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下乡如何影响村民政治参与？

资源下乡带给乡村治理强烈的冲击,村民的政治参与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构建“动力-结果-方式”的分析框架,从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和资源下乡模式三个维度分析了资源下乡对村民政治参与的影响逻辑,并基于河南省Y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资源下乡利益相关度与资源下乡分配公平性会显著正向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在资源下乡模式中,只有以“高利益相关度、高分配公平性”为主要特征的“再分配村民受益”模式会显著积极地影响村民政治参与;就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言,村民的选举参与行为受资源下乡的影响相对较小,决策和监督参与行为都受到显著影响。从提升村民政治参与质量的角度出发,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应当充分发挥村集体等组织的再分配功能,提升资源下乡的利益相关度并保证分配的公平性,从而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动力与保障。     

经济发展与村民投票参与 ——来自民政部全国抽样调查的证据

基于民政部全国村民自治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发展对我国村民在村委会选举中投票参与的影响,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家庭在村中的相对经济地位越高、内部政治效能越强,村民越会参与投票;除了初中文化水平的村民投票概率高些之外,小学以下、小学、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村民在投票参与概率上无差别。第二,家庭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对投票概率的影响随着村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变化。第三,家庭经济地位、教育对投票参与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第四,基层政府选举干预不仅降低村的整体投票率,而且还使得家庭经济地位、内部政治效能对个人投票概率的积极影响不复存在,但却提高了高文化水平村民的投票概率。     

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和女性村民选举

农村女性村民选举参与是社会政治文明进步的推动力。基于江西等省份部分农村女性的数据,探索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政治效能感与村级选举参与态度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村民的家庭关系显著正向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和选举参与积极性;且政治效能感对选举参与积极性有显著正向作用。村民女性的内在效能感与外在效能感在对选举参与的影响中互为部分中介作用;家庭关系在政治效能感与选举参与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     

对“Easterlin悖论”的解读——基于农民工的视角

基于CHIPs调研数据可知,农民工收入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同样表现出“Easterlin悖论”。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对农民工幸福感起正向作用的并非家庭收入本身,而是扣除生活必要开支后的剩余部分,说明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并不止步于基本需求的满足。（2）农民工与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严重损害其幸福感,但随着农民工收入的提高,其损害程度会逐步降低;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仅负向影响低收入者的幸福感。（3）收入对新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关注经济因素的作用,与城市居民、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均不利于老一代农民工幸福水平的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与同村村民间的收入差距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他们并不将同村村民视为相对收入的参照对象。（4）当前,农民工的幸福感并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诉求,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流动方式等非经济因素同样作用明显。     

农户公共品需求偏好影响因素分析

以经典的中位选民模型为理论基础,利用全国“十县百村”新农村建设调查的1 981户农户数据,运用有序logit计量模型,对农户公共品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收入对农业生产设施、农村道路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偏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公共品需求具有明显的收入效应;其次,农户对农业生产设施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具有明显的价格效应;另外,其他个人特征和村庄特征等因素也会影响农户公共品需求。     

云南农村选民的人口学特征与其选举行为的关系

以云南省两个县8个自然村262名选民为被试，采用自编“农村选举行为问卷”探讨了选民人口学特征及其与选举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1）性别、政治面貌、教育程度和经济收入因素对选民选举行为没有显著影响；（2）40岁以上的大龄选民更看重选举对于维护村民权益的意义；（3）汉族选民比少数民族选民更看重选举对落实国家政策的意义，而少数民族选民在投票时比汉族选民更容易受候选人身份、候选人背景和政党意见的左右。     

比较与反思: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影响之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城镇化、村民市民化的推进,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的萎缩以及由此引发的参与不足和认同缺失问题.这些问题在江苏Y村和贵州L村、G村均呈现出不同特点.受公共空间和利益关联的影响,江苏村民社区参与度大大高于贵州村民.而无论在江苏还是贵州,村民志愿主义参与、私人网络参与和公共事务参与的程度都依次递减,但贵州村民递减的幅度更大.同时,江苏村民的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都明显高于贵州村民.不同地域的多元线性回归发现,参与不一定促进认同.在封闭性、同质性强的贵州L村和G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而在开放性、异质性强的江苏Y村,村民社区参与对社区认同的影响却非常微弱且不均衡.逻辑斯蒂回归发现,村民背景变量中的民族、收入水平是村民社区认同的显著影响因素.     

