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天子·天理：论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

宋代院体画作为皇家扶持的绘画类型,其主题围绕“天下”“天子”和“天理”形成不同的维度;宋代院体山水画形成“山水-庙堂”的天下结构关系,其主题从“天人关系”的表象隐喻地指向“天下”;宋代院体人物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子”,这一主题指向从“君与民”“君与臣”“君与君”三个层面展开;宋代院体花鸟画主题隐喻地指向“天”或“天理”,通过“以物观物”和“观之以理”的方式呈现。宋代院体画主题的三个维度对应形成一种“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结构。     

孟子义利观的逻辑前提

孟子的义利观中有两重规定,体现为两重关系,一重是君与民的关系,主要是利的规定,要求君与民同忧乐,包括爱民性命以安民、制民之产以富民、教民听民以养民。另外,君要有节制的索取于民。一重是君与士的关系,主要是义的规定,要求君不仅精神上尊重士,更要尊重士的精神。这两重规定关系的逻辑前提是确保统治阶级的长久统治。     

论贾谊的民本思想

生活于汉高祖刘邦至汉文帝刘恒时代的贾谊，面对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之时的一片荒凉残破的社会景象，着力思考和解决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巩固西汉政权统治等问题，从而产生并形成了著名的民本思想．本文试图探讨一下丧谊民本思想的内容、渊源及其对前人的发展．一所谓“民”，在三代、秦汉文献中，一般指以农业劳动为生的被压迫阶级．所以，“民本”思想就是以这类“民”为国家社稷之根本的思想．它是就君依附于民、民制约君的相互关系而提出来的，其中主要强调民对君的制约．贾谊认为。‘万物变化，固无休息”，且“忧…     

贞观时期的民本思想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治世,而民本思想是实现这一治世的关键。民本思想包含重民、存民、富民、化民等观念,它是一套＂问题-解答＂模式,它体现了君与民的对待关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缓解了君民关系,民本虽与民主不同,但它本身也有积极作用。     

论商周君权思想的变化

商以前君权合法性的根源在于“帝” ,但也存在君为民设的观念 ;“帝”与民是通过君来沟通的。至周“帝”的权威性动摇 ,产生了“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的观念 ,以民为基础把天帝、君、民联系起来。在君权的传承上 ,商代早中期虽有嫡庶之分 ,但嫡长子继承制并未确立 ;商代末期嫡庶之分才清晰起来 ;周人严格实行嫡庶之分。随着商周社会的剧烈变动 ,君权统治由外在对天帝的依赖走向内在的道德自律     

论荀子的君民关系说

君民关系是先秦诸子争鸣的重点。如何认识君、民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处理君民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荀子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图式及其作用机理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探询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的价值体系。围绕政治主体（实体）、社会规范、政治秩序力这三个政治秩序的基本构成要素及其运行机理，以天命、人性、阴阳这三个基本哲学命题为本体论依据，以君权神授、血缘认同、古远传统、精英崇拜为合法性资源，儒家建构一个精巧的政治秩序样式，并对其作用机理作出了精致的安排。在结构安排上，坚持以“三纲八目、内圣外王”为总纲，以“己—家—君（国）”为秩序载体、以三纲五常为秩序规范、以仁政和家长式权威为秩序力。在作用机理上，主张“天理—礼法—人情”、“天—君—民”的三角互动和“天—君—臣—民”、“己—家—国”的双向互动。     

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

唐甄《潜书》对君民关系的考察是从三个不同层面着眼的。第一个层面 ,从历史上来看 ,唐甄认为君民关系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第二个层面 ,从社会关系上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处在政治机体的不同部位 ,是心与身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认为君民之间是人格平等的。唐甄的政治思想是介于传统民本和近代民主之间的过渡的思想形态———新民本思想。     

明代“天→君→臣→民”之社会哲学思想

哲学的反省，在专制政治体制背景下，旧惟有以劝说来提醒君王，希翼君王勤政爱民。就此而言，明代的社会政治家建构了一套天人之际的思想体系，包括“天→君→臣→民”拾级而下的权威体系，以及由下而上的“民→臣→君→天”的顺命路线。     

