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艺术呈现与作家的百年孤独 ——评黄青松长篇小说《毕兹卡族谱》

黄青松长篇小说《毕兹卡族谱》,抛弃被格式化的写作技巧,运用审视与魔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化展示,探索“族谱体”小说创作路数,通过花桥这个土家族村寨的“前时代”“远时代”“近时代”及“后时代”等四个时代不同文化现象的描述,艺术地呈现了花桥的整体文化形态,堪称一曲全球化时代东方传统乡土社会的悲歌。《毕兹卡族谱》的创作也表明,当一个作家以自己的民族文化为对象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他就进入到一个悖谬里面,陷入到艺术创作与文化理性的矛盾中。艺术是充满激情的东西,理性是冷静的东西。艺术创作越是追求爱与理性的平衡,作家就越不容易被人理解;艺术创作中爱与理性越趋于平衡,作家的孤独感就会越加明显。     

《毕兹卡族谱》：语言的乡愁

湘西作家黄青松的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延续了20世纪湖湘文学谱系从沈从文到韩少功作品中关于现代性文明与乡土世界关系的思考,以作为花桥世界存在意义符号的世俗/神性语言为镜,反思一元化、本质化的现代性文明。作者不仅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呈现出毕兹卡族人的“名堂经”话语以及其背后蕴含的生存方式和生存哲学,同时更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和困局,进一步审视了近代以来国人所面临的“走出乡土”的时代命题。     

都市围城中的望乡写作——评黄青松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

《毕兹卡族谱》立足于少数族裔的文化和知识,于地方性的经验中发现了与主流叙述不同的文学风景。以自鸣钟进入花桥所造成的时间秩序的改写为标志,跳跃性的“文化生成的片段”获得了一种逻辑性重组的可能。作者在花桥中寄寓了某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但需要警醒的是,恰恰是城市经验照亮了作者的花桥记忆。作者基于“原乡情结”的写作,一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异质性的阅读经验,另一方面则因为对故乡的认同,而对未来缺少建设性的思考。     

文化暴力与个体突围——黄青松小说集《坐床》的文化学解读

黄青松的小说集《坐床》集中对花桥这个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中无处不在的隐性暴力进行了书写,向我们展现了个体生命与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的认同与背离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传统价值系统崩溃之后现代性价值建构过程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情感、价值关怀缺失等文化问题。基于此,黄青松的写作具有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胸襟、气度和使命感,同时也彰显了其写作在今天这个文化剧变的时代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文化暴力与个体突围——黄青松小说集《坐床》的文化学解读

青年作家黄青松的小说集《坐床》集中对花桥这个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中无处不在的隐性暴力进行了书写,向我们展现了个体生命与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的认同与背离的内在紧张关系,以及在这种地方性价值系统中个体的艰难突围和在传统价值系统崩溃之后现代性价值建构中出现的人与人之间情感、价值关怀缺失等文化问题。由此,黄青松的写作具有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作家的胸襟、气度和使命感,同时也彰显了其写作在今天这个文化剧变的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意义与价值。     

从彝语支土家族族称看及乌白蛮源流问题

从彝语支土家族族称看及乌白蛮源流问题朱文旭一、土家族族称问题土家族族属问题目前有四种说法：巴人说；乌蛮说；土著民说；古羌人说。①土家族自称“比际卡”Ｐｉ３３ｔｉ５５ｋｈα３３，“毕兹卡”Ｐｉ３３ｔｓ５５ｋｈａ３３，“毕兹刹”Ｐｉ３３ｔｓ５５ｓ...     

土家族摆手舞中的原始文化意象

土家人自称“毕兹卡”,其先民是古代巴人,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土家的先民离开发祥地而远徙,最终栖息于被当今人类学家、文化学家、社会学家称为中国原始文化的沉积地带之上。如此丰厚的原始文化遗存更多地保留在土家民族的歌舞艺术之中。作为土家特色极为典型的摆手舞,究其舞蹈形式与内涵,不论是“男女相携”连臂而舞的壮观场景所反映出的原始部落舞、民族舞的遗习,还是古拙质朴的动作所显现的原始“拟兽舞”的遗韵,以及战阵舞中所隐含的原始武舞的演化留存,其文化意象应是祭祀怡神的巫舞,其最终反映的是人类祖先普遍关心的生存与繁衍的两大课题。     

《红楼梦》“大荒山”并非长白山——与陈景河先生商榷

《红楼梦》中的“大荒山”并非陈景河先生所误引的《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大荒山”,也与长白山无关,乃“荒唐言”耳。不能认为《红楼梦》主旨是写满族的兴衰史,表现的是中原腐朽文化和关外满族原始素朴文化的冲突等等。红学研究必须讲究科学的“方法论”。     

"毕兹卡"考释

"毕兹卡"是土家语对土家族的自称,"毕兹卡"的具体翻译成汉语是什么意思?最传统的说法是"毕兹卡"是"本地人"的意思。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土家语"毕兹卡"与汉语"本地人"没有对译关系,也就是说,土家语"毕兹卡"中没有汉语"本地人"对应词来对译。从语言学、民俗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毕兹卡"是"男人哭嫁的民族"的意思。     

