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语境中的诗性人格建构——论郭象的玄学思想与东晋士人的诗性人格

郭象玄学通过对庄子逍遥义的全新阐释以及"独化于玄冥之境"的人生境界的建构深刻地影响了东晋士人的心态,为他们诗性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哲学理论依据.郭象玄学对东晋士人诗性人格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以新逍遥义为基础的"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建构引导东晋士人在出将入相、建功立业的同时,又能保持宁静淡泊、潇洒飘逸的名士风度;"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本体论命题使东晋士人在面对宇宙自然时追求与天地万物冥合为一的境界.     

竹林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劭开辟了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以“贵无论”奠定了玄学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继正始玄学之后,玄学史上又放一异彩:诞生了竹林玄学。竹林玄学的产生,是魏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正始玄学演化的必然。它对形成魏晋风度、蕴化元康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玄学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玄学庄学化与阮嵇美学

玄学庄学化与阮嵇美学汪裕雄一以正始十年为界标，魏晋玄学的主导倾向，从老学转向了庄学。何晏、王弼创立玄学，史称“祖述老庄”（《晋书·王衍传》），何晏“好老庄言”（《魏志·何晏传》），王弼“好庄老”（《世说·文学》注引《王弼别传》）。老庄原不分家，在何王...     

玄学的产生原因与分派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代(公元220—420年)的主要哲学思潮.玄,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是幽深微妙的意思.扬雄的著作称为《太玄》.魏晋时代的一些思想家推崇《周易》、《老子》、《庄子》,并称“三玄”.“三玄”是玄学的经典.当时的玄学家多是所谓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当时出现这种思潮是有政治原因和思想原因的.一、产生玄学的政治原因探讨玄学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问题.我     

"秀骨清像"中的玄学"风度"——从佛教造像看魏晋玄学对佛教思想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中期的佛教造像流行一种"秀骨清像"的艺术风格,这种造像特征来源于南朝画家陆探微的绘画风格,它表现的是当时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道骨神韵.这个时期正是南北朝佛教与玄学合流的重要时期,在理论方面,佛学的玄学化表现为"六家七宗"的形成,在佛教造像方面,玄学化的影响以"秀骨清像"佛像为特征.     

魏晋风度与审美

时至魏晋,中国美学开始其“二度黄金”时期,以士族为代表,形成一种逍遥世外、任情放达、风神萧朗的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玄学所孕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魏晋美学的感性显现。 一、魏晋风度的玄学底蕴 魏晋风度是魏晋玄学的产儿,而魏晋玄学的出现主要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

《世说新语》“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教科书①,”它展现出的魏晋风度更是千古谈资.所谓“魏晋风度”,就是士人们以他们在生活中的种种言行展示了“人的觉醒”.而“人的觉醒”在本质上说,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众所周知,魏晋是我国历史上十分特殊的时代.自汉末黄巾起义以来,直至隋统一中国这期间整个中国几乎完全处于分裂割据和混战之中,尽管期间出现过象晋太康年间那种短暂的繁荣景象,但很快就被八王之乱替代了.总的来说,整个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极为混乱、黑暗、痛苦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充满了虚伪、仇恨、凶杀,很多知识分子被卷进了政治旋涡,成了无谓的牺牲品。另一方面,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的那样,汉末魏晋六朝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②。动乱摧毁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儒、道、佛几种思想得以并存,玄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气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     

刘勰的圣人观与情志说和物感说——兼论《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矛盾

按汤用彤先生的说法,玄学作为魏晋新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各派思想进行一个新的组合,从而使那个时代的思想表现了特殊的精神。组合的结果,就是“以老庄(自然)为体,儒家(名教)为用”。①《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正是这样一种组合。一方面,刘勰的文学观中有不少命题,如自然说,虚静说,物感说和情志说等,都与道家思想有着血缘关系,但另一方面,刘勰又通过玄学的圣人观将儒家思想输入《文心雕龙》,从而起到节制和平衡道家思想的作用。圣人观可以说是《文心雕龙》进行思想组合时的枢纽或关键。于是,《文心雕龙》中儒道两家思想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又不无勉强的调和状态之中。正是这种调和,暴露出致命的理论弱点,导致了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方法论矛盾。     

