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的“本心”论与王阳明的“良知”说

王阳明是明代大思想家,宋明理学中心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批判朱熹理学思想过程中,创立了“良知”说,即以“良知”为本,倡鸟语花香、山川水流及其宇宙万物皆由吾心之良知中出,从而既冲破了朱熹理学的束缚,又克服了陆九渊一切唯“心”心学的不彻底性,彻底完成了心学体系.“良知”说也即是王阳明哲学体系的核心.王阳明以“良知”为本的心学思想固然是理学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但另方面也与佛学特别是禅宗思想影响分不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自幼笃志二氏”,认为“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传习录上》)所以,他的“良知”说实际上与禅宗的“本心”论思想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     

熊十力“乾元本心”思想探析

熊十力以本心解释乾元的思路和方法,在"乾元"的解释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以本心释乾元,并扩充乾元的内涵将是熊氏解读<周易>的最大特色,也是<周易>与心本论结合的最好典范之一.以"本心"释"乾元"的理论前提是"万物本原与吾人真性不二",意即天人不二.熊氏笔下乾元之为"本心"的内涵主要有三个方面:回归心学,结合佛学心性论的表达方式,将易简与本心系在一起,以"易简"呈现本心的澄明样态;借助"良知是呈现"论定本心"自昭"的含义,在功能的意义上论证本心是呈现;熊氏"心体万物"命题的提出,意在彰显本心的能动性,是本体发用为万物的内在保证,在心物同体的前提下强调本心生生不已的能动性.     

王夫之与古代画学之道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他所建立的美学体系也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美学思想虽以诗歌审美意象为中心,但诗画一律,其蕴含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传统绘画艺术所共同追求的审美旨趣。论析王夫之诗论思想中关于"天人合一"、"神理论"与"象外说"等艺术观点与古代画学之道的内在联系,从而深化其诗学理论的意蕴,也对研究中国传统绘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为构建现代美学具有重要意义。     

简析宋明时期“成性”与“复性”之争(续)

三、“胜私复理”“发明本心”——王守仁关于“复性”是一个过程的人性学说 王守仁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他继承和发挥了宋代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思想,在“心即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完备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学”的主观心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陆九渊曾经提出“发明本心”,王守仁则讲“致良知”,良知就是本心。因此,王守仁所谓“致良知”的学说既是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同时也是他的人性论与伦理学说。那末,什么是人呢?王守仁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     

从"实在"到"实有"——王夫之对张载"诚"说的继承与发展

目前学界对王夫之与张载学术关系多有讨论,涉及众多方面内容.从"诚"说来讨论,更能体现出二者的关系.张载延续了前人把诚解释为天道、修养工夫、人的道德以及境界等看法,同时又把诚解释为"真正""真实""实在",这体现出了新意.张载还以实在为基础,来观照天地万物并同对佛教的批判联系起来.王夫之也继承了张载"诚"说的一些内容,更为重要的是把诚直接界定为"实有",并以此为基础来观照本体和天地万物、体用关系、有无辨析以及批判佛老."诚"说从张载的"实在"到王夫之的"实有",是儒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哲学深入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儒学对佛老批判的逐步深入.     

直觉与理性--梁漱溟对儒家理性概念的新诠

梁漱溟提出"直觉"和"理性"两概念,对传统儒学的良知本心思想作了现代诠释,把儒家所言心、知(或智),理解为一种"情意之知",或以"情意"活动为主体的体证和自觉作用.梁漱溟后期讲"理性",特别强调儒学的心、知论与西方哲学基于知、情对峙立场的理性和本能概念之区别.梁氏的新诠,既赋予了儒家良知本心概念以新的、现代的理论形式,同时亦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了清晰的界定.它对我们从现代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儒家哲学,把握其精神实质,仍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本天与本心:宋明时期的儒佛之辨与朱王之争

