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晚唐爱情诗的兴盛

爱情诗的兴盛是中晚唐诗坛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中晚唐士人“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时代精神 ;由盛唐诗气势雄浑、境界阔大到中晚唐诗意绪细赋、境界狭小的审美趣味的变迁 ;中晚唐“崇侈游宴”的社会风气促使爱情意识的产生 ,是这一文学现象背后形成的原因     

中晚唐茶、诗关系发微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 ,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清新”与中晚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时代精神中 ,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 ,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清寒”为主要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 ,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 ,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 ,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商贾形象变迁与中晚唐文人价值观的转变

商贾形象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中经历了从被批判、被讥讽逐步走向获得理解和同情的转变过程,这与中唐以后社会上普遍的重商思想是大致同步的。而探讨这一问题,也是研究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转变的角度之一。商贾形象在中晚唐文人诗作中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这一时期文人价值观念悄然转变的过程。中晚唐文人价值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文人本末观念的变化和逐利思想的出现。     

论中晚唐历史小说对唐代咏史诗的文化依附

唐代咏史诗的兴盛是中晚唐历史小说繁荣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唐代咏史诗营造了良好的论史议史氛围,造就了中晚唐文人厚重的历史意识,为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厚重的文化积淀和文学参照。另一方面,中晚唐历史小说还常常融入大量的咏史诗,表现出对咏史诗的直接借助,以寄寓更深沉的吊古伤今的历史意蕴。     

诗歌拯救诗人——浅谈孟郊贾岛等苦吟派诗人诗歌创作兼谈中晚唐诗风的转变

"苦吟"不仅仅是一个追求形式的问题,而是与中晚唐社会现实的变化,诗人心境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复杂问题,同时,它还直接导致了中晚唐诗风的转变。     

唐代举子科考旅费来源探析

唐代举子科考旅费的来源途径,除家庭财产的支撑外,还有亲戚朋友馈赠、朝廷和地方政府资助、民间资助、丐食和举子自挣钱财等.朝廷的资助多发生在安史之乱以前,属于象征性行为,并不能从实质上解决举子的经济困境;而地方政府的资助则多发生在中晚唐,资助金额可观,并形成了一定的资助制度,但地域一般局限于南方;民间资助则属于个人的自发行为,没有形成固定的资助组织和资助形式.     

中晚唐幕府文人交游与创作的政治功利性——以河东府、河中府为例

唐代中晚期方镇势力权重一时,以方镇为中心形成颇为特殊的幕府文人集团.本文通过分析幕府文职僚属和游历幕府的文士的交游和创作活动,可以看到中晚唐幕府文人的交游和诗歌创作普遍具有浓厚的政治功利性,文人入幕的政治功利性反映了唐代的科举守选制度和官员铨选制度并不能及时、充分地解决文人的政治出路,而节度使的奏荐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文人的入仕和再入仕的一条相对捷径.     

中晚唐时期落第士人入幕问题探究

文章以中晚唐时期幕府中落第士人为研究对象,探讨他们入幕的动机、实现入幕的条件、与幕主之间的关系及他们在幕府中所处的地位,认为中晚唐时期幕府为落第士人提供了一条入仕途径,并解决了一部分落第士人的生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来自落第士人对中央政府的压力。     

文官制度中国化的文化学思考

<正>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其实质就是如何在文化传统和现实干部制度状况的基础上使文官制度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为什么要中国化?怎样中国化?本文试图从文化学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解答。     

中晚唐的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

中晚唐的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吴在庆（厦门大学中文系）中晚店的苦吟之风有唐三百年诗歌创作如百花争艳，流派纷呈。无论是初、盛，抑或中、晚，诗人们无不讲究诗艺，力求创新，以至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鲜明特色与成就。如果我们将视角定在创作风尚上，不难发觉中晚唐虽存...     

晚清民国时期中晚唐诗派及其诗歌史意义

本文考证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晚唐诗派,这一诗派的成立与命名来源于其诗学宗尚,推崇李商隐和温庭筠成为他们独特文风的来源,也是流派成立的主要依据.中晚唐诗派以樊增祥、易顺鼎为领袖,成员包括湖湘诗人群、安徽泗州家族诗人群和后辈弟子诗人群.中晚唐诗人普遍有自开一派的强烈动机,推动了晚清绮艳诗风的流行.他们将与温李有关的属对精工、善于用典等标准,进行了踵事增华的发挥,将温李与元白相结合,同时能够诗学百家.中晚唐诗派是一个积极探索创新,不断开拓的诗派.在新名词入诗的热潮过后的“后诗界革命”时代,仍然在进行变革尝试.樊增祥提出的“每存新理废名词”是在尝试解决旧体诗和新名词之间的艺术冲突,易顺鼎以“凌乱放恣”为特点的诗歌,都在寻找诗体解放的新方式,是从诗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之间的一个过渡.     