追求圣人的理想人格

玄学人格精神是玄学理论的人格化和现实化 ,在玄学理论构建的动态过程中 ,玄学的人格精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前期玄学表现出对于名教进行极力诋毁的庄子精神是玄学理论对儒家一尊的矫枉过正 ,对社会的影响虽大却很快就被历史淘汰 ;后期玄学以郭象《庄子注》为分界 ,通过郭象《庄子注》对庄子原意的改造 ,魏晋时代的人格精神建立起来 ,这是真正的玄学精神。玄学人格精神的内涵是不忘现实而又追求飘逸高远的儒道兼综。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思潮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他们通过各自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魏晋风度与服饰境界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的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潇洒脱俗的“通脱”,在精神上追求一种潇洒飘逸的精神,这就是论者所津津乐道的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充分表现在人们的言谈、举止等方面,自然也体现在当时人们的饮食、歇宿、行旅、玩乐等等方面。以上诸端,五四以后诸家已多有论述;以下且对魏晋服饰境界,作一分析。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论嵇康的玄学思想

作为"竹林七贤"的主要人物和魏晋玄学的重要代表之一,嵇康的玄学思想是丰富的、多面的,其本质是"外道而内儒",但是又外不甘于道、内不甘于儒;其玄学思想包括元气自然论、智慧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长生不老的养生思想,以及"声无哀乐"的音乐美学等。     

佛玄合流及其理论建树——论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

本文论述了玄学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嬗变,这种嬗变主要表现在佛玄合流中佛教般若学思潮的兴起,形成了所谓的"六家七宗"。僧肇的"肇论"对"六家七宗"在理论上的偏颇作了批评,他以"非有非无""不真空"的思想,理解般若空观,抓住了般若学的精髓,然而他仍然不能脱离玄学的概念和范畴,从而对玄学"有无""动静"之辩,作了最后的理论总结。并以体用不二、即体即用,即静即动推进和发展了魏晋玄学。僧肇在佛玄理论上的建树,是中国哲学辉煌的一页,也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的最高水平。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外道内儒：嵇康矛盾心理的文化解读

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较为矛盾的诗人,一方面他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主张,追求一种闲适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则又表现出对儒家传统的遵从.这种矛盾具体地表现在他脱俗与入俗、避世与入世、悖礼与崇礼、贵生与殉身的冲突之中.     

何晏、王弼贵“无”异同论

<正> 历代史家习惯于将何晏、王弼同视为玄学贵"无"论的创始人,认为他们的理论完全一致.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它妨碍了我们进一步认识贵"无"论形成的过程,以及何、王哲学各自的地位和意义.玄学贵"无"论哲学,象一切新学说的创立一样,经历了一个由粗糙、不成熟到精致、成熟、完善的过程.早在魏明帝时期,何晏就被君主无为的社会思潮所裹携.青龙年间,魏明帝的景福殿落成,何晏写了长长的一篇《景福殴赋》歌功颂德,在赋中表达了其反朴归真的政治理想."故将广智,必先多     

论玄言诗的诗体革命

玄言诗在中古并不是另起炉灶的一个诗类,它是玄学时代诗人们援玄理入诗,各传统诗类被逐步玄学化的结果,具有反缘情、抑比兴和尚自然三大诗学特点。玄言诗创作最初的冲动来自时代危局之下诗人们欲以理思消释、放逐情感的要求,遇"物"不再生情,而转向"理"的体悟。悟理渐次胜过缘情,景与情的架构为景与理的架构所取代,赋体化和玄学论辩成为玄言诗常用的结撰手法,比兴模式遭冷落。"玄对山水"的态度使自然获得了独立之品格,佛教观法的渗入也进一步引导景与理的架构获得直观之品格。赏爱自然的传统于是开启,描写技巧随之大获进步,为田园、山水诗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在中古诗歌从缘情到山水、田园的发展过程中,玄言诗成为诗体革新的关键环节。     

西晋士风与"缘情"说的盛行

西晋时期,由于儒学礼教的衰微和玄学的兴起,社会上形成了"重情轻礼"和"以情为美"、"以悲情为美"的士人风气.在这种士风的笼罩和推动之下,文学理论领域著名的"缘情"说盛行一时,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