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儒家思想

在佛教昌盛的武则天执政时期,武则天与儒家思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她为了夺取政权并进而维持自己的政治统治,充分利用“从周主义”、政治“正名”、重科举用文臣和制《臣轨》等儒家思想为其服务,武则天是一个务实的“以儒治国”主义者.     

武则天与花卉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女皇帝,她一生度过了82个春秋,究其养生之道,赏花观草不失为怡养天年的一个主要方面。 武则天是个赏花入迷的人,她自称“督花大王”,尤爱牡丹。古典小说《镜花缘》中写道,武则天“因素喜     

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

对武则天重用酷吏,史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否定。有的说,武则天是“千古未有之忍人”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有的说,她是“居心疑忌,秉性残酷” (岑仲勉《隋唐史》第十三节《武则天之为人》);还有的说,酷吏的“专权跋扈,横行不法,主要是得到武则天的支持。” (郑宝琦《关于武则天的评价问题》,《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我认为,仅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还应看到武则天对酷吏有一个利用、抑制、打击和对冤枉者平反昭雪的全过程。而且,酷吏也确实打击了恣行暴虐的门阀士族势力,对庶族地主的上升以及社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张易之、张昌宗到底是武则天的什么人

张易之、张昌宗到底是武则天的什么人郭绍林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到底是武则天的什么人？《旧唐书》卷７８《二张传》解释为“俱承辟阳之宠”，是“内宠”。这一说法被现代史学家承袭。岑仲勉《隋唐史》上册第１６１页说是“面首之流。”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第１６０页...     

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评《武则天新传》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古往今来,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但即便是近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公正的评价。杨剑虹教授的新著《武则天新传》则是一部试图撩拨重重迷雾,全面展示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的著述。《武则天新传》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全面客观地评叙了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以往的武则天传记偏重于武则天性格的叙述,或局限于政治活动的评叙。《武则天新传》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不仅叙述了武则天一生的重大活动,而且用大量笔墨展示了武则天时代的全貌。作者虽未言及武则天时代这一概念,但他不仅论述了武则天在位前后(包括唐高宗时期的参政、临朝称制、大权在握几个时期)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推行改革措施等方面的种种努力,专题研究了武则天时代巩固边防和对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而且还独具慧眼,     

武则天诛杀政策的社会历史影响

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一个女性象武则天那样在长达千余年的时间内,受到过如此众多的褒贬扬抑,评析议论。对她大施刑杀的千秋功罪,历来更是毁誉交加,众说纷纭。旧史说她“诡险”“专恣”,“阴忍鸷害,肆斩杀怖天下“。翻开《新唐书·则天皇后》纪,只见“杀”字连篇,贯穿全文(约出现五十多次)。她的统治,也被贬为“武氏之乱“或“武氏乱政”。今人则较全面地评价了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对她的杀人功过,较多地肯定了其打击门阀士族旧势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亦指出其杀人之多滥残酷。但对其消极的社会历史影响似尚评析不多。本文试就武则天诛杀政策的社会历史     

试论《武则天》的人物语言艺术

郭老的历史剧在他的艺术宝库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屈原》、《蔡文姬》和《武则天》都有代表性。《屈原》以浪漫主义见长,《蔡文姬》表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有机的结合,《武则天》又以现实主义别开生面。这种表现方法的差异,就使它们各自的人物语言(台词)显示出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屈原》和《蔡文姬》侧重于主观抒情,《武则天》侧重于精细刻划。《屈原》、《蔡文姬》侧重于以抒情表现思想,《武则天》侧重于以议论表现思想。因此,探讨《武则天》的语言艺术,会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和评价郭老历史剧的艺术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话剧剧本是说话的艺术,或者说是人物对话的艺术,或者说是通过对话写人的艺术。所以,高尔基就指出“用来写剧本的口语对于剧本具有多么巨大的,甚至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剧作家创作剧本,总是服从主题和人物性格的需要,在认真开掘题材和编织故事情节的同时,还必然要十分注重人物语言的锤炼。郭老谈他写《武则天》的体     

武则天时代的经史子集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称帝的女皇,她似乎是个谜团,充满了魅力。但是有关在她统治时期学术文化发展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却很少有人探讨,本文拟结合两唐书《经籍志》、《艺文志》著录情况来研究武则天当政时期的学术发展。     

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

在我国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出现过一位女皇帝,这就是:唐朝的武则天(公元六二四——七○五年)。对于这样一个蔑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登上地主阶级最高统治者座位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毁誉纷纷,儒法两家的评语迥然对立,或斥之曰“牝鸡司晨”,“千古忍人”;或赞之为“忧劳天下”,“明王”“圣后”。“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廓清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武则天立嗣考

《辞海》根据《资治通鉴》将武则天未能立其内侄武承嗣为太子的原因归结为狄仁杰的反对。本文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历史文献,证明了武则天未能立武承嗣为太子是由于岑长倩、李昭德等人的反对而与狄仁杰无关。     

也谈近代汉语中副词“白”的一种词义及用法

马思周、潘慎在《〈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副词“白”》(载《中国语文》1981年第6期)里说:“近代汉语的北方官话(口语)中有一个副词‘白’,大约等于书面语的‘竟’、表示意外的转折。其语法特点是,只用于否定句,修饰‘不’、‘没’,如明人小说‘叫了半日白不答应’。‘他今日不知怎的,白不肯吃酒’。”1989年《中国语文》第5期上发表了胡增盖的《满语bai和早期白话作品“白”的词义研究》,文中也提到了表示“竞、竟然”义的“白”,如《红楼梦》七十回有这     

