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与扬弃——五四时期胡适、毛泽东、瞿秋白思想之比较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胡适,曾活跃在当时中国文化思想界的每个“热点”上。因此,他不但立即博得了时代的偏爱,也引起了毛泽东、瞿秋白等青年先驱者的密切关注。毛泽东、瞿秋白自觉地将胡适的名字与改造社会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式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他们自己庞杂的文化思想心幕上又添上一种模糊的理想油彩,作为旁听生,多多少少接受了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所给予他们的历史性影响。这些影响首先取决于他们师生3人都同样幸运地遇上了这个拥有血性和理性的五四时代,同样潜意识地受到信抑与知识合二为一的传统文化系统的直接熏陶,同样有着启蒙救国的社会理想和思想方向。     

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问题与主义"之争再认识之三

"问题与主义"之争触及到的一个时代关注的焦点,就是外来主义与中国国情这一问题。其中既有读书人在学理方面的探讨,也有革命党人实践中的困扰和因应。争论各方都承认中西社会的歧异,并从世界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解决,而胡适关于输入外来"主义"应该考虑适合中国国情的观念在中共党人探索世界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呼应。     

胡适史学散论

胡适是中国资产阶级在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主张用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体系对中国文化进行重新估价,要再造文明,推倒封建传统。胡适的历史观是实验主义和进化论的,主张“实验”、而不是“实用”;坚持偶然论、多元论;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史方法。在他的影响下,学术界出现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新疑古派,成为向封建势力发起猛攻的一支劲旅。胡适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曾有朝气蓬勃的一面,又先天不足。随着历史进程,经历了由进步到没落、保守的变化。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     

彻底粉碎“四人帮”炮制阴谋文艺的理论体系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炮制阴谋文艺的过程中,相继抛出了“根本命题”论、“三突出”论、“反对写真人真事”论、“新纪元”论、“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论。为行文方便,我们把这些谬论姑称之曰:“黑五论”。“盗亦有道”,尽管“四人帮”的文艺理论都是一些“肤浅的胡说”,高超的昏话,却也构成了一个庞杂混乱的理论体系。要认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动实质,既需要对“黑五论”中的每个谬论进行细致的剖析,也有必要从整体上对“黑五论”进行总的批判,以便彻底摧毁这个反动的理论体系。     

胡适白话文学理论检讨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但胡适本人并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他所提倡的白话与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文化思想革命之间的深刻关系。胡适的语言本质观基本上是工具论,因为这种工具论,他并没有把当时他所提倡的白话和传统的白话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语言即思想,语言革命即思想革命。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即后来的“国语”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一种口语、欧化词汇和部分古汉语词汇的混合物,一种具有强烈西方思想和思维特征的话语方式。胡适关于文言白话的基本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五四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哲学需要方法的革命——从胡适治学与方法论的关系看

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里开创了许多新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适取得的成就与其“方法”论有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要完全归功于其方法论。胡适治学,首重方法,一生围绕方法这个观念打转;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善事之利器;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功则证明了其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创新方法的重要性。这些启示我们要进行学术方法的不断革新。     

“楚子灭巴，巴子五人流入黔中”考：－楚巴关系及禀君巴迁徒走向新认识

首先对当代学者关于楚灭巴的五种观点以及“巴子五人流入黔中”即迁入今湘西五溪地区的看法进行了分析，辩论，论为这些观点均与有关史料不符，难以成立，继而对黔中的来源的，其最早地理及其地理涵 义的演变作了考证，认为“巴子五人流入黔中”是指巴族迁入川东南乌江流域古黔中，“楚子灭巴”是指灭清江流域的禀君巴。     

胡适“思想”论

胡适承继杜威实用主义,重视“行”,更有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突出“知”即“思想”的价值层面。其“思想”论。说白了是“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里有杜威的影响,更有胡适自己的创新,“思想”论的意旨也是很明显的：为再造文明之故,“思想力”的训练在胡适看来是再重要不过的事了。     

充分世界化与民族复兴——试论胡适的中西文化冲突解决方案

面对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胡适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方案，试图克服各种变相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中蕴藏的虚骄自大心理。这是一个被视为“全盘西化”论、强调自我反省和自强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尽管其中的缺陷十分突出，但对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胡适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上)

文章全面系统地描述与评价了自“五四”以来有关胡适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活动与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将胡适研究分为始发期、形成期、混乱期与发展期,并分析总结了各个时期研究的特征及其原因;最后针对性地阐述了有关胡适研究中应该值得注意的问题。回顾胡适研究的历史,对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具有某种反思意义     