武陵山区的民族识别及民族经济中的五对矛盾

湘鄂川黔四省边区的武陵山脉腹心地区,史称“蛮夷之地”,“劲勇淳朴”的毕兹族人在这里定居了数千年之久。然而,清初的“改土归流”(世袭土司制改为委任流官制)使汉人不断地涌入该地区,且外来的汉人(客家)逐渐超过本地区的毕兹人(土家)。因此,早在清末,四川东南边这一自古以来就有记载的“蛮”区似乎已变成汉区,毕兹族已不复存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跨族别写作抑或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尘埃落定》艺术创新探究

在《尘埃落定》的十数家评论家言中 ,高屋建瓴地揭示作品艺术价值、贡献及其历史地位 ,因而有广泛影响的评论是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特别的手法与普遍的眼光、普遍的历史感、普遍的人性指向辩证统一说 ,也概括为“跨族别写作论”。特殊与普遍的统一、民族性与人类性的结合是一切伟大作品成功的基础 ,包括中国现代各民族杰出作家在内的当今世界优秀作家都追求并探索着并不同程度地实践了这一近现代的卓越美学思想。《尘埃落定》在“傻子”视角叙事、演绎“权力寓言”、表达人性尊严等几个层面 ,体现了“跨族别写作”的超越、突破 ,但笼统地说开创了“跨族别写作”的“新写法” ,容易夸大作品的“划时代意义”。笔者倾向于把《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定位于 :贡献了一种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 ,很难作出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划分 ,超越特定题材特定时空的表层意义 ,具有强烈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的新型创作形态的范式。这样言说并不否定特殊与普遍统一的“跨族别写作论”却能突出作品在 2 0世纪 90年代小说创作的重要流向和审美意识的主要变化的代表意义     

“自在”与“融合”之间的尴尬境遇--论电影《绿草地》中蒙古族文化境遇的书写

在全球化语境下,蒙古族传统文化在坚守自己的民族“异质性”与融合、吸收全球化文化的“同一性”之间,建构着自己的民族神话,也在解构着民族神话的内质。电影《绿草地》从文化的本体研究出发,探寻了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衰落与传承的问题,关于全球化态势与民族性经验的博弈,关于民族文化的理想认同与生命个体的现实选择间的矛盾,书写了当下蒙古族文化的尴尬境遇。     

母体经验的差异表述与身份认同——黄青松《名堂经》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青年作家黄青松的长篇小说《名堂经》以词汇条目的形式,对花桥人的文化习俗、神话、方言、日常伦理、生活情态进行全息展现,通过花桥人特有的生命体验、情感诉求和生存形态的个性化描述,从两个层面上展开其反抗现代性的意义阐释,即表层上片段化的独特的文本叙述方式,和深层上地方性价值系统的建立,这两个层面又共同构成花桥作为一个文化母体的双重经验。由此。黄青松的写作在差异效果中最终完成了其文化独立意义上的身份认同。     

新疆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探析--基于“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不同适应模式

少数民族通过两种模式来完成城市文化适应,一是基于“人口流动”的少数民族移居城市而发生的文化适应;二是基于“文化流动”的农牧区城市文化适应,也就是农牧区文化的城市化。通过“人口流动”和“文化流动”两种不同的适应模式分析哈萨克族城市文化适应,讨论农牧区哈萨克族的城市文化输入及适应情况,有助于我们了解哈萨克族实现城市化的过程。     

论土家族文学历史源流

一 人文风貌 在湘鄂川黔衔邻的广大山区,居住着一个古老而又年青的兄弟民族——土家族。说它古老,早在先秦时代,其先民活动即已见于史籍;说它年青,其族别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1956年才被正式承认。 土家人自称“毕际卡”或“毕兹卡”。以武陵东脉和清江流域为中心,西抵梵净山和乌江,东接彝陵与江汉,北界巫山长江,南控兰澧芷沅。他们世代相守,繁衍生息,融合移殖,     

重构砚乡的文化记忆——读《宝砚庄》

长篇小说《宝砚庄》是一个文学的“异数”,它以散点透视的手法,多角度重构砚乡的文化记忆。《宝观庄》可视为“非虚构”写作,但因其取材于过往旧事,故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文学叙述,而非生活实录。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

土家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源,众说不一。主要有:一说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二说是古代由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一部,三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公元910年前后)由彭瑊率领的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 笔者认为,“南入”、“东来”都不能成其为土家族族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民族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和互相影响,甚至有一部分融合于别的民族,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成员。“南入”、“东来”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研究某个民族的族源,把加入的部分作为主要成份是不适合的。特别象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土家族族源,应该从这个民族     

语言"深描":中西传统节日文化比较与析解

节日是一种文化样式。中西传统节日在命名方式、词族生态和“文本”结构上各有特点。通过这种语言“深描”,能够比较、分析出中西节日文化的物质。     

文化象征的拓展 ———评萨林斯《与修昔底德辩难》

萨林斯在晚年出版的《与修昔底德辩难》（以下简称《辩难》），或许是他最后一部重要的著作。2000年，他出版一部文选《实践中的文化》（Culturein Practice），书中选入自1963年后，他围绕两个核心问题而思考和写作的多篇论文，分别列入“文化篇”、“实践篇”和“实践中的文化篇”三个部分，从时间来算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99年的“何谓人类学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