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基本单位再认识与村级治理体系重塑*--从广西W县S村调查谈起

村民自治是我国村级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行的村民自治基本单位是行政村。现实经验表明,行政村自治缺乏集体经济作为物质支撑,难以获得村民的社区认同,实践中也只能采取分而治之的“联邦制”治理模式,村民自治实践存在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张力。村民自治基本单位与农村社会结构的不适应,容易造成选举为少数政治精英所操控进而使得选举形式大于内容,村干部缺乏应有的民主监督而演变成分利的中间层,自然村的自治也容易被行政吸纳或者制度忽视而受到削弱。从改革和完善村级治理体系的角度看,可以探索将自然村作为村民自治的基本单位,将村委会改造为以公共服务和地方事务协调为主要职能的地方自治组织,建立一种“双层自治”的治理模式。     

论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

以村民理事会为研究对象,以探索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为目的,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实证调查法以及比较研究法对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载体展开系统研究。以传统的"大行政村"为基本自治单元和村民委员会为组织载体,总体已不适应当前村民自治新需要。以自然村、农村社区、村民小组为基本自治单元,以多层次多类型的村民理事会为组织载体,具有很大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性,满足了全国各地不同地区乡村治理复杂性的需求。     

迈向系统型自治:优势叠加与村民自治创新——中国村民自治发源地的经验拓展

村民自治的源起,是乡村基层治理创新的产物。如今,村民自治已走过四十余年,乡村社会虽经历巨变,但创新精神始终如一。近年来,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宜州稳步推进区级、乡镇、村屯多级治理单元的协调联动,形成了区委领导、部门统筹、乡镇保障、村屯探索、群众参与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挥组织优势、资源优势、能力优势的叠加组合效应,在三治融合的基础上打造出以系统型自治的基本模式为主轴,以内生和外延的特色发展模式为两翼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分别形成了党领民办自治模式、村屯联动共治模式、“大党委+网格化”服务治理模式、老人协会参与治理模式、党群合力联防自治模式、公共空间协商共治模式、乡贤助力参与治理模式、文化产业融合治理模式等八种村民自治新模式,领路村民自治在建党百年和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基层治理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要素优势叠加和村民自治创新经验拓展,提出了迈向成熟的系统型自治新课题,以及优化的新策略和新路径。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基层村民自治制度中权利监督体系的完善

平度"3·21"纵火案的发生暴露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中权力监督机制的失效。现有监督力量可以分为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监督两种,然而这些监督力量均存在一定的问题而无法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对此,应当建立和完善村务监督委员会,从而在基层民主自治中形成治理权与监督权的制衡。通过设立检查机关驻派机构、发展村民组织,来引导村民进行多种途径的监督。与此同时,还应当注重农村民主监督文化的形成。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单元的讨论与研究

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遇到了“自治悬空”甚至是“村民自治无自治”的发展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传统自治单元——自然村基础的脱节.面对上述困境,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的、重构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性改革与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之上.而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或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其有效实现单元可能是在现有行政村基础上的、同时向自然村拓展的多级自治形式.     

自治下沉:新时代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的探索——对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比较分析

针对行政村村民自治存在的现实困难,全国各地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广东省云浮市与清远市的改革较为典型,两市均通过自治重心下移释放了自然村或村民小组的活力,其创新思路及机制、实践特征及效能、改革局限及风险等值得进一步探讨。从当下的自治条件来看,新时代村民自治要实现“行政—自治”适度分离,加强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的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建设,赋予村民充分的自治权;确保“政经分开”,理顺村民自治组织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开辟农村基层治理新局面;因地制宜设置参与有效的自治单元与供给有效的服务单元,最大限度释放治理效力。     

