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原典,其翻译是伴随着该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而发展的。在有据可考的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圣经》汉译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文化资本,进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共生、相融。透过《圣经》汉译文化资本化的分析,可以为《圣经》汉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并对《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基督宗教创造主名称在汉译《圣经》中的符号嬗变

基督宗教源自对一位人格化和超越一切的造物主的信仰。在基督宗教于汉语世界的传布以及《圣经》的汉译历程中,该造物主名号的汉语符号再现经历了一系列本土化嬗变。透过这一系列嬗变,我们可以认识到,基督宗教信仰符号的汉语化所体现的不仅是符号与翻译的问题,更是宗教与社会权力问题。     

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进程中的权威建构与《圣经》汉译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离不开基督宗教权威在汉语世界中的建构。而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实际上意味着来自异域的《圣经》符号资本如何与汉语进行“象征性运作”,也就是说基督宗教权威的确立是与《圣经》汉译紧密相联的。《圣经》汉译历经千余年,已然在中国文化变迁中构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作用于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圣经》汉译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高潮,而晚清以狄考文为首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主持翻译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达到了顶峰。其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然而由于《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成功的白话翻译,因而在客观上奠定了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的催化和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经典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兼评任东升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圣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作为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分支的圣经汉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东升的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体现出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该书把圣经汉译活动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跨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学术透视,自成系统,多有洞见,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本文认为翻译的长远目标在于差异被理解,而不是要消灭差异;经典翻译者和研究者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在文化互动中寻找契合点。     

从哲罗姆翻译的《圣经》看翻译中的顺应倾向

西方古代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哲罗姆使拉丁文读者有了第一部“标准“的《圣经》译本,结束了拉丁语中《圣经》翻译的混乱现象,并使《圣经》在后来成为了罗马天主教承认的唯一文本,该教在1546年宣布其为教堂认可的版本。在《圣经》的翻译过程中,哲罗姆提出了翻译要“活译“、“要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的提出实际上反应了其本人为了顺应读者、宗教权威及其自身翻译风格的需要。本论文旨在对其《圣经》翻译中顺应倾向做进一步的探讨。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关于英语中《圣经》词汇的泛化及其汉译

英语《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其中不少关于人物、地点、事物的名称泛化产生了普通用法和意义,从而大大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对于英语中这些有关《圣经》的词汇的真正理解和适当的翻译必须基于对《圣经》文化的熟悉和了解。本文归纳了《圣经》词汇泛化的表现并讨论了其汉译的方法。     

许渊冲翻译理论在《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中的再现

本文通过对许渊冲先生的文学翻译理论———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的引入与解释,继而论述了许先生 的这一理论在其文学翻译作品、尤其是在《汉英对照唐诗三百首》中的体现。通过对阅读许译唐诗三百首的具体例 子的一些分析,阐述其翻译理论中的音美、意美、形美的内涵,中国古代诗歌汉译英的诗体论原则,翻译即“再创”的 观点,强调汉译英时重视“神似”,以及在翻译艺术风格上运用“从心所欲,不逾距”的规则等,表明许先生的理论在 中国文学翻译、中国文学以及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方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和作用。     

圣经的归化翻译策略——以“道”字为例

一般圣经汉译学者认为,圣经和合本的成功在于其采用了倾向于源语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此外,和合本也尽量贴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的处理融合进了东方式的思维,以使圣经思想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约翰福音中将Word译为"道",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及圣经中的Word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尝试证明圣经中译本的归化翻译因素。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论《圣经》对文革后几位朦胧诗人的影响

20世纪初,《圣经》被新文化运动先驱作为启蒙民心的精神工具,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革后的朦胧诗人遭遇了理想的幻灭,在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吸引下,一反现代文学作家对待《圣经》的实用态度,而产生了准神学意义上的十字架情结:舒婷在《最后的挽歌》中渴望着灵魂的救赎、顾城在《英儿》中幻演着耶稣、海子更是用他的创作和青春的生命来模拟《圣经》.     

《天路历程》互文翻译研究

《天路历程》是一部英国古典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充满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属灵著作,至今重印不断,成为《圣经》以外翻译语种最多的文学作品。文章首先指出《天路历程》和《圣经》＂钦定本＂的高度互文性质,考察了两部作品在清末得到翻译的平行进程。运用互文性翻译理论,结合四个汉译本的译例探讨《天路历程》的翻译原则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提出六条翻译指导原则。     

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

宗教翻译"钦定"现象是指以国家或教会最高统治者名义对某一译本或其翻译、制作、发行、阅读等实施权威化的过程,即译本法定化过程。圣经的传布和基督教的传播得益于圣经翻译"钦定"现象,圣经翻译"钦定"史料显示圣经钦定现象呈现出单语钦定传承性、多语钦定并存、宗教政治性显著的特征。圣经翻译"钦定"现象作为温和的权力争夺方式,通过"钦定"赋予译本特定的符号,进而在大众对这一特定符号的"误识"过程中实现了译本权威的建构。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反映了宗教政治对宗教文本强力操控的运作机制,也是符号权力合法化,并对宗教政治、宗教传播,甚至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认知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