我国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构建

村级公共品的特殊性质决定了村民有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的可能性,但我国村级公共品“自上而下”的供给体制忽视了广大农民对公共品的实际需求,使村民参与公共品供给决策成为不可能。为破解这一现实困境,就要从农民的实际需求出发,构建村级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表达机制,而加快基层民主建设、改变基层干部的产生办法与绩效考核办法、深化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推行村级公共品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构建村级公共品需求偏好表达机制的现实路径选择。     

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基于CLDS2014的实证分析

利用来自全国农村的8 181个样本考察阶层分化对农民选举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村兼业阶层的选举参与积极性最高,然后依次为规模化经营大户阶层、一般农业经营者阶层和亦工亦农阶层,脱农农业阶层的参与积极性最低;农民选举参与中的阶层差异主要取决于农民各阶层与村庄利益关联的强弱,体现出了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一般逻辑。为此,要激发农民的选举参与热情、促进农村的基层民主建设,就必须采取诸如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制度、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来增强村民和村庄的利益关联;同时也要根据各阶层农民的利益诉求采取相应的激励和动员措施。     

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的关联性探索

信任是民主的润滑剂,是选举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正因为如此,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与选举参与有莫大的关系,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高,越愿意积极主动参与村庄选举。其中,少数民族村民、文化程度较高的村民、中共党员和收入水平较高的村民参与村庄选举的可能性更大。这些发现对完善村庄选举参与制度、增强农民选举参与意识、提升农民选举参与水平有重要的帮助。     

基层民主和村庄治理——来自8省48村的证据

本文运用1986～2002年期间48个村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农村基层选举对村委会问责、地方财政以及国家税收的影响。我们发现,选举增加了村庄预算中公共支出的比例,减少了行政支出以及上交给乡镇政府的份额。这说明选举强化了村委会的问责,但削弱了地方财政能力,因此可能损害超出村庄范围的公共品供应。在控制农村税改之后,选举对人均税收没有显著影响,因此,选举没有减弱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最后,我们没有发现选举的竞争性对结果有显著影响。     

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

由流转土地利益的分配引发的争执是当前农村最主要的冲突之一,且多发生在村民自治选举的过程中。对土地流转与基层选举博弈的关联性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品德对流转土地价格与村民的收益具有较大的影响;选举过程中候选人的行为受预期土地流转规模和竞选人能力差距的影响较大;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对土地流转规模的扩大有着决定性影响。因此,在村庄治理中,应注重村干部能力和品德的考核,鼓励村庄精英参加村治选举,适时推广组合式选举,建立村民与承包人之间的直接谈判机制,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增加农民收入。     

竞争性选举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

运用理性选择制度学派的观点进行分析 ,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引入中国农村 ,对村干部行为的深刻影响。一方面 ,竞争性的选举使得决定村干部去留的权力由乡镇干部转到村民手里 ,村干部为了在换届选举时连任 ,都要致力于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注意不得罪太多的村民。另一方面 ,村干部也会积极处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贯彻上级的政策 ,因为他们要做好自治范围内的事情 ,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乡镇的帮助和支持。     

当前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透析--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调查和分析

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基本步入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一个自由、公平、规范的村委会选举制度正逐步成型。以浙中某村为样本的实证分析显示,村委会选举的提名过程呈现出明显的民主化趋势,尤为体现在初步候选人的提名和确定上,党支部或上级领导较少对选举提名指定;村委会选举逐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一系列规范的选举方法得到采用;村委会主任及村委会委员基本为差额选举,选举大多实行了公开计票,并在选举时设立了秘密写票处;村民参与选举活动的程度较高,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体现;拉票现象普遍存在,且多采用给予物质利益的方式;村委会选举得到了选民的高度评价,村委会选举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     

乡村建设行动中的资源输入与村庄公共政治再造

乡村建设行动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为重新塑造村庄公共政治提供了契机。在实践中,大量的资金资源输入,尤其是村庄自主使用公益资金的输入,结合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组织设置和相关议事监事制度的配套,能充分表达村民公共品供给的需求,体现出村庄的主体性,并激活村民自治。同时,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所建立的村规民约,明确了村民的权利与义务,具有对村民利益连带的强制力,从而也能有效克服公共品供给中法治剩余事务之外的农民不合作困境。以公共品需求表达为核心的分配型协商民主提高了村民参与民主协商的积极性,以利益规制为基础的村规民约实践则有效形塑了权利与义务相均衡的公民意识和乡村公共规则。对村庄公共政治进行再造,能够实现村庄社会的善治。     

福建省村委会选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福建省村委会选举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1)加大普法力度,提高村民民主与法制意识;(2)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民因谋取眼前利益而参选的行为;(3)健全和完善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法律法规,保障村委会选举有法可依;(4)加大对选举的监督力度,使选举更加透明化;(5)实行公开演讲制度,避免村民投票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