于正义、美德、平等等价值的重要性,却局限于平等问题的解决;积极自由主义强调依靠人为努力获得自由,但对自由的强制追求却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追求具有社会伦理规范意义上的实质自由。基于宽容的限度,走向普遍主义的单一自由必然以自由的名义剥夺人们的自由;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宽容为核心的多元自由则认为价值没有中心与等级之分,因为自由是一种宽容的哲学,宽容的目标是共存而非共识。     

马克思的“人是目的”思想与民生幸福

马克思超越了康德从人的动物性与道德性的区分中论证人是目的的抽象思路,着重从人与劳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论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目的)是社会发展的核心价值和根本目标。人的最高幸福,也不是超越感性欲望而趋向宗教境界(至善),而是享受生命自由表现的审美意蕴。鉴于幸福的全面性,我国社会应努力建构和营造符合当今时代特点的生活方式的美学。     

论马克思人的自由观及其当代价值

自由是人类孜孜不断追求的理想，它反映了人类生存最深处的矛盾。自然必然性与自由的矛盾、人类生存的有限性与对理想追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便是人类生存的本原性矛盾。人的自由是人的生存、价值之所在，是人类进步发展的价值指向。人的自由之纬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和现实的需要。保持自由之树常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要求。     

建构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现实基础探析

建构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必须依托其生成的现实基础.在历史中分阶段地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价值观的本体论承诺,也是建构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现实思想基础;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导致的多元价值观共存,对其进行价值理念的整合与重塑是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时代化的内在要求;以平等和公正为代表的价值理念反映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诉求,也必然成为建构当代我国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现实经济基础.     

秩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价值

秩序成为问题,是转型变革社会的特征.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之中,社会秩序以前所未有的明晰性和严峻性凸显出来,这既是社会分工细化的市场经济对秩序地内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确定为具有终极意义的社会价值之后秩序实现要求,更是我国处在特殊的转型时期所导致的秩序的稀缺所致.而实质上,任何一种社会转型都是打破原有社会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社会秩序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价值凸现.     

张闻天文化民主思想探究

文化民主是一种文化人权,尊重文化人的个性和文化团体的独立性不仅是政治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文学文艺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张闻天文化民主思想与其学习、文艺创作、革命实践密切相关,具体指向(受众)是广大民众,前提条件是文化人创作的自由、自主权,承认和肯定文化团体的自主性;内容上体现反封建、反礼教,提倡个人的平等,创造宽松的文艺生存环境。前瞻性上看,对文化创新创造的政治条件、文化体制的调整和调适指明了方向。     

从实体性存在到规范性存在——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依据及实践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其承载的关于人类价值规范和交往秩序决定了它本质上属于一种规范性存在样态。作为超越实体性存在的特殊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规范性存在样态主要在于其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价值张力,这种价值张力在现实中表现为共同价值与价值存异、公共权威与个体自主、超越旨趣与适度稳定的合理关系。上述价值关系的处理也充分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方案中,即中国传统"和文化"价值引领下的共享发展格局、"承认的政治"下民族自主与"中国方案"的价值威信、战略举措下的区域化样态与价值超越下的全球化趋势,以上方案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不断发展。     

博克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观

博克认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是大学的精神,但是,其内涵随着时代的更迭而演变.如今,博克的这一观点在现实中面临着诸多困境,其中,大学自治与政府约束的冲突,以及大学维护学术自由与承担社会服务之间的矛盾尤为明显.大学难以回避现实,不得不寻找新的平衡点.     

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生成资源分析

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确立地位并发展壮大是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对之进行深入研究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是每个关心中国发展和进步的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回顾中国几千年的乡村治理演变历史,村民自治制度能够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是近现代以来西方民主理念深入影响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探索强国富民的必然成就。当然,中国的民主化探索进程并不顺利,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既是国家权力面临合法性危机的产物,也是国家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和村民基于政治性经济理性相互选择的结果。     

科学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趋向

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是一种价值取向,即一种价值追求。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科学形态,是科学与价值、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它所确定的价值取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整个人类的解放,是一种科学的价值取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不仅将成为各种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取向,也必将成为整个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价值趋向,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单元的讨论与研究

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遇到了“自治悬空”甚至是“村民自治无自治”的发展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传统自治单元——自然村基础的脱节.面对上述困境,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的、重构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性改革与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之上.而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或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其有效实现单元可能是在现有行政村基础上的、同时向自然村拓展的多级自治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