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分析

从理论视角分析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再选取我国30个省份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将技术创新纳入模型中,构建动态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与间接影响。结果表明：命令控制型与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传导的中介效应为负向;而公众参与型规制通过技术创新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政府通过环境规制政策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这对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全国2003—2016年26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兼有径向和非径向特点的EBM-Windows-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测算，运用广义矩估计（GMM）模型和非可加性面板分位数回归（QRPD）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的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现出“倒U形”的特点，且纯技术效率变动是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主要因素；（2）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3）不同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即在较低的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大，较高分位点上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小。     

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实证

基于2004—2019年我国省际层面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环境规制影响贸易开放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处于一定合理区间时，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促进作用；贸易开放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及中西部内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且均存在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为发挥贸易开放对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制定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ICT投资、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技术吸收能力异质性的量化研究

本文实证研究ICT投资影响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并考虑各省吸收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ICT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技术效率路径,技术进步路径对于ICT投资提升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更具依赖性。因各省吸收能力异质性,ICT投资的正向影响也会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技术差距会左右ICT投资对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伴随着高人力资本水平和低技术差距的地区发展,ICT提高装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增强。     

黄河流域经济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目前鲜有研究关注经济型环境规制将如何影响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2017年黄河流域九省十示范市为样本,采用固定面板模型探究了投资型与费用型环境规制工具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间接及门槛效应。结果表明: 投资型和费用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形关系;投资和费用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能间接协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倒逼污染结构演化,两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且相较费用型规制,投资型规制的U形关系拐点到达的更早。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知悉各经济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原理,充分发挥其激励作用,针对各地区的异质性污染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地施以合适策略,从根本上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工业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和绿色技术创新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具体表征形式,也是推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使用EBM-ML指数法测算了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再运用数理统计模型验证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及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考察期内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增长态势,其主要增长源是工业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是先促进后抑制的,而行政命令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却抑制了工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再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在环境规制影响工业绿色发展的传导路径中有显著的中介效应,但对于不同类型的规制工具,其发挥的中介效应有细微差异。     

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相对效率评价及其动态研究

基于修正的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从动态和静态视角出发，剖析2007-2013年我国旅游上市公司的相对效率。结果表明：总体上，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相对效率偏低，纯技术效率是主要诱因，大部分企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这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模式，而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姿态，技术进步是主要驱动力。企业不同类型上，综合类相对效率好于酒店类和景区类，而综合效率的变化受重大事件影响较大，景区类和酒店类的综合效率恢复能力较差；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差异较大，对技术进步的变化比较敏感；另外，12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增长态势，8家为下降趋势。构建生产前沿面竞争态模型，发现综合类公司表现为前沿型，酒店类和景区类则分散于前沿型、稳定型、追赶型和落后型。     

农业污染视角下的安徽省农业绿色效率评价研究

基于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和GML指数,将农业碳排放和农业面源污染同时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从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两个方面分别测算了2010—2019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农业绿色生产效率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在静态效率方面,2010—2019年安徽省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年均值为0.946,整体水平未达到有效状态,呈现微“M”型波动上升趋势;在区域差异上,呈“皖南高皖北低”的渐进趋势。在动态效率方面,2010—2019年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稳步增长趋势,其中,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二者共同推动了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绿色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明显高于绿色技术效率;不同区域和不同地级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议通过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换率,拓展绿色技术效率的改进空间;制定并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提高农业污染治理效果;形成安徽省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缩小农业绿色发展区域差异3个方面来提升安徽省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下的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

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分析了环境约束下西部地区的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情况,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污染排放效率提升缓慢,制约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工业规模的优化有助于改善污染排放效率,但原有技术的继续使用却导致污染排放效率降低;环境规制对工业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间接制约了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此建议西部地区实行差异性环境规制,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组合,构建可持续的环境规制制度体系。     

生产技术异质性与区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共同前沿与2000-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由于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从而使得不同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呈现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在生产技术异质性假定下,以非参数共同前沿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将能源与环境因素纳入到绿色生产率的核算框架之中,对我国各省份、三大区域2000-2012年的共同前沿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地区差异与动态演变趋势.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以全国跨期前沿为参考基准,分析期内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年均0.73%的增长,主要是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改善来驱动;三大地区绿色生产技术存在很强的异质性,东部地区的省份一直牢牢占据全局前沿,代表了全国最优的绿色生产技术,而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前沿则逐渐偏离全国最优绿色技术前沿,与东部地区绿色生产技术的差距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企业集团能否通过内部资本市场提升成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呢？基于嵌入企业集团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打开了内部资本市场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黑箱。研究发现,内部资本市场促进了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有效的内部资本配置和研发投资增长是重要的作用机制。使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内部资本市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内部资本配置效应更加重要,研发投资边际作用递减。因此,企业集团需要高质量地运营内部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本配置效应和研发投资效应,引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应用2000—2015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工业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测算考虑环境污染成本的工业绿色技术效率,进而分析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表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特征,且低于传统技术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有反向影响,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两者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两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各有所长,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若想实现环境目标的同时提高工业绿色技术效率,应扩大环境规制工具库,注重多种环境规制工具的组合使用。     

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重庆制造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法对2000-2011年重庆市27个制造业的全要素产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重庆市制造业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研发投入、外资直接投资和产业性质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1年间,重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7％;重庆制造产业集聚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发投入正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外商直接投资负向调节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关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及测算

本文研究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在乔根森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中,证明了体现在投入要素中的技术进步可以通过投入要素的数量指数和质量指数反映出来,而未体现的技术进步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根据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定义及内涵,证明了一个样本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可以分解为该样本点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样本内前沿面上的经济单位的未体现的技术进步,而同一时间上样本点同前沿面点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就是技术效率的差距;讨论了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同国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贸易开放、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环境规制趋紧的形势下,如何在实现绿色发展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贸易开放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基于此,分析了贸易开放、环境规制及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并基于2004—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会受到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贸易开放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经过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会因地区以及贸易流向的不同而具有异质性。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只存在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在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仅在进口贸易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显著,而对于出口贸易不显著。为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推动各地区生产方式绿色化,促进绿色贸易发展。     

环境规制与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实证分析简

本文以结合方向距离函数的环境绩效ML指数为基本方法,以20011011年我国30个省市环境规制及工业经济的数据为基础,测算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比传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都要低,各省市均存在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现象;西部地区在环境约束时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幅度最大,而中部和东部地区下降幅度递减,西部地区以环境成本实现工业增长的特征最为明显;环境规制对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正的影响,但对各区域的影响程度随工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等也是影响绿色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影响

基于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距离视角解读了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的形成机理,并依据2001—2019年中国省（区、市）工业部门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形关系,中国环境规制因实际强度整体较弱而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负向的,但样本期末环境规制的实际强度已迈过拐点强度,继续严格实施环境规制有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由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和行业结构绿色化程度较高,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拐点强度较低,其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在逐步拉大;在中国区域间环境规制政策非均衡实施的背景下,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实际强度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明显较高,而环境规制拐点强度又较低,即环境规制实际强度与拐点强度的距离较大,导致东部地区原本领先于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优势进一步彰显,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不平衡问题不断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