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斡鲁朵所在地探讨——兼谈所谓“横帐”

一、问题的提出《辽史》上的所谓斡鲁朵,在我国古代其它文献中,又写作斡里朵、斡耳朵、兀里朵、窝里朵、窝里陀等等。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曾对斡鲁朵的语义加以考证,指出这个词原来的词根具有“中央”的意思。由此转来,在狭义上意味着君长的住宅,即宫殿;在广义上,则意味着宫城。从《辽史·营卫志》的解释:“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宫曰斡鲁朵”,可以知道,《辽史》中的“宫”、“行宫”就是对斡鲁朵的译写。根据《营卫志》、《百官志》等处记载,辽朝共有十二宫一府,其中九个宫为九个皇帝所置,另有两个宫为操持政抦、权倾一时的应天太后、承天太后所置,还有一个宫为曾经势力盛极的皇太弟耶律隆庆所置。而圣宗时宠遇殊隆的汉人宰相韩德让“拟诸宫例”置一府。可见,这些宮的所有者,若非当时的     

契丹斡鲁朵(宫分)制经济分析——辽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之一

斡鲁朵(宫分)制与辽代相终始,历时二百年.在维护契丹专制主义统治过程中,它与捺钵等制曾起了巨大作用,所以被《辽史》作者称之为:“立国规模,莫重于此”正由于此,这项制度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注意,广为探索.四十年前,傅乐焕先生留学英国时所作《捺钵与斡鲁朵》博士论文,即系探索这一问题的专著,可惜在国内没有流传.这一时期的探索,大都着眼于斡鲁朵制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和作用,很少对其进行经济分析.建国     

说北方民族的斡鲁朵习俗

斡鲁朵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现存最早的关于斡鲁朵形态的记载,大约是见于《史记》中匈奴人的“瓯脱”,它起源于游牧民族“各有地方”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善,斡鲁朵日益充当了行国政体中的重要组织结构,至契丹辽朝时期被称之为“宫分”,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斡鲁朵结构也日益组织化、制度化。     

契丹诸行宫都部署院初探

诸行宫都部署院是辽代斡鲁朵的管理机构,下设契丹、汉人行宫都部署司,对斡鲁朵内各民族的军事、生产、民政等事务进行管理,同时还要扈从圣驾、负责宿卫,守土戍边,防止外族入侵,有其职官设置、人员构成、职能地位等方面较强的游牧民族特色,在北面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青海和硕特蒙古族概说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蒙古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的民族。 蒙古,《旧唐书》称蒙兀,《新唐书》称蒙瓦,《辽史》、《金史》称“盟古”、“萌古”,《元秘史》称“忙豁勒”,《蒙古源流》中称“蒙部勒”。它是我国古代北方许多部落长期发展逐渐形成的一个民族。 唐朝中期以后,原来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部落逐渐西移,到十二世纪初(辽亡以前,即公元1125年前)已移至克鲁伦河中域,以后又移到克鲁伦河、斡难河、土拉河上源、肯特山以东一带(即今乌兰巴托东北一带的草原)。在它的周围,西有斡亦     

辽代白川州沿革及其经济文化发展

白川州由私城而转为头下州，后被没入，再转为斡鲁朵辖州及文忠王府属州，在辽代州县中具有特殊性和典型意义。白川州所经历的变化，贯穿于契丹民族由部落组织到国家政权建立及巩固的全部过程。辽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统治方式调整，多与白川州历史变化有密切关系。     

从河北隆化县鸽子洞元代文书谈元代的失剌斡耳朵

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隆化县鸽子洞发现一批元代文物 ,其中有一墨书文献 (已残 ) ,上书汉字若干 ,内有“失剌斡耳朵”。现就失剌耳朵及相关问题简述如下。在元代文献中 ,“失剌”又写作“昔剌” ,都是蒙古语“黄色”一词的音译。“斡耳朵”是蒙古语“营帐”之意。“失剌斡耳朵”就是“黄色的营帐”。在蒙古汗国时期 ,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汗在和林建有一座避暑用的营帐 :“它的墙用格子木制成 ,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 ,同时对它整个覆以白毡 ;这个地方叫昔剌斡耳朵。”(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 ,第 2 79页 )这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 ,“…     

阿保机时代之契丹四楼考辨

拙作《契丹四楼及其名号考述》一文,谨就形式上对契丹四楼进行了探讨,认为“楼”之字,就是“斡鲁朵”一词在契丹语中的不同用法或汉族人士的省译式。从而得出了这样地一个结论:四楼是同于捺钵生活方式的、契丹族早期斡鲁朵习俗地沿续和发展;它是真实的历史存在。然而,对于阿保机时代契丹四楼的历史内容,仍欠发掘。现谨就此,试陈管见。     

宏阔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教育与辽代社会》读后

辽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疆游牧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辽代教育研究却相对薄弱。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突破史料不足征之桎梏,从宏阔视域审视辽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全貌,对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书是辽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出版推动辽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蒙古帝国的斡耳朵

所谓斡耳朵是指“汗与可敦居住的帐幕”,或设在其中的“宫廷”。成吉思汗以来,即从蒙古帝国时代到元朝,汗的斡耳朵原则上是由四位主要可敦统领的旧个斡耳朵组成的。例如成吉思汗时有称为“太祖四大斡耳朵”、“成吉思汗皇帝四个大斡耳朵”(《元史》巷29泰定本纪)、“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中译本第321页)的四个斡耳朵(见表1).     

