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语“斡惕”之探讨——兼论匈奴语“瓯脱”

我们在这篇论文中,拟对在蒙古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众说纷云的斡惕赤斤(otqigin)、嫩秃黑(notog)、鄂托克(otog)、斡秃(ot)、斡推(oty)、傲特尔(otor)、斡楚克(ochog)、斡塔赤(otaqi)等词进行探讨的同时,对于早在秦汉时代就繁衍生息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语“瓯脱”,谈谈自己的看法。在现代蒙古族语中,一直隐藏着一个叫“斡惕”的词根。蒙古人把最小的儿子称为“斡惕罕”,其原始书写法是“斡惕赤斤”。如《蒙古秘史》中的脱朵延斡惕赤斤、答里台斡惕     

关于拉施特《史集》中的斡脱古-孛斡勒

波斯伊儿汗国宰相、史学家拉施特在其波斯语历史巨著《史集》中常常用一些蒙语名词或术语,书中至少用了20000个蒙古语和突厥语词汇,由于这些词有许多各种不同的读法,使得一些学者在解释这些词时,常常碰到困难,斡脱古-孛斡勒-词也不例外。《史集》中拉施特用斡脱古-孛斡勒来表示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蒙古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仆役集团,此术语在书中至少出现了五次,现已发现了它的另外两种读音。     

文史新释(二则)

1.释“乾坤” 乾坤二字,《周易·系辞》及《说卦》均谓指天,地。(《周易·说卦》:乾,健也,天也。坤,顺也,地也。) 然乾何以称天,坤何以称地,旧说多未确。兹分论之如次。乾字古音读幹。闻一多说:乾为干、湿之于的本字,繁文作斡。卦名之乾,其正字当为斡,(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第四五页)其说甚确。唯斡字古音与今音亦不同,当读“管”。(屈原《天问》:斡维何系一句,斡字古本作管。)则乾一斡一斡盖以形音相近致讹。     

蒙古族族源研究的回顾及其新进展

从十三世纪起,欧亚各国的一些文人、学者开始研究蒙古族的族源。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御修钦定的《史集》、伊赛·阿勒·阿昔尔的《编年史》、我国明朝宋濂等撰修的《元史》等是最早涉及蒙古族族源问题的著述,他们出于本阶级本民族的意识整理研究口头传说和原始资料,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如《史集》详细地研究了十三世纪以前     

关于蒙古帝国东方三王家诸问题

一、前言蒙古统一后,成吉思汗把编为千户集团的游牧民分授其家族成员。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各获得4个千户而在西方形成了自己的领地。皇弟拙赤·哈撒儿、哈赤温子按只吉歹、铁木哥·斡赤斤分别获得1、3、5个千户,而在蒙古东边的大兴安岭周围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标题中的“东方三王家”,即是以上述三皇弟为始祖,拥有蒙古东边领地的所谓左翼三宗王。在研究蒙古帝国的构造、发展方面,与成吉思汗诸皇子的西道诸王及其领地同样,     

古代咏梅诗词漫话

梅在我国有长久的历史。两周已有关于梅的记载: 若作酒醴,尔唯麹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尚书·说命下》)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诗·召南·摽有梅》)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诗·陈风·终南》)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诗·陈风·墓门》) 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诗·曹风·鸤鸠》)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诗·小雅·四月》)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左传·昭二十年》) 又东北三百里,曰灵山……其木多桃李梅杏。(《山海经·中山经》)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梅树分布很广,梅并非观赏植物,而是果树,人们常用梅子作为调味品,在日常生活中象盐一样使用着。     

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下)

三、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促进了元朝统一中国的事业 丝绸之路,也是中原通往西域之路。汉唐的史书,如《汉书》有《西域传》, 两《唐书》亦有《西域传》,《元史》虽无《西域传》,但在《纪》、《传》、《表》中,有大量记载“西域”之事。《元史·西北地理附录》和《元史·河源附录》也都概括地记载了     

12世经蒙古社会中的宗教及族谱

前言近年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关于宗族及族谱的研究迅速开展，论文和专著接连得以出版。然而关于蒙古的涉及到宗族、族谱的论文、专著却几乎没有发表或出版，除了在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一书中可见到一些有关的论述外，其它酉文的、日文的专论不过只有二三篇而已。因此，本文想就蒙古社会中的宗族及族谱问题，以最早的史料中反映出来的12世纪的情况为对象，考察当时蒙古社会中宗族的实况及其变化、族谱的传承和内容。一、关于《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14世纪初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编纂的《史集》全三部中第一部是（合赞汗…     

尼鲁温蒙古与柔然

《蒙古秘史》和《史集》中关于蒙古族源的传说与《魏书》中关于柔然族源的相关记叙有很大的相关性,从历史语言学和文化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柔然(蠕蠕)木骨闾与尼鲁温蒙古勒之间可能存在有一定联系或历史的传承关系。渡腾汲思迁徙而来的成吉思汗22代祖先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有可能就是被青突厥人所灭的柔然残余贵族后裔。     

蒙古帝国的斡耳朵

所谓斡耳朵是指“汗与可敦居住的帐幕”,或设在其中的“宫廷”。成吉思汗以来,即从蒙古帝国时代到元朝,汗的斡耳朵原则上是由四位主要可敦统领的旧个斡耳朵组成的。例如成吉思汗时有称为“太祖四大斡耳朵”、“成吉思汗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元史》巷29泰定本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中译本第321页)的四个斡耳朵(见表1).     