“微”自治解决大难题

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如城街道新民社区是由原新民村、十里铺村、挺进村三个建制村合并而成的新型农村社区,现有24个村民小组,常住人口4975人,流动人口460人。在社区党总支的领导下,新民社区探索实施“合力微治”工作法.通过创设“微平台”、组织“微协商”、开展“微服务”、落实“微监督”,充分发挥组内熟人社会的特点,以小组“微”自治.打通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脉络,打造和谐温馨家园。     

提升农村社区共同体治理水平的新模式 ——基于广西河池市"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自治模式的分析

村民自治发源地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实施的以"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为自治主体的农村社区自治模式,采取党支部、理事会、理事小组、党员、村民多方多轮协商的议事机制,是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延伸的有效探索,形成了有效的"治理单元".然而,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高水平农村社区,急需将农村社区自治纳入法律调控的范围,突破现行的农村区划设置,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的自治主体地位,建设社区治理平台.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法律系统的自治——论卢曼对法律自治理论的重建

法律自治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它的理论解说却是远不够充分的,特别是那种将其相对化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对这一概念的澄清,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模糊.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法律的自治性,他的这一理论不仅克服了相对自治理论在解释这一问题上的不确定性,同时也避免了在强调法律自治性的同时将法律与社会隔离开来的弊病,对于我们理解法律自治、乃至于理解法律本身都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论学习自主性与语言学习自主性的同源效应

外语教学的成功与否不只是一个教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模式意味着学生将承担更多的学习责任.以学习自主性的理论认识为基础,探讨如何培养学生的语言学习自主性的若干策略.     

论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

论述了行政人员的伦理自主性,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行为;分析了伦理自主性既是行政管理活动的需要,也是行政人员人性发展的需要,其来源是行政裁量权为行政人员提供的自主选择的空间;而伦理自主性的充分获得在于主体对行政伦理必然性的认识.     

从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看我国村民自治的问题

村民自治制度对于推动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具有根基性的作用.同美国早期的乡镇自治比较发现,我国的乡村自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村民自治受到基层政权的行政控制,法律不健全及农民的自治权缺乏法律的保障.这些问题将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公民社会的形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核心思路是:彻底厘清基层政府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逐渐用司法手段取代行政手段实现对农村的控制,建立完备的关于村民自治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基层政府和农村的教育工作.增强政府工作人员和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村民自治的公共选择研究

选举制度是民主制度的核心 ,选举的得失直接关系到民主的真实性。选举过程是选民和候选人的互动过程 ,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而进行角逐。必须以选举理论指导村民选举的实践     

高校自主权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近年来 ,因高校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引起的法律争端越来越多 ,基于现代行政法理论 ,首先对高校自主权的性质进行了论述 ,认为高校自主权属于行政权力 ,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非民事法律关系 ,探讨了高校自主权接受司法审查的范围 ,提出了高校自主权法治化需采取的对策     

教育与人的主体性发展

教育使人具有主体性 ,使人的主体性不断完善。在以师生互动为特征的教育活动中 ,教师的主体性与学生的主体性同时得到发展。     

政治文明与民族区域自治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本文就政治文明与民族区域自治这一论题展开探讨,阐明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内涵,并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三个角度对民族区域自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这一论题作了阐述.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渊源与趋向

在中国传统社会,乡村自治表现为依靠宗族、乡绅的自治;法治表现为礼法秩序;德治则指依靠"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进行的治理。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根源于悠长的历史传统而又与时俱进。但是,在当下某些区域的乡村治理中,还存在着自治深度不够、效率低下,法治贯彻不彻底、不完善,德治被放空、难以真正发挥其效用,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各行其是,没有形成体系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确立明确的道德标准,建立健全德治相关机制;继续加强法律的普及工作,依法行政、依法治村,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结合道德、法律、习俗来完善乡规民约,规范民主选举程序,建立健全治理有效的自治、法治、德治机制。从而做到自治、法治和德治的结合,推动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随着《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 ,我国开始实行村级直选 ,标志着我国乡村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推进。但是 ,村民在自治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仍需我们进一步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加以改进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