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共通感的现代境遇及其历史哲学审视

康德的审美共通感理论连接了主体内和主体间两个层面.在主体内层面,它涉及知性和想象力之间的和谐统一;在主体间层面,共通感表现为保证鉴赏判断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规范性原则.这种经由主体内的诸认知能力一致达至主体间的协和一致的理念,包含的置身于每个他人的位置的公共意蕴,在20世纪的哲学理论中为被延伸至政治领域,为现代化情境下化解个体与共同体的分裂提供了新的思考.但审美共通感的反思最终指向的是先验性,它的普遍立场是抽象的,无法在经验领域为解决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问题提供有效帮助.只有将现代化境遇下的共通感问题置于具体的历史场域,才能找到化解个体与共同体矛盾的现实根源与实践路径.     

伽达默尔阐释学中的机敏问题

机敏是主体的一种审美判断能力。它以文化共通感为基础,在人文传统中得以教化、培育,并且通过趣味判断表现出来。机敏实际上就是个体如何认识整个文化传统,并依据这个文化传统对具体对象进行审美把握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伽达默尔阐释学的机敏问题就是从主体方面来探讨康德审美判断力。     

共同体与审美治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媒介学转向

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阿伦特探讨了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在审美主体层面,审美主体的多元性和可交流性是进行审美判断的基础。在审美判断层面,审美判断要求达到普遍认同,这种普遍认同借助于共通感,不借助于信仰,不借助于概念,也不借助于理性而形成认同。因此,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判断的视域下,阿伦特探讨了审美、普遍认同与共同体建构之间的关系,形成了阿伦特政治哲学的美学转向。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媒介技术的发展承担起了新型共同体建构的问题,康德-阿伦特的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需要在媒介学的意义上得到延伸,形成康德-阿伦特共同体与审美治理思想的媒介学转向,重塑阿伦特政治哲学的当下意义,用于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多元一体的媒介治理格局。     

解释学视野下张竹坡小说评点的教化因素

在解释学看来,解释者的视域是在社会历史文化的教化中形成的,教化从根本上使人类交流获得主体间性。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以合乎对象及其问题基本情状的解释结论,获得了历代多数读者的一致认可,其评点的主体间性源自于教化的两种方式:隐性教化和显性教化。天人合一观深厚的文化根基、清初由冲突走向融通的历史文化语境以及小说评点立言以寄托生命意义的文人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张竹坡小说评点主体间性的形成;而穷愁困厄的人生际遇、孝的家族观念以及亦雅亦俗的人生品位,则直接促成其小说评点主体间性的获得。     

试析康德“美的分析”四命题的独创性

康德认为“审美”既不涉及概念,也不涉及任何法规,而是主观的行为。“审美”不涉利害,“美感”和“一般快感”以及“完善”不同之处,在于“美感”绝不涉及主体的欲望或需要。在此基础上,康德进而提出“审美”不经概念而具普遍性,“美”是在人类具有“共同感受力”的基础上“普遍可传达”的一种感受。同时,“审美”应该无目的而符合目的性,并具有不依赖概念的必然性。康德还通过对“纯粹美”和“依存美”的定义和比较,进一步开展对“理想美”的探求。     

从"物"的形式到"人"的形式——康德形式美论的理论意义

西方美学史上,形式主义美学一味强调美与"物"之间的关联,将形式美的根源归结于物的自然属性。康德形式美论将形式之美与人紧密相连,具有区别于传统形式主义美学的"人"的特质,主要表现为形式之美在于人的本质力的创造以及理想美的归属。就审美思维和审美主体的层面而言,康德形式美论对西方美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学为圣人”到“敦本善俗”——论张载的教化思想

从北宋的社会现实出发,张载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了由个体到社会既有理论系统又有实践层面的教化思想。张载将教化分为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个体层面以气本论为根基,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二分论以融合孟子与荀子的人性思想,通过内在的变化气质与实践的行礼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建立了个体学为圣人的教化目标。社会层面则通过圣人以礼为教、重建宗法两个方面实现敦本善俗的教化目标。     

洛特曼符号学的人文气象

以对话主义为根基的俄国符号学的代表人物洛特曼运思于康德和马克思之间，在哲理层面揭示了主体存在的他者性，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同一性主体模式，以历史主义破解科学主义，以主体间性破除绝对主义，以关系主义拆除还原主义，从而展现了恢宏的人文气象。     

主体间性美学思想对恩情文化的解构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的核心是恩情观念,它以施恩-报恩理念来规定人际关系,由家族伦理的孝到社会伦理的义和政治伦理的忠,都贯穿着恩情理念。恩情文化一方面构建了一种人情社会,减缓了暴力性,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施恩者对受恩者具有支配性,而受恩者对于施恩者具有依附性。中华美学具有主体间性思想,主张主体与世界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因此,中华美学以主体间性思想解构了恩情文化。这具体体现在自然审美对社会关系的解构;审美意识对伦理观念的解构;审美同情对权力关系的解构等,从而证明了审美的超越性、自由性。     

哲学视野中的音乐本性与音乐教育的文化性

康德美学受机械自然观的影响,通过共通感解释人类美学鉴赏能力,作为主体的人在以康德美学为理论基础的音乐审美哲学中被迫缺席,于是,音乐成为自主拥有审美特征的客体。诞生康德美学的社会阶层环境使音乐审美哲学赋予欧洲古典音乐关的典范和化身的角色。实践音乐哲学从音乐实践性的特征出发,将音乐看作是一种人类的活动,从而将音乐纳入到人类文化的系统中而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中的重要元素,音乐教育从而被打上文化的烙印,成为音乐主体获得文化特征的重要手段。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