论唐幽州佛俗对辽代佛教的影响

文章着重挖掘石刻材料,从佛俗的角度来分析中晚唐时期的幽州一卢龙镇。中晚唐幽州地域流行的大众文化佛诞日巡礼、起佛名、佛号的习俗,到辽朝均影响到契丹贵族。佛教信仰和习俗生命力顽强,能跨越朝代、超越阶层和族群。对辽代佛教文化来讲,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其实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精英和民众之间互动频繁,不少信仰是各阶层共有的。被中晚唐汉族文化精英斥为“胡化”（非主流、非正统）的卢龙镇,到辽朝却成为汉文化的中心,并且为契丹人的汉化提供了资源。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试论构建惩防腐败体系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必须抓紧抓好,必须积极探索有效、管用的新路子。对此,本文着重分析了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的关系,构建惩防体系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在加强教育上要注重效果;在完善制度上,要有健全的机制;在责任监督上,要防止失控。     

中晚唐制举对策与政局变化——以藩镇问题为中心

中晚唐正处在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朝政弊病丛生,内忧外患不断,藩镇问题尤为突出,德宗、宪宗、穆宗都试图通过修政、选贤举能、削藩、销兵等措施,重振帝业,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开明的社会风气,为举子在制举考试对策时敢于直言极谏提供了一个相对开明的大环境。中晚唐制举对策中有关藩镇问题的见解,近乎直言不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对研究中晚唐藩镇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围绕着削藩问题,中晚唐制举策问多针对军队废弛、销兵和削藩、修政等时务进行策问,举子对策往往是苦诋时政,针砭时弊,直言极谏,客观上起到了宣扬皇帝新政的作用。制举对策提出有关精兵、销兵和削藩的策略,与当朝皇帝、宰相以及时政风气紧密相关,通过精兵、销兵和削藩等举措实现帝国的复兴,已经是所谓以"子大夫"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的共同理想。     

论中晚唐侠风与咏侠诗创作

中晚唐是中国古代咏侠诗经历了鼎盛之后的转变期,这种转变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随着盛世光环的渐渐消隐和国势衰颓中侠风的发展与蜕变,中晚唐咏侠诗一方面延续着盛唐的袅袅余音,但盛唐诗人灌注在咏侠诗中的生命激情渐渐冷却;另一方面诗人们开始冷静地审视侠这一特殊的人群,以批判的态度描述侠之堕落,即使颂扬也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品带有更多的社会批判意味和壮志难酬的感叹,体现了特定时期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     

铜雀台诗"宫怨"主题的确立及其中晚唐新变

以铜雀妓故事为历史本事的铜雀台诗通常被看做传统宫怨诗,但事实上,不同时代诗人们对此题材的关注程度、角度和重点都在变化和丰富中.在南朝和初唐铜雀台诗中"宫怨"主题得以确立,缺憾是只悲叹歌妓命运而无问责.中晚唐铜雀台诗发生两重大新变:独特地承载了唐人对奉陵宫人的同情和对活人配陵制度的批判;由宫怨主题转向咏史怀古,由表现对铜雀妓的同情转为对悲剧制造者的批判和对历史沧桑的感悟.     

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的思想情感指向

在思想情感指向上,中晚唐咏史诗多是深刻警醒的规讽与批判,带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同时,随着文人由辞赋型到知识型人格范式的转换,中晚唐咏史诗能够以思辨的眼光,反思政治、历史问题,推翻前案,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另外,在时代环境、氛围,特别是佛禅"空"性思想影响下,又弥漫着浓烈的伤悼之情,表现出历史虚无主义和个体生命哲理意识.     

唐代长安佛寺诗美学风格发展蠡测

唐代长安佛寺诗关学风格呈现出恢宏雄壮、清俊秀丽、奇幻诡谲三种表现形式。恢宏雄壮在从初唐至盛唐的发展中不断完善,盛唐时期更为雄浑自然。清俊秀丽在盛唐王维笔下最富韵味,中晚唐诗人无人企及,中晚唐诗人在精细与滞涩中发展表现着这一关学风格。中唐诗人韩愈创作的佛寺诗则迥异于其他两种关学风格,呈现出独特的具有个性色彩的奇幻诡谲之美,这种风格在晚唐李洞手中得到发展,表现为雄奇开阔的特点。     

试论中晚唐咏史诗繁盛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咏史诗的繁盛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中历史内容的强化、统治者注重经史的尚学意识及其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使中晚唐的文人不得不注重以经史为核心的历史性知识的学习,这样,遂使重史尚学之风兴起.在人格范式上,文人自然也就由初盛唐的辞赋型才子转换为学者型、知识型的士人,以历史学识相标尚,形成了普遍的咏史社会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