蒙古语“斡惕”之探讨——兼论匈奴语“瓯脱”

我们在这篇论文中,拟对在蒙古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并且长期以来专家学者们众说纷云的斡惕赤斤(otqigin)、嫩秃黑(notog)、鄂托克(otog)、斡秃(ot)、斡推(oty)、傲特尔(otor)、斡楚克(ochog)、斡塔赤(otaqi)等词进行探讨的同时,对于早在秦汉时代就繁衍生息在我国北方的匈奴族语“瓯脱”,谈谈自己的看法。在现代蒙古族语中,一直隐藏着一个叫“斡惕”的词根。蒙古人把最小的儿子称为“斡惕罕”,其原始书写法是“斡惕赤斤”。如《蒙古秘史》中的脱朵延斡惕赤斤、答里台斡惕     

西域“粟特”考

“粟特”一名,首见于《后汉书》,称为“栗弋”。 “栗弋国属康居,出名马牛羊、葡萄众果,其土水美,故葡萄酒特有名焉”。“粟特”正式见于《北史》: “粟栗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沙邪。属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北史》的“栗特国”,即《后汉书》的栗弋国,唐代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叫“(宀卒)利”,是指一特定地区而言。这是由粟弋音译转化来的,其根据是《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     

辽天德军地理位置考

据《辽史·地理志》丰州条载,辽天德军与丰州同置一地,即都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而同卷“天德军”条又载,辽天德军的地理位置与唐天德军完全相同,都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期明安川一带。而据《辽史》所载,辽代并无二个天德军设置,所谓“天德军’即“天德军节度使”,辽代仅此一机构。那么,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究竟在何处?笔者通过对辽初史料的稽查,核对与考证,有理由认为,辽代天德军的地理位置应与辽代丰州同治,因而,《地理志》“天德军”条,显系舛误。     

《辽史·萧陶隗传》辨误

在历代正史中,《辽史》以其简略疏漏,向为史家赀议。前人已做过不少考订、校补工作,但仍有未发掘可增补者。今读《辽史·萧陶隗传》,发现其职官仕历所牵涉年代及人名舛误颇多,给后世读者带来了混乱。本文对《辽史·萧陶隗传》略加考证,指出《辽史·萧陶隗传》记载的萧陶隗迁契丹行宫都部署的年代"大康"当为"大安"之误,《辽史·萧陶隗传》涉及人物"萧斡特剌"当为"耶律斡特剌"之讹,"萧阿忽带"为"萧阿鲁带"之误,以期有助于治史者。     

辽代的部族制度

一、部族的成立《辽史》卷三十三《营卫志下》部族条所载作为太祖二十部 (称为国舅帐的拔里、乙室己二部除外 ,实际为十八部 )、圣宗三十四部各部的内容 ,当然是辽代游牧人户的编制。那么 ,辽代的部族 ,从脱离所谓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集团部族的本来意义 ,转化为专制国家的行政上、军事上的部族之区别 ,津田博士早已在《辽制度的两重体系》(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　第五 )中论述了。因而 ,圣宗三十四部固然是太祖十八部的大半 ,也与按照辽室意图人为编成有关。不用说 ,在这些部中 ,倒如乙室、品部等 ,是在所谓契丹八部称呼的条件下自…     

辽代教育史研究的新篇章——《教育与辽代社会》评介

高福顺教授新著《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以“教育”“辽代社会”两个关键词为主线,在系统探讨辽代教育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教育与辽代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除“导论”外,共有七章,外加三篇附录。该书视角新颖、引用广博、完整周密,无论是选题还是内容撰述,堪称近年来辽史研究最前沿的研究论著。     

“同义为训”与“同义并行复合词”的产生

一、同义词在语言中的作用汉语词汇的丰富性,表现在“同义词”的丰富上。解释词义的方法,也常常以这种丰富的同义词做基础,在训诂学上形成“同义为训”的体例,即以同义词来做训释词,指明被训释词和训释词之间是同义关系。古代训诂学的专书,如《尔雅》等,首先是把同义词类集起来分列成各条,再从各条中分别采取比较普通常用的词(一般称为“基本词”)来做训释,这就是“同义为训”。郭璞《尔雅序》里所谓“总绝代之离词,辩同实而殊号者”,也就是关于同义词的类集、     

略评《辽史》对妇女的记载

《辽史》成书较晚,撰于元朝末年。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中书右丞相脱脱受命任纂修辽金宋三史都总裁,欧阳玄等人任总裁官。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分撰《辽史》。但这并非首次撰写辽史。在此之前,金朝曾两次纂修《辽史》,但成书而未曾刊行。辽朝也曾设立史官,撰写起居注、日历、实录等,以耶律俨纂修的《皇朝实录》为最,达七十卷。至元纂修《辽史》时,耶律俨的《实录》与金朝陈大任的《辽史》尚存,遂成为重要依据。由于当时元政权将覆,财政又十分困难。没有大力搜集史料,仅用十一个月的时间便修成这部《辽史》,以致《辽史》“内容阙略”,“漏洞百出”,因而历来史家均认为《辽史》成就甚微。然而综观《辽史》除“立表最善”外,对于后妃、烈女的载述成就也很大。其成就虽逊于《史记》,却居于其他正史之上。     

1997年-2003年内蒙古史学界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综述

(续)三、关于契丹(辽)史的研究关于契丹(辽)史研究的专著有盖之庸编著的《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62万字),全书收录了近20年来在内蒙古地区发现的辽代墓志、石刻60余方,附有插图66幅,图版26幅,由作者加注考证。并且,作者还详细介     

辽代功臣制度初探

针对辽代功臣制度研究不足的现状,以《辽史》等文献资料为基础,充分利用了辽代的汉文石刻材料。结果表明,辽代功臣制度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功臣号授予方式包括“初赐后加赐”和“赐后改赐”。得出如下结论：辽代的“功臣”被赐予社稷大臣、属国的国主、耄年和致仕官员以及功勋后代;一般情况下,带有节度使身份的官员才有被封赐功臣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