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颂体文学钩沉

颂体文学的研究至今已有很多成果, 但清代颂文还没有专门的研究.依据学界已有的清人文集研究成果, 可以从文集索引、大型文集以及别集中钩沉出清代颂文的基本情况.体式上的集大成、内容上的世俗化倾向、创新上代为作颂和集经语现象的出现, 构成了清代颂文的主要特征.清代颂体文学的发展与清代文化的发展是一致的, 在颂体创作上有一定的创新, 也体现出因循的特色.深入研究清代颂体文学, 有助于理解颂文的历史发展脉络.     

唐代“颂体诗文”诗史价值重估

受到诗论家道德批评的制约,唐代"颂体诗文"在诗史上的价值一直评价不高。然而这种由许敬宗创立的诗体,在实际创作中却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和应用。颂体诗文的出现是由宫廷文学的基本需求和功能定位决定的,其突破不仅体现在体制容量与表现维度的扩大,而且重新确立了颂美型作品中"情"与"刺"的价值。重估其诗史价值的目的在于发掘颂体诗文在普及初盛唐诗歌过程中的作用。颂体诗文通过对简便易行的创作范式的提倡,使初盛唐人迅速掌握了写作宫廷诗文的能力。颂体诗文所倡导的肃穆典雅的审美感受与严肃政治的契合,使得唐人重新掌握了以诗歌介入政治生活的能力。     

六朝时期的咏物铭、赞、颂

六朝时期,咏物创作十分繁盛,在很多文体中都有所表现.目前人们大多将注意力集中于诗赋,而于铭、赞、颂三体着力不足.其实,由于自身的文体特征和创作要求,对于咏物题材,铭、赞、颂各文体在艺术表现上和发展过程中,以及于诗赋中所受到的影响,都具有或相似或相异的特点,这需要我们从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整体的发展规律中探知.     

鸠摩罗什偈颂翻译和创作对王维诗文的影响

龟兹高僧鸠摩罗什译经中文学性最突出的要属其中的偈颂部分。偈颂与诗歌同中有异,互相影响,其对后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维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鸠摩罗什译偈对王维散文偈颂部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句式体例、语言修辞、音声韵律和内容类型等方面;同时,罗什所作三首偈颂对王维的佛理诗创作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罗什译偈、自创诗偈与王维佛理诗文创作之间存在微妙关系,印证了中印文化、文学交流与融合的具体过程。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济慈六大颂诗诗体初探

《心灵颂》等六大颂诗是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代表作,有着深刻的内容和精美的诗歌形式。本文主要研究其颂诗独特的诗歌形式及其形成过程,认为济慈在继承传统颂诗诗体和十四行诗诗体的前提下,大胆地进行了再创造,从而创作出了优美动人、灵活多样的颂诗诗体,对英语诗歌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雅刍议

小雅刍议孙琪（五邑大学图书馆５２９０２０）《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不论在诗体形式、艺术手法、语言修辞以及章法句法等，都开了肇端，对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诗经》分风、雅、颂三大类。一般认为风是劳动人民的创作，雅、颂是士...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屈原《橘颂》对颂体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颂具有以“颂”名篇,内容上以褒述帝王功德、祖先事迹或赞美人物、事物为主,形式上以四言为基本句式,艺术风格上崇尚典雅清丽、华腴丰缛等鲜明的文体特征。考辨现存先秦文献,《诗经》“三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颂》从音乐而得名。《管子》“国颂”及《庄子》“有焱氏之颂”冠以“颂”名而非褒美的韵体颂文。屈原《橘颂》作为第一篇以“颂”名篇且题旨颂美的作品,在颂体文的形成发展中具有开创性。《橘颂》不仅在内容题材上将歌颂对象扩展为“细物”,通过歌颂具有高贵品质的物,来寄托作者的志向与情感,而且在艺术形式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式,赋予四言句式以新的生机,从而奠定了颂体的基本特征,标志着颂体的正式形成,对后世颂体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哀莫大于心不死——浅析苏轼与弥尔顿的悼亡诗

悼亡诗是爱情诗的一个独特典型,结合了爱情与死亡两大主题,涉及的是诀别生死恋。苏轼的《江城子》和弥尔顿的《致亡妻》分别都是中西方著名的悼亡诗。两者有相同的主题——对亡妻的追思。然而,由于受中西方文化,宗教,信仰,历史等方面的影响,两首诗叉同中有异。本文拟从文本内外对这两首悼亡诗进行解读,从中国和西方尤其是英国的诗歌功用理论和表现理论以及宗教信仰两方面来分析并探讨中西方悼亡诗之差异及文化根源。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莎剧女性叙事

