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早期中美贸易关系

相比1784年来华的"中国皇后"号美国商船,直到1830年才有美国第一批传教士来华,但这丝毫不影响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的影响。传教士不仅是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同时也是美国东亚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美早期贸易关系中,传教士与美国商人的关系、传教士鸦片贸易观念的分化及传教阵营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等都将美国传教士的身份与作用多元化了,这为系统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贸易关系带来了新的切入点。     

美国的儒学之旅

美国与中国的交往始于18世纪。19世纪初,美国“基督教差会”向中国派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中国文化典籍大批输入美国。19世纪70年代起,美国汉语教学和中国学研究蓬勃发展,美国商人和企业家纷纷设立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研究。美国的儒学研究既全面又系统,如经学史研究、经学思想研究、孔子研究、孟子研究、荀子研究、宋明理学研究、清代儒学研究等,都有成批著作出版。     

“文化帝国主义”和传教士的行为方式

“文化帝国主义”和传教士的行为方式汪波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传教士“文化帝国主义”是美国历史学界近年来研究美国十九世纪海外宣教活动的一种新理论。这个新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分析传教士的活动时，不局限于他们的主观意图和所采用“的策略，而是着眼于那种影响他们行...     

美国的汉学及中国学发展历程概述

美国汉学诞生于十九世纪新教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员对中国情况的记述以及美国东方学会对中国的研究.二十世纪初经过欧洲汉学的大力扶持,美国学界终成海外汉学研究的一大重镇,其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典范持续至今.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中国现实研究战略价值的凸显,经费正清的大力提倡,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注入,美国培育了独步世界的新汉学——中国学.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自此进入以中国学为主、汉学与中国学并行发展并彼此渗透的格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美国中国学界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引发了强烈的研究范式变革,其研究视角发生根本性转移,后现代主义诸多理论的加入也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异彩纷呈.纵向梳理美国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     

美国传教士与近代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美国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多具有虔诚的基督新教“使命感”,希望把“普世”信念带到中国;客观上却从属于美国对亚太的政策,传教士来华活动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近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中,许多人直接地参与美国对华外交决策,这些决策中既体现了美国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思想,服从于殖民政策,又具有“理想主义”的基督教“普世”倾向。     

马礼逊与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之关系研究

作为公认的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播的开山始祖,马礼逊对19世纪美国基督教在华事业施加了重要影响。马礼逊与基督教界的密切交往及其在纽约、费城的一系列关于海外传教事业的演讲,极大刺激了美国基督教会对海外传教事务的关注和海外传教团体的接踵成立;美国传教士入华在很大程度上是响应马礼逊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之呼吁的结果;美国传教士在华事业是对马礼逊所倡导的在华事业的承继与光大。     

近代基督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条约根据质疑

一般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是根据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但该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传教士私自加上的,是非法无效的。1865年中法专门就此签订了"柏尔德密协议",但在传教士买地前是否应先报地方官查明准允这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争议。在1881年和1887年两次济南教案中,美国官方明确表示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并无法律依据。直到1903年美国传教士才获得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的条约根据。总之,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主要是通过对条约的曲解和清政府的"容忍"来实现的。     

早期美国对华传教活动探源

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之前,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3次基督教入华现象．但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对中国社会亦未造成重大影响。19世纪初叶,随着西方各国工业革命的开展和海外殖民活动的加强,出现了新教传教士赴华运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为前3次所不及。这次运动肇端于英国,美国传教士则后来居上,在这次传教士运动中扮演了主角。因此,本文拟就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缘起作初步探讨,以求对这次运动有个更深刻的理解。美国对华传教运动的发生,首先根源于美国传教士的政治热忱与传播“福音”的强烈使命感。美国传教士的政治热忱和使命…     

从《教务杂志》看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的评介

在对华传教过程中,近代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对新文学也给予了关注和评介.本文以19世纪来华的美国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一本著名的英文教会刊物<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刊登的几篇文章为例,说明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文学也进入到了来华新教传教士们的视野中.通过对新文学的评介和传播,传教士们实际上将传教的触角深入到了影响中国现代民众精神生活的现代观念.     

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形象”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始于1829年.美国来华传教士雅裨理和卫三畏分别于1830年与1833年来华.鸦片战争之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交往,来华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奇风异俗盛行的异教国度,是个等待西方"先进"文明与宗教拯救的民族.他们用文字记录了来华美国人对中国的最初印象,这些印象也成为此后美国人中国观的最初依据.     