也谈夜郎族属问题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汉书·西南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知夜郎为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最大的地方侯国,其历史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史中有一定的影响。     

说北方民族的斡鲁朵习俗

斡鲁朵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现存最早的关于斡鲁朵形态的记载,大约是见于《史记》中匈奴人的“瓯脱”,它起源于游牧民族“各有地方”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善,斡鲁朵日益充当了行国政体中的重要组织结构,至契丹辽朝时期被称之为“宫分”,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斡鲁朵结构也日益组织化、制度化。     

辽代斡鲁朵的存在形态

前言在《辽史》记载中 ,常常出现“斡鲁朵”(中原音ｗｏ -ｌｕ -ｄｕ①)一词。“斡鲁朵”在蒙古语中的意思为宫殿、阵营 ,是ｏｒｄｕ的音译 ,在突厥语中意为宫殿、城郭 ,是ｏｒｄａ的音译。② 在汉语中 ,把北方游牧国家君长的居所称为“牙帐” ,这大体上是斡鲁朵的同义词吧。在《辽史》里 ,把斡鲁朵 (以下为了与其它游牧国家的情况相区别 ,辽的ｏｒｄｏ称为斡鲁朵 )当作“行宫”、“宫卫”的同义词而使用。③ 斡鲁朵是辽朝的中枢 ,把握其实际情况 ,在理解辽代国家体制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辽史》卷 31《营卫志上》有关于辽代斡鲁朵的…     

北京香山昭庙乾隆御制诗碑记略

六世班禅入京朝见乾隆皇帝是清朝中叶皇室与西藏佛教领袖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清代民族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和戏剧性的情节,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清史、藏族史、民族关系史和北京地方史学界的关注,也引起戏剧界和文学界的强烈兴趣。关于六世班禅进京之事,在汉籍《清实录》、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及藏籍《六世班禅传》、《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均有记载。但是《清实录》对此事的记载节略甚多,而《六世班禅传》和《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又篇幅巨大,且缺乏全面的整理和研究。     

成吉思汗五伐西夏考

成吉思汗的对外用兵,首当其冲是西夏。其对西夏用兵,它的起因—过程—最后征服,史籍记载甚少,且多有牴牾之处。在所见的古籍中,最早记载这一战事的,当推公元1240年在蒙古草原撰写出来的《元朝秘史》(也称《蒙古秘史》下文简称《秘史》),其次是波斯史家拉施特在14世纪初完成的《史集》,再次是公元1344年完成的《金史》,1345年完成的《宋史》以及虽没有成书年代但可推断是元朝初期成书的《皇元圣武亲征录》(下文简称《亲征录》),最后是公元1369年成书的《元史》。 在研究以上史籍中,有关成吉思汗征灭西夏的五次用兵,以《亲征录》及《史集》所记最有价值。本文在讨论成吉思汗伐西夏始末时,所引用史料将以《亲征录》和《史集》为底本,参对《元史》及《秘史》,而以《金史》、《宋史》互校,旁参吴天墀《西夏史稿》,     

赛典赤赡思丁“西域附元”说质疑

《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赛典赤赡思丁,一名鸟马儿,回回人,别菴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太祖西征,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鹘迎降,命之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关于赛典赤赡思丁的家世及出身,《元史》所载,仅此寥寥数语。据众多学者考证,其为西域布哈拉人,故“西域附元”说似乎已成定论。据《蒙兀儿史记》、《多桑蒙古史》、波斯拉施特《史集》、伊朗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及日本小林高四郎《成吉思汗》等书所言,绝无赛典赤赡思丁于西域附元后即被重用之事,上述史籍均大同小异地记载了成吉思汗军队1220年春攻克花刺子模不     

杜甫墓地浅说

关于河南杜甫墓地,《旧唐书·杜甫传》记载说:“嗣业(杜甫的孙子)自末阳迁甫之柩归葬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元稹在给杜甫作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上有“嗣业启柩襄衬事于偃师,途次于荆,称余为老,辞不能绝”的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国史馆编修孙星衍和清初知名的考古学家武亿编纂的《偃师县志》也是这样记载的。     

11—14世纪蒙古各部落的宗教信仰

11—14世纪,在贝加尔湖流域,远东、中央亚和东西伯利亚等地区,生活着许多操蒙古语的部落,他们使用相互近似的部落方言。据《蒙古秘史》和《史集》记载,12—13世纪,所有的蒙古部落分为两部分——森林部落和草原部落。森林部落主要居住在森林,他们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尽相同。有的以狩猎和捕鱼为生,他们是名符其实的森林部落。有的则以放牧和农耕为生,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要高得多。属于森林部落的有斡亦剌惕人、布里亚惕     

谈“泽中有火”

一、“泽中有火”是我国发现油气的记载吗 《易经·革卦·象传》中曾写道:“象曰:泽中有火,革。”科学史研究者目前对《易经》中“泽中有火”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它是我国发现油气的最早记载;一种则认为它与油气完全无关。 认为“泽中有火”是我国发现油气最早记载的,可以申力生主编的《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第一卷为代表。该书写道:“《周易》上的“泽中有火”,是现已发现的我国古代文献中,有关天然气燃烧的最早的文字记载。这一记载表明,在我国,早在公元前11     

河南元代站赤交通及意义

“站赤”是元代设立在水陆交通线上的基层机构。远在蒙古帝国时期,这种设置便已开始,并以此维持了帝国对外战争的需要。元朝建立之后,这一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巩固。据《元史·兵志》记载:“元制站赤者,驿传之译名也”。意谓“站赤”乃蒙古语,实即我国古代故有的驿站设置。当时设在大漠南北的蒙古站又称达达站,在中原及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