如果用结构主义的视角来考察莎剧的女性叙事,可见无论对女角之女性温柔与聪明的颂扬,还是对其深具男性之粗犷甚或野心的批判,都是以父权秩序的稳定为起点与依归,以女角参与男权话语之过程为情节,以女角是否认同自己的社会身份为悲、喜剧之分界和结局,从而构成一个看似线性而实则循环的叙事模式。而莎剧中这一以女性进入与退出男性话语为旨归的父权叙事结构,正是对女性社会性别之建构过程的完整阐释。     

敦煌碑铭赞词语诂解

敦煌写本碑文、墓志铭、邈真赞等人物传记资料保存了大量晚唐五代时期的原始语言材料,具有较高的词汇学研究价值.文章择取数例不易释读、亦未被各类辞书收录的词语,结合传世文献加以考释,以拾遗补缺.     

成长的心路历程——读薇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妮亚》

薇拉·凯瑟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潜心描述美国拓荒运动的伟大女作家。她以内布拉斯加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中，尤以《我的安东妮亚》最为出色。主人公安东妮亚的一生不断地追寻自我，并在努力拼搏后，在大草原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本论文通过对安东妮亚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生活经历的分析。展示主人公的成长历程，讴歌早期移民自强不息的拓荒精神。     

幽艳晚香沁词林--论晚唐诗歌对唐宋词的影响

晚唐诗对词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晚唐诗着意刻划心境 ,笔意婉曲 ,感情深挚 ,特别是对爱情的歌咏 ,给予了词深远影响。第二 ,晚唐写景诗精美而缺乏气势 ,咏物诗偏爱吟咏细小纤柔的事物 ,特别是对女性居住环境的细致描写 ,也构成了与词类似的特征。第三 ,晚唐诗把感伤情调作为一种美自觉地加以追求 ,并配合绮艳的文采 ,构成了一种凄艳的意境美 ,影响了词     

后村诗词之多元矛盾性阐释

南宋著名文人刘克庄的诗词呈现出鲜明的多元矛盾性。一是儒学正统的高尚气节与世俗化,清高又不能免俗、有意放旷又常常自拘;二是宋诗尾音与集大成者的矛盾,是效仿"江西诗派"和"四灵"?还是兼容并蓄,融合超越?三是褒贬广议的后村词,既有"辛派词人"之豪迈,又有儒学教化之世俗,欲丽还朴、欲豪还平、欲歌太平还思超脱。后村诗词的矛盾性体现了南宋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化特征。     

生存的夹缝 执着的爱——论《宠儿》中爱的表达

爱是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一贯主题。在《宠儿》这部作品中,莫里森在揭露美国万恶的奴隶制的同时,更多的是表现了黑人同胞与生俱来的爱的天性。通过分析小说中两性之爱、血亲之爱、自爱与友爱等爱的表达,我们可以了解美国黑人如何在生存的夹缝中坚守艰难的求爱之旅。而作者也正是通过爱的多方位的表达,弘扬着黑人同胞爱的传统,呼唤着整个社会回归本真。     

死生幽明与存在感通——清明祭祀仪式的文化哲学内涵解读

清明藕合了上巳、寒食两个习俗节日的内容,从而同时兼有时令与节日两重解读意义。故不但历代题咏篇什积累甚多,而且民俗活动也名目繁杂,成为大、小传统均共同关注的节日,体现了华夏民族慎终追远的集体文化心理意识。其中特别值得注意者,则为隐藏在其中的生死智慧和人间情怀,要在透过祭祀仪式沟通生死两界,促使幽明两界皆处于相通相安的和谐化秩序状态之中,从而更好地协调世俗人伦关系,建构家族血缘情感及其社会日常生活。     

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的读者和民歌形式问题

在1949年至1976年的当代诗歌集体化写作阶段,颂歌建构起了自身独特的传播消费方式和文本形式.工农兵群众作为意识形态的中介,介入并主导着诗歌的生产、传播、阅读和批评等各个话语实践环节,内在地规约了民歌形式的制度化进程.工农兵诗歌及其民歌形式的试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创新现代文化体制和追求现代文化的民族化发展道路这两个向度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为当前诗歌重建中的"新诗二次革命论"提供了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