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王闿运《论语训》兼采古今之释经特色探析

晚清经学随着常州公羊学派的兴起,出现了一股“经典释义《公羊化》”的倾向。王闿运经学派别之归属,历来多归于今文学派,而事实上他并不拘泥于学术史之今、古门户之争,其治经风格倾向于“兼宗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其《论语训》既有别于刘逢禄、宋翔凤、康有为,也不同于俞樾等,在“义本春秋,崇礼自治”的主旨下,“采辑古今所传,以广集解;又下己意,通其所蔽”,呈现出“训诂与微言”相结合,古今兼采的释经特色。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王闿运《谷梁申义》的经学特色

《谷梁申义》是晚清学者王闿运的第一部经学著作.与历代"谷梁学"研究相较而言,《谷梁申义》在经学思想倾向、治经方法和价值取向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体现了王氏早期的经学成绩,亦对其以后的经学风格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王闿运经学研究述论

经学大师王闿运经学思想自成体系,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关键的一环。从流派归属、治经重点、治经方法、有无创新、治经价值取向等方面分三个时期对学界有关王闿运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对王闿运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任重道远;王闿运经学本身较为复杂,绝不能作简单的肯定或批评,应对其经学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从而给其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探微

王闿运以其独立特行的狂狷个性招致“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矛盾评价的载体：史学研究领域亦毁亦誉的《湘军志》,褒贬相杂的经学研究,扬抑相随的文学创作,毁誉相参的幕宾生涯,誉不及毁的国史馆长任职参。王闿运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矛盾评价的主要原因为：评价者立场、观点的矛盾,体制外批判者的遗害,桀骜不驯个性的危祸。“名满天下、谤满天下”的矛盾评价给王闿运造成的负面影响：葬送了他的仕途,熏陶了少数“另类”弟子,妨碍时人、后学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     

从宗传到宗经--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

王闿运的经学具有"突破传注,返回经文"的特色,但他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过程,早年时期的王闿运是笃信传文的,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开始返回经文.<春秋公羊传笺>中的返传与返经情形,一是对何休<解诂>思想的舍离,这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灾异观,二是对传文的质疑与超越.<春秋例表>的著作动机是出于宗经,而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点,更可以看出他的返经精神.     

王闿运改制船山书院探析

在晚清社会变革的历史场景下,王闿运致力于书院教育,其中尤以在船山书院的时间最长,前后长达二十余年,培育了一批英才。清末书院改学堂,船山书院在王闿运的主持下经历了"反对——应付——缓改"三步曲,其中除却王闿运本人的原因外,也有现实的客观因素。船山书院改制的过程和王闿运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对于我们理解近代学者在晚清所作的历史选择以及对中国教育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认识有所启发。     

曲直自有后人评说——读《湘军志》与《湘军记》

王闿运写的《湘军志》与王定安写的《湘军记》同是记述湘军的史书,但由于撰者的态度有别,出书后受到的待遇也根本不同:王闿运受到当事者的恶毒攻击,《湘军志》遭到毁版的厄运;而王定安和《湘军记》则受到当事人的优礼待遇和吹捧。然而,史书的价值要由历史来评判,百年以来,二者受到的后人评说,和当时当事者就完全两样了。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失败后,湘军统帅曾国藩自以为功在自己创办的湘军,故此打算修一部湘军史志,自表功烈。然而,志书议而未编,他就死去了。光绪初年,其子曾纪泽依照他的遗愿,把修志任务交给了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王闿运自1877年至1881年撰成《湘军志》。可是,当曾国荃等与湘军有关者看到初版的《湘军志》时,皆大为震怒,其中尤以曾国荃、郭嵩焘反对最力。曾国荃“几欲得此老而甘心”,。郭嵩焘攻击《湘军志》是“诬谤之书”,追索其版     

王闿运的春秋公羊学藉例明礼的诠释特色

春秋公羊学是一门古老的中国诠释学。在公羊学理论体系中,作为基本诠释法则的"例",与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微言大义",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王运治学崇礼,治经与治礼结合在一起。反映在春秋学上,例以为文,礼以为本质,以例释礼,藉例明礼,例和礼合一,是王氏公羊学的基本特征。     

乾隆晚期和珅、庄存与关系的重新考察

近来在研究庄存与和和珅的问题时,大家多关注<清实录>的资料.由于庄存与的和<春秋>相关的手稿是乾隆中期写成的,学者们便怀疑庄存与的<公羊学>写于和珅案子之前,<公羊学>的复兴与和珅时代无关.然而,为什么庄存与的<春秋>学直到道光时代才以<味经斋遗书>之文集出版呢?为什么至今仍未找到任何与庄存与的<春秋>学相关的手稿? 这些问题颇引人思考.通过考证大量资料来丰富对和珅时代的理解,作者认为,不但道光版本的<春秋>学是重要的依据,士大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作具体分析,比如汪喜荀的<且住庵文集>和<谭献日记>等.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庄存与和和珅的冲突是1780年左右(乾隆晚期)爆发的.魏源在未发表的<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文稿中也提到了这一冲突,却以庄存与的<易学>来作掩盖.同时,庄存与的经学融汇了西汉经学,尤其是<春秋>、<尚书>、<毛诗>、<易经>和<周礼>.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章太炎论清代学术

在章太炎的学术史视野中,清代学术是被关注的重点。在回顾以经学为主体的清学史时,其所采的研究视角大体是公允、平实的,对各派学术、前辈大师的评价表现出近代学者所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时代因素又使得他的探究具有浓重的现实关怀意味。章太炎论述清学史的著述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对清学总体特征、流派分布、传承系统等问题进行讨论的通论和对一些清学具体问题或某些学者予以评论的专论。从时间上说,他是近代学者中最早系统阐释清学史者,其见解基本是原创性的,对后人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