“涂炭”的语源及其演变

郭沫若先生在《关于“接受文学遗产”》①一文中,以“涂炭”为例证,作了以下训诂: “‘无数的父老兄妹遭受倭寇涂炭’,这‘涂炭’一个词便是被乱用了的。‘涂炭’本是名词,可变为自动词。例如‘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是名词,也是这个词的起源,‘生民涂炭’则被     

初中语文教材难句分析三例

析: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初中语文课本第一册《老山界》中,有一句“粥吃起来十分香甜,因为确是锇了。”从整句看,当然是因果复句,如果单就“粥吃起来十分香甜”,那应如何分析呢? 已出版的语法著作中,对此几乎没有涉及,仅在《中学教学语法系统阐要》(张拱贵先生主编)中有所提及:“前一个动词表示后一个动词(或形容词)是‘因何事’‘在哪方面’而有的,述说的重点在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这前一个动词就有插说的意味了。”《阐要》把它归属于连动谓语句,也还留有一点余地:“这前一个动词就有插说的意味。”     

三论庄子

在《论庄子》(见1961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这篇论文里,我说:“关锋同志的《庄子哲学批判》(见《哲学研究》1960年7—8期),已经对于庄子哲学作了深刻的批判,挖透了庄子的‘底’了”。近来又作了一些进一步的研究,我觉得关锋同志对于庄子的批判在基本方向上还是正确的,但是,庄子哲学的“底”似乎还需要再挖一下。关锋同志说:“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是这样一个三段式:‘有待’——‘无己’——‘无待’。‘有待’、‘无己’、‘无待’是庄子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     

浅谈武则天改元

<正>武则天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她实际掌权的五十年(公元655—704年)间,用的年号竟达33个!历史上的年号始于汉武帝,在汉朝,几乎所有的皇帝的年号都在两个以上,至晋惠帝司马衷,年号有11个。到明清,绝大多数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可见,在武则天时期,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频频改元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原因:     

“儿”非语素——兼议“儿化”的作用

“儿”是什么?除了“孩儿、健儿、女儿”等极少数词中的“儿”是一般语素外,几乎所有有影响的《现代汉语》教材或专著都说“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后缀(或词尾)。比如张志公先生说:“子、儿、头”是“能表示附加意义的不自由语素”。①任学良先生说:“词尾‘儿’也是名词的标志”。②张静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典型的词缀有……子、儿、头……”,③吕叔湘先生说“有一类复词,是在一个词根后头附加一个词尾的。先拿物体的名称来说,常在本字的后面加‘子’,‘儿’,‘头’等词尾”。④胡裕树先生说:“现代汉语里常见的是名词后缀‘子、儿、头’”。⑤胡先生的说法,似乎更具有权威性,因为这是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的。无须赘引了,总之,“儿”是语素,是语素中的词缀,这已是“定论”。     

简论武则天其人其文

翻开新旧唐书,对武则天的评价是极不公平的,唐时的一些文章亦复如是。它们用了最恶毒的字眼诅咒她,贬斥她,嘲讽她,把她比做妲己、褒姒,说她是“牝鸡司晨”、“奸人妬妇”、“肆行不义”、“贻祸邦家”。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更是骂她为“妖孽”,“虺(兀易)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旧唐书·玄宗纪》曰:“自武后移国三十余年,朝廷罕有正人,附丽无非阴辈。……朋比成风,廉耻都尽。”《新唐书·则天皇后纪》曰:“武后之恶,不及于大戮,所谓幸免者也。”《通鉴纲目》更是对武氏大加挞伐,胡致堂列举了她九大罪状。这就是说武氏罪恶滔天,罪不容诛了。     

王念孙“乘”字说浅论

扬雄《解嘲》:“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凫飞不为之少。”王力《古代汉语》注:“乘雁,一只雁。用王念孙说,见《读书杂志》。赵振铎在《读(广雅疏证)》一文中谈及王念孙的成就,第一条例证就是(广雅疏证》指出“乘”有“二”义,说“这是一个古义,后人不了解这点,往往产生差错。”“明白了这点,读扬雄《解嘲》就不至将‘乘雁集不为之多’的‘乘雁’解释为‘一只雁’了。”同是依据王念孙,结论却截然相反,原因何在?     

古汉语“其”字用法举要

《说文》无“其”,有“丌,下基也。”段注:“字亦作元,古多用为今渠之切之其;《墨子》书其字多作元,元与丌同也。”《说文》又有“丌,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从丌,丌亦声,读与记同。”段注:“《大雅》‘往■王舅’,假借为语辞也。《王风》‘彼其之子’笺云:‘其或作记,或作己,读音相似。’《郑风》笺云:‘忌,读为彼己之子之己。’《嵩高》传曰:‘远,己也’.笺申之曰:‘己,辞也,     

试论上古汉语中的“可以”

“可以”在上古汉语中,都是两个词的结合,还是其中一部分已凝固成为一个复音词?王力先生认为:“上古汉语的‘以为’和‘可以’并不等于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现代汉语的‘以为’和‘可以’都是双音词(单词);上古的‘以为’和‘可以’都应该了解为两个词的结合,而‘以’字后面还省略了一个宾语。”并且认为:“汉代以后,‘以为’和‘可以’才逐渐凝固成为复音词。”于此,王力先生特别引用了《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一例为证。杨树达先生在《高等国文法》“助动词”一节的“可”字条下,《词诠》的“可”字条下,均引《史记·袁盎列传》“司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为例证,来说明“可”的意义,都未涉及“可以”。据此,可以认为,杨树达先生对《史记》中的复音词“可以”,乃至整个汉代的著作中的复音词“可以”,都是作为两个词去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