论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革命性质的再认识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十分注重从经济关系上分析中国国情。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阶级性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坤阶级的统治”。李立三则认为,“现在南京政府,便是买办、地主、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瞿秋白也认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它包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运动和反对封建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运动两个方面的内容。政治上五四反帝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众论一致。而对于思想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同主义性质,则往往被忽视或不承认。例如有论者说:“五四运动,既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两者相辅相成。文化运动为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爱国运动又推动了文化运动的发展。”作者在此至少是忽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主义性质。又如,去年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在关于“五·四”精神(实际上是专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的讨论中,有的同志认为“五·四”精神是“民主”与“科学”,有的认为是“批判”;也有的认为是     

谈“笔墨”的属性

关于中国画前途命运的焦点,目前集中在“笔墨” 问题上。但无论是“笔墨等于零”论,还是“笔墨是中国画的底线”论,都各有其偏执的地方。而对于现代中国画来说,“笔墨”的地位和价值,主要是其形式意义。通过对“笔墨”的工具属性、技法属性、形式属性的逐层分析,给中国画“笔墨”的本质属性以明确的定位。认清“笔墨”属性,是我们如何对待“笔墨”,并进而思考中国画“出路”的一个重要前提。     

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规律的辩证思考

中国传统实践观与西方近代实践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对它们展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实践问题研究中的一些规律性东西得以显现;首先,在知行关系问题上达到认识的统一并非易事;其次,关于实践内涵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应该是什么”到“是什么”的发展过程;其三,关于知行关系的探讨是一个认识不断反馈的过程;其四,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逐渐逼近真理的过程;其五,实践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是关于实践问题研究中的本质性问题。     

《屈原问题考辨》商榷

最近读到《屈原问题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基本意思是怀疑和否定屈原其人其诗的。文中称述胡适对屈原的怀疑论为历代的“怀疑论的高度集中”。在我看来,“考辨”又是胡适怀疑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关于屈原其人,在怀疑和否定屈原“确有其人”这一基本观点上,“考辨”所谓“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与胡适所谓屈原“是一个假名”,“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其次,关     

“阶级的解放”与“个体的觉醒”——“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妇女解放观刍议

“五四”时期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 ,妇女解放理论出现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阶级解放”论和以胡适、周作人等为代表的“个体觉醒”论。前者看重妇女的整体解放 ,后者则更加关注女性的个体自觉。两者在妇女理论研究上都具有开创意义 ,但又都潜在着某种偏颇与局限。其共同构成的理论格局影响至今 ,有待深入与突破。     

试论胡适何以主张白话文起源于"偶然"

胡适曾不止一次说过白话文起源于“偶然”。对于这一说法,学界多持批评的观点。但批评的角度主要是通过钩沉晚清白话文运动,来证明现代白话文的兴起只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继续与发展”,不是所谓的“偶然”,而是时代要求的必然体现。(1)但仅从这一角度出发,还不足以驳斥胡适的“偶然”说。首先,“偶然论”的提出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显然是针对陈独秀的“唯物的历史观”而发。其次,关于白话文的起源,胡适还有许多看似与“偶然论”相矛盾的表述。本文试对此一探讨。     

进化论的理论预设与胡适的文学史重述

胡适用进化论的利器把中国文学史分割成两个对立的部分 ,将非正统的白话文学从文学史中剥离出来并加以增色处理。在胡适的观念中 ,白话文学最具备与西方文学整合的内在机制 ,他试图以此为结合点实现中西文学的对接 ,从而创造出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学。胡适重述文学史的文化姿态具有典型的转型期中“过渡人”的特点 ,他一方面强调文学的“西化” ,另一方面又极力弥合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裂痕。胡适文学进化观中所潜伏的一元化话语立场和目的论、意志论的史观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反思的空间     

历史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与胡适“文学革命”的方法论

胡适的“文学革命”主张与实践，包含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体现了“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的有机结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思想，开始用发生学方法来理解“历史的方法”,而发生学方法又与“实验的方法”相贯通，这就为胡适将文学革命中“历史”与“实验”两个面向整合起来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通过发生学的方法的运用，文学革命就成为对历史上白话文学的自然趋势之有意识的控制、引导与实验。发生学方法不只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贯通了文学革命的“历史/过去”与“实验/未来”这两个面向，从而保证了胡适文学革命主张逻辑上的自洽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让胡适得以在传统中发现和体认现代性的因素，为其“中国的文艺复兴”事业提供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