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整理修订《春秋》的三种方式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的性质

《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对《春秋》的解说,包括对《春秋》所记载的史实的补充和评论,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是历史著作。《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以各自自己的思想阐发孔子关于《春秋》的微言大义,所以《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又是政治著作。     

论刘敞散文对《穀梁传》思想的接受

刘敞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春秋学者、文学家。他对《穀梁传》的研究颇有建树，其散文创作在思想上也受《穀梁传》的影响。刘敞部分散文的观点、论述理路全同《穀梁传》,其散文常以《穀梁传》观点为基础深入阐释、生发新意。另一方面，刘敞散文多受《穀梁传》影响或立论或驳论。其散文创作对《穀梁传》思想的接受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本质是在维护君权前提之下的具有某些民本主义色彩的富民、裕民的农业经济思想。《春秋穀梁传》的农业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政治和道德干预农业经济,特别是干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以政治和道德干预水资源的使用。《春秋穀梁传》在粮食储备问题上具有深深的危机感。一个国家要储备九年以上的粮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春秋穀梁传》对于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来对待的。特别强调不使百姓财尽,要使百姓小有余钱。制民之产的富民、裕民思想是《春秋穀梁传》重要的农业经济思想。士民、商民、农民、工民通过交换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社会,和谐发展,各得其所。《春秋穀梁传》提出应该实行税什一的税收制度,减轻赋敛,以便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春秋穀梁传》的作者为穀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穀梁传>当始于穀梁子,穀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穀梁传>.穀梁子对于<春秋穀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穀梁子是<春秋穀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穀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

《春秋穀梁传》所记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可信的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孟子》所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在《春秋穀梁传》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添枝加叶的发挥。孟子在穀梁子之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      

论陆贾思想与《春秋穀梁传》思想的一致性

陆贾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以仁义教化为根本,主张由黄老刑名之政归向仁政,马上马下异术。陆贾在《新语》中引用《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作为《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而《道基》又是《新语》全书的理论基石,可以说陆贾的思想就是源于《春秋穀梁传》。因此,研究陆贾的思想就可以窥见《春秋穀梁传》的思想的特色。虽然陆贾《新语》第一篇《道基》的结论所引用的《春秋穀梁传》之语"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不见于今本《春秋穀梁传》,但见于陆贾所用之古文文本之《春秋穀梁传》,故"仁者以治亲,义者以利尊,万世不乱,仁义之所治也"仍可看作是《春秋穀梁传》的中心思想。     

论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博士的原因

汉宣帝增立《春秋穀梁传》的博士有一定的感情因素;将《春秋穀梁传》的政治思想作为基本的统治思想,使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强调血缘正统,其他皇室子孙无权觊觎皇位;在政府组织上,从上至下培植一大批为汉宣帝自己可用之人,却促成了经学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形成。     

简论《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

《春秋穀梁传》的救助思想包括救灾思想、救荒思想、救国思想、救民思想四个方面。核心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社会的健康和稳定。这是《穀梁传》的大智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春秋榖梁传》的政治思想

《春秋榖梁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在中国经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春秋榖梁传》的政治思想包括小天子大诸侯、深察名号、君臣关系(包括君民关系)所体现的民本思想、诸侯国间交往以诚相待、内诸夏而外夷狄等。     

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

戾太子反对汉武帝及其用法大臣依据《公羊传》而实施的征伐四夷的开边政策与用法严苛的血腥政治。从“私问《穀梁》而善之”入手,可知戾太子反对汉武“多欲”政治的思想前提是《穀梁传》的“民本”意识与“亲亲之道”。同时,他还继承了《穀梁传》维护礼制的思想,能够长期恪守为臣之道。对戾太子思想与人品的某种认同,成为汉武帝迟迟不废太子的原因。在戾太子思想及其悲剧结局的作用下,内心经受激烈振荡的汉武帝最终完成了政治上的“守文”转向。     

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左传》乃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论《春秋谷梁传》的产生与成书先于《春秋公羊传》

谷梁子是《春秋谷梁传》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谷梁传》的最早的作者。《春秋谷梁传》的产生先于《春秋公羊传》,荀子对《春秋谷梁传》学术特色之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其间当对《春秋谷梁传》多有损益。《春秋谷梁传》在先秦时代即有古文文本流传,《春秋谷梁传》的成书明显先于《春秋公羊传》。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石介《春秋说》佚文考论

石介对《春秋》素有研治,撰有《春秋说》一书。考多种宋元《春秋》著述曾征引＂石氏曰＂,而这些＂石氏曰＂即指石介之说,应该都是出自今已无从获睹的《春秋说》。就诸书所引,综加辑考,得《春秋说》佚文凡八十四条。这些佚文是研究石介其人其学以及宋初《春秋》学发展演变的宝贵材料。从佚文来看,《春秋说》原书体例大概是先条列所要阐释的经文,再次以解说,形同札记。石介与孙复一样皆不专主一家,对三传及诸家注说皆有取有弃。在褒贬问题上,石介贬多褒少,亦与孙复近似。在具体经说上,《春秋说》佚文与孙复说相同和互补者占据绝大多数,足见二人《春秋》学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性。不过,石介仍然有着自己独到的思考,并非亦步亦趋。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南宋史家对先秦史书编撰的讨论

为研究南宋史家眼中的先秦史书编撰的得与失,采用文献分析法,对南宋史家黄震及其撰写《黄氏日抄》进行分析。《黄氏日抄》中除了探讨《史记》先秦部分编纂的内容较为集中之外,考订《春秋》的篇章更多,之中也涉及到历史编撰的认识,因此对《春秋》褒贬思想和“凡例说”的批判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除此之外,还有对《汲冢周书》、《左传》《国语》及《大事记》等书编撰得失的评价。《黄氏日抄》褒扬《史记》先秦史部分的采撰与体例设置,将北宋史家苏辙所撰的《古史》与《史记》进行专门的比较研究,通过两书编撰的优劣得失来总结宋代先秦史编纂的经验和教训,评《古史》之长并对《春秋》“褒贬”和“凡例”说进行批判。这种从比较的视角探讨宋代历史编撰的思想与实践以及时人对这方面的认识和评价,有助于后人了解不同时期史家对古史的认识,以及宋人关于先秦历史编撰的史学思想。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