朱熹的礼治思想

朱熹的礼治思想正是“后王安石时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体现。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理念主要包括了三个方面：1）德礼先于政刑又不废政刑的为政原则论;2）严正而不失温情、强调君礼臣忠的君臣关系论;3）主张“与民同乐”、“以民为本”的君民关系论。总而言之,朱熹的礼治思想是两宋时期“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学化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李觏《易论》中的为君为臣之道

“临川文化”的代表人物李觏在其《易论》十三篇中,重点讨论了为君为臣之道。从为君之道出发,君王要提高自身的德行修养,保持谦恭、勤俭的作风,公心为民,选拔人才注重德才兼备,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居安思危。从为臣之道出发,臣子要忠于君王,报效国家,秉承刚正无私的精神,不可谄媚趋利,谨防谗佞小人接近君王,安其本分,持守臣位。不论为君为臣,都当遵循“时势”,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时俱进。     

孔孟民本主义思想差异探微

孔、孟虽同为儒家代表人物 ,但两人在民本主义思想上却存在很多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对君、民两者本质认识上的差异 ;君、社稷、民三者之间地位安排上的差异 ;君、民之间关系处理上的差异 ;对仁政具体实施方案上的差异。形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两人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 ,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同。     

对朱熹君权制约论的历史性考察

君权制约问题与君主集权相伴而生。中国封建社会君权制约理论主要有两种:一是道德规劝,一是灾异谴告。朱熹"理欲二分"、"以理制欲"理论的主要目的是制约君权,这是朱熹在宋代君权进一步集中的社会背景下对传统"道德规劝"和"灾异谴告"君权制约理论的继承、综合与升华。     

孔子正“名”复“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从行政伦理的视角分析

孔子是积极的“救世论”者,面对春秋末年“礼崩乐坏”、“社视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行政“失序”与“失范”状态,其炙热“济世情怀”和执著的“恋政情结”,促使他在借鉴以往德政礼治的经验和教训基础之上,提出并努力践行了正“名”复“礼”思想.他要求为政者内常修为政之德,外恒守治国之“礼”,同时把有德有才之士选拔为仕,让他们在领导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凭借自己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去为政治国.试图通过正“名”复“礼”的途径去厘正君臣、人伦关系,规范为政者的言行、维护社会秩序、恢复西周盛世时的行政伦理秩序,从而达到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的和谐.     

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发展原因探析

明末清初思想家批判维护“君主私利”的封建法律,追求以“天下公利”为目标的正义法律,超越了以礼治为核心的“尊君”的法律思想。明末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现代化因素和政治环境的改变是该时期法律思想发展的外在因素,明末清初思想家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该时期法律思想发展的内在根源。明末清初法律思想的发展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内在超越。     

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传统法律文化的君主义务观及其对责任政府建设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非常重视和强调君主对民众、对天下所负的义务。传统法律文化认为,君主是为"民"服务的,这是设立君主的最根本的目的,也是君主的最根本的义务。君主只有遵循天意和民意,尽自己的义务,民众才能服从君主管理,如果君主不尽义务,民众就可以重新选择君主、反抗暴政。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看来,君主对天下、对民众承担着系统的经济义务、政治义务和文化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使君主权力行使的规范化,但是也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传统法律文化对君主义务设计的有益成分,摒弃其先天缺陷,为建设责任政府服务。我们必须强调义务在政府及公务人员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中居于核心的、根本的地位,树立义务本位的行政发展观,建立中国特色责任政府的义务履行体系,完善义务履行的监督评价体系,实现政府责任的法制化。     

论韩非的君臣观

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对君与臣的关系进行了很深入的思考,对以往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探讨,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从君与臣关系的实质、君对臣的控制、君与臣的矛盾等三个方面对韩非的君臣观进行考察,可以揭示其君臣观的实质和具体内容。     

杨时乔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探微

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杨时乔坚持以道事君的君臣观;倡导经世致用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建议实行宽民之政的民本思想;整顿吏治,推行以择任贤俊为本的人才观。     

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的王权与法律的关系比较

通过对王权与立法的关系、王权与司法的关系以及法律对王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对比 ,指出了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在王权与法律的关系上的不同 ,认为古代中国的王权基本上不受法律的制约 ,而古代罗马的王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