为何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新潮迭出?——再析中外学术兴趣之异同

本文的重点是讨论西方中国学的传承和新潮,侧重分析西方学者如何研究和解释中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引起了许多注意。一般而言,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同行层出不穷的新颖观点,颇感兴趣。作者认为,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之所以擅长推陈出新,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虽然研究中国史,但其历史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则常常受到中国史以外领域的启发。二是他们在材料的开发上面,其实还常常受惠于中国学者和出版界,比如中国档案的开放和编辑出版的原始史料等等。换言之,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使得学术交流比以往更为便利,因而造成了国际中国史学界新潮迭出的现象。     

中国的圣训译介与研究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其经典《古兰经》和圣训也传到中国。因最初的中国穆斯林大多为西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研习宗教经典的语言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故经训未被译为中文。后来随着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以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伊斯兰学者开始用中文进行有关伊斯兰的著述和翻译,但主要以“以儒释教”为主,对经训的翻译微乎其微。自20世纪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圣训研究及其翻译才得到重视,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日本的中国节日研究——以七夕研究为例

围绕日本几部体系性的关于中国节日研究著作,以七夕部分为中心,对日本学者开展的中国节日研究状况进行考察。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了解日本的中国节日研究历史和最新动态,从而了解日本学者在中国节日研究方面所做的贡献,以期为中国民俗学关于岁时节日的研究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模式”批判——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悖论和中国改革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外理论界以＂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30多年来所形成的经验和共识,对于＂中国模式＂研究、总结的成果颇丰。历史实践证明,＂经验＂一旦被模式化则不可避免走向凝固化。＂中国模式＂既不符合中国的发展现实,也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理性看待中国后30年基于前30年的发展成就和不足,用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代称＂中国模式＂对于深刻把握国情,持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中美传播学引用文献比较——基于2006～2010年期刊论文的引文分析

中美传播学都广泛引用其他学科文献,但美国传播学更倾向于引用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三大传统社会科学,而中国传播学在引用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大社会科学的同时也借鉴语言与文学、历史和哲学这三个人文学科;中国传播学更倾向于引用"有现时作用的文献",而美国传播学更倾向于引用"档案性文献",同时中国的传播学文献的老化速度要远远高于美国。图书和期刊是中美传播学最为主要的引用文献载体,但中国传播学偏向于引用图书,而美国传播学偏向于引用期刊。英文文献在美国传播学引用文献中占绝对主导地位,中国传播学在大量引用中文文献的同时也较多地引用英文文献。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汉语研究的科学化——明清之际基督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明末清初之时,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播基督教的同时,也将西方的文化、科技,甚至科学方法传向中国。在研究西学东渐时,人们较多关注的是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想,而对传教士对汉语的研究关注不多。利玛窦、金尼阁等人用西文字母拼读中国汉字的方法,直接影响到了后来汉语的拼音思潮和运动。同时,传教士们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对汉语的研究,对后来的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士对汉语研究所产生的影响,也启发我们对跨文化传播作深入的思考。     

民国时期社区研究的历史勘察

民国时期的社区形态学研究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通过挖掘本土社会资源回应西方挑战的重要尝试。作为社会学的群学是中国智识界面对现代性问题而引入的一门新学问。社会学进入中国后,因社会条件和时局所限,迅速演变为具有中国特点的学术方法,即通过社区形态学研究去探究变革社会中的人与社会,具体涉及人口、家庭、社会合作、贫困救助等方面。民国社区研究的实践性品格已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即研究者首先要立足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继而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上对话国际学术。     

家族变迁和中国家族企业的再思考——以浙江万氏企业为例

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族企业在中国再度兴起。总体来说,社会科学家将中国家族企业作为一种文化和经济现象来对待。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中国文化与家族通常被当作一个自变量。家族其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其边界由家族成员不断地协商而形成和变化。基于在中国浙江的一家家族企业的民族志研究,发现：随着家庭与宗族制度的变迁,一种新型的家族企业正在中国出现。     

中华传统“义”德的历史底蕴和现代弘扬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义”德蕴含了“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导引人们的正向价值目标”以及“体现侠义道义精神”等。传统“义”德的伦理要求，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义与利、义与忠、义与孝等人伦关系实践中。自春秋以来，“义”德在社会中不仅是统治者治国的纲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保障，亦是正人君子结交的原则，涵育个体人格的依据。传统“义”德不仅可以指导个人价值选择，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宝贵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理念。弘扬传统“义”德，须与时俱进，弃糟扬精，并与道德建设相结合，将其纳入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和时代新人（特别是青少年）培育的实践中，丰富其时代内涵，方能赓续其永恒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