程颐"圣人本天,释氏本心"之说在宋元明清时期影响颇大,成为这一时期分判儒佛的重要标志性话语。南宋朱熹、真德秀对程颐此说皆有引申讨论或进一步解说,但他们的讨论限于论儒佛之别。明代对阳明学不满的朱子学者罗钦顺、崔铣、黄佐、陈建等借程颐"圣人本天"之说抨击阳明心学滑入佛禅之"本心"。阳明本人及其亲传弟子对罗钦顺以"释氏本心"来攻击其心学主张没有太多回应,但阳明后学或有心学背景的学者对罗钦顺等人的批评有较为激烈的反击。就儒家而言,过于强调"本天"与过于强调"本心"可能都有所偏,本天与本心可以统一起来。"天"表示存在之统体、本体、主宰、义理,心为主体、灵明、知觉、思想,心与天通;但心与天也不能等同起来,以使得主体既不失能动性,又要有敬畏心,避免主体性、个体性的膨胀与傲慢。     

王夫之对《太极图说》的发挥

王夫之从"理气充凝"的角度来阐释太极之动静,并指出天地之化至诚不息,动为本而静为辅。这些观点体现了王夫之对周子《太极图说》的创造性诠释,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王夫之阐释《太极图说》还有一个特点,即将周敦颐与张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将"周张"视为一体,《太极图说》则与《正蒙》互通,由此回归北宋理学之本源而发明"正学",重建理学"道统"。     

清初文论中“情”的范畴浅析

传统儒学中“情”的内涵是变化发展，而有其一脉相承的联系。清初王夫之把“性”与“情”规定为体用关系，提出性情相需，他的文学情感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李渔、金圣叹、陈确等批判理学强调道德理想而压抑情与欲，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严重矛盾。     

宗教批判对马克思理论形成的作用

关于马克思理论形成的思想来源,除了人们所熟知的"三个直接来源"外,对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的清理与批判,同样构成马克思理论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的命题,表达了对宗教的批判在马克思理论形成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对宗教批判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     

王夫之知觉之辨及其人文蕴含

随见别白曰知，触心惊悟曰觉。随见别白，则当然者可以名言矣，触心惊悟则所以然者微喻于己，即不能名言而已自了矣。知者，本末具鉴也；觉者，如痛痒之自省也。知或疏而觉则必亲，觉者德而知则能显。 ——王夫之《读四书大士说》卷二（中庸序》［１］ 作为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的知觉的区分本是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当它赫然出现在中庸学体系的导论中并且作为这个导论的唯一内容时，对认知理论久已陌生的儒学传统无疑会大为震惊。但这对王夫之来说却是十分自然的。只有把知觉之辨作为一个阿基米德点，历史生成中的儒学才能真正关注…     

王夫之学术思想的渊源与贡献

王夫之丰富的学术思想成果基于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全面的梳理、批判、吸收和转化。通过对王充和张载思想的改造,王夫之构建了他的颇具辩证精神的唯物主义哲学;通过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批判,王夫之创造性地提出了富于实践色彩的认识论和伦理学;通过对儒、道、佛文化肌理的比较、分析,以及对历代文化教育的研究,王夫之阐述了建设纯正的诗书礼乐文化对于发展社会经济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深远意义。     

论道德之“见”的认识困境——也谈《孟子》“见牛未见羊”

近年来,学界对《孟子》齐宣王"见牛未见羊"现象多有阐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儒家道德之"见"的广泛关注。其实,《孟子》论"见牛未见羊",阐述了因"见牛觳觫"而产生"德性之知"的德性主义认识路线。在这条认识路线中,"见"不仅可以使见者体认本心良知,也使某些无良被见者有了欺骗君子"以方"的可乘之机。"见"在促成德性之知的过程中积极有为,但也隐藏着诚与欺的认识困境。无疑,摆脱这种道德认识困境对当前中国道德文明建设是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试论王夫之自然哲学的历史地位

王夫之的自然哲学思想深刻的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但是,近些年来批判和否定船山自然哲学思想的话题成为所谓"学术前沿性"观点,这是很不正常的。王夫之在天文学方面并非是否定地圆说的,因为《思问录·外篇》已经明确记载有"地球"二字。并且,地圆说在那个时期依然处于假说状态,如果仅仅把知道地圆说与否作为是否懂得天文学的唯一标准,本身就是不对的。王夫之的学术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他对于当时传入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王夫之称赞"西洋历家"的"远镜质测之法",认为这是"西夷之可取者"。王夫之提出了西学"质测"之学"即天以穷理"和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戏论"即"私为理以限天"两者在方法上的对立。他认为"质测"才是真正的"格物"。船山在自然哲学方面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因为他既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精神,又有哲学思辨上的独创见解,所以他能够对先秦以来各家各派重要的自然观念做出批判性的总结,进而实现其返本开新亦即综合创新的学术目的。     

道心扩充与人性生成——简论王夫之对《中庸》人性论的阐发

王夫之基于《中庸》的文本阐释,发挥出他以性命论、心性论、性情论和中和论为主要内容的人性论思想,通过对程朱理学思维成果的批判继承和原则吸收,在新的历史背景中,构建了富有自身理论特质和创新色彩的人性理论体系。     

别异与致中和——罗尔斯的"反思平衡"与王阳明"良知"说之互镜的一种可能进路

罗尔斯以其超旷的智慧于社会正义体系之构建中实现了对其前所素习者(尤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甚)思想之融贯乃至超越.在"反思平衡"中,他既诉诸交互主体的实践理性,又不放弃良知直觉的言说,在两端的互动平衡中成立了正义原则之严密性及现实可接受性.阳明之"良知"说因未具罗尔斯体系之现代性大背景、实处乃是继往圣之学并思扩发用,故力主由明觉之本心自发逆觉体证而成道德实践,从而虽在现实人心之警醒、提撕及个人当下践行正义制度之可能性上与罗尔斯有一符契,却在更为根本的社会建制及背景理论上有别于罗尔斯.也正是此一别异与致中和之互镜,开出了阳明良知心学乃至儒学现代性转化之大眼目,同时打开了今日国人现实参与制度创设之前瞻和慧识.     

王船山对《论语》的新解释——以其与朱子对《论语》解释的比较为中心

通过对王夫之与朱子对《论语》的解释进行比较,来阐示王夫之对《论语》解释的特征。王夫之要求读《论语》,不要把《论语》中的话语局限在那个时代,而是要超越并普遍适用到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提出读《论语》时最应该警戒被他称为"药病说"的读法,而朱子及其后学在解释《论语》时,大多采用的是此种读法。王夫之批判"药病说",反对机械地运用《论语》,并将"理一分殊"或"同道殊途"的方式作为解释《论语》的另一种方法。王夫之重视学,断言没有人能不"学"而成为圣贤,彻底站在重视"学"的立场上解释《论语》。     

论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

王夫之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佛教批判的最高水平,他系统、全面而又比较深入仔细地分析批判了佛教的空论、缘起论、心性论和认识论等内容。这种批判,一方面反映了唯物主义哲学的战斗性和理论敏锐性,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旧唯物主义在理论思维方面的某些不足。因而分析这种批判,比较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哲学的理论差异和思维方式差异,可以很好地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王夫之《诗广传》中的“性、情、理”思想探论

情理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牵涉了伦理学与美学等诸多领域,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解答体现了中国哲人对"美善统一"与"情理和谐"的价值追求。王夫之对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可以说达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本文对王夫之的诗经学著作《诗广传》一书进行解读,从王夫之对情的定义入手,进而分析"性、情、欲"三者的关系,最后揭示王夫之"情者性之情"与"天理人情原无二致"的情理统一思想,揭示了王夫之《诗广传》一书在诠释诗经时从政治伦理的角度讨论诗歌美学的诠释学特色。     

黑格尔法哲学与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

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与黑格尔法哲学有着最为切近的联系。就此而言,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具有重要的黑格尔哲学渊源。这样的渊源主要包括:(1)社会现实的概念;(2)国家机体的概念;(3)历史原则。马克思在积极占有这些成果的同时,尖锐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以及"无批判的实证主义"。正是通过由之而来的思想进程,马克思把法的关系和国家形式的本质性导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从而为其社会政治理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