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的不同译本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初探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集之一,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多种有影响的译本。圣经的英译及汉译对各自的文化影响深远。钦定本英语圣经与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的流行,对英、汉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圣经的不同译本及其对文化的影响初探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文集之一，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多种有影响的译本。圣经的英译及汉译对各自的文化影响深远。钦定本英语圣经与官话和合译本中文圣经的流行，对英、汉文化的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圣经》汉译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高潮,而晚清以狄考文为首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主持翻译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达到了顶峰。其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然而由于《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成功的白话翻译,因而在客观上奠定了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的催化和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从圣经《旧约》诗集的三个汉译本看翻译标准

翻译中很多标准都对译本提出了"忠实"的要求。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忠实"标准在内容、语言和文体三个方面或三个层次的详细界说,与圣经翻译原则有内在的契合。圣经文学的经典地位要求圣经翻译也必须再现其文学价值。对圣经《旧约》诗集三个汉译本的文体对比分析发现,与其它两个译本相比,《和合本》内容忠实,语言通顺畅达,文辞古雅优美,基本上达到了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标准的较高要求,具有独立的翻译文学价值。     

试论《中文和合本圣经》的前景

《中文和合本圣经》是由西方传教士翻译的第一部“划一”的圣经译本,在中国已经流传了100多年,而且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至今,也没有其他任何一部译本能取代它的位置,原因何在?本文用Even—Zola,Lefever的多元系统理论以及AndrewChesterman的期望规范理论,从教会历史和中国诗学发展的情况,分析其在中国扎根的原因。同时,用Hermans文本的意义与意思理论与Eugene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等分析其前景。     

圣经的归化翻译策略——以“道”字为例

一般圣经汉译学者认为,圣经和合本的成功在于其采用了倾向于源语的"字句切合"的翻译策略。此外,和合本也尽量贴近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对一些哲学思想方面的处理融合进了东方式的思维,以使圣经思想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约翰福音中将Word译为"道",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及圣经中的Word的分析,结合相关翻译理论,尝试证明圣经中译本的归化翻译因素。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经典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兼评任东升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圣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作为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分支的圣经汉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东升的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体现出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该书把圣经汉译活动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跨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学术透视,自成系统,多有洞见,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本文认为翻译的长远目标在于差异被理解,而不是要消灭差异;经典翻译者和研究者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在文化互动中寻找契合点。     

霍克思的翻译思想及其经典译作的生成——以《楚辞》英译全本为例

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思（1923-2009）的《楚辞》英译全本虽然是其最早的一部汉译英作品,但自问世以来即成为中国典籍外译的典范之作,至今半个多世纪中外学界研究《楚辞》均无法绕过此本.论文从霍克思对前人译文的评判及翻译期间撰写的书评文章透视译者的翻译思想,从详实的一手资料出发勾勒译本在海外的接受概貌,明晰霍克思英译全本在《楚辞》外译史上的经典地位,探究经典译作生成的根本促因.     

多神与一神之张力:圣经翻译处境化的商榷

圣经翻译实质关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释,虽然圣经译者希望尽可能准确地翻译原文,但是,翻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教义认知往往左右着他们对圣经的翻译和诠释,因而翻译本身并不能排除教义偏见的影响.不仅存在翻译者的一神论教义与原始文本的多神教线索之间的张力,即把一神教信仰强加到译文中;而且,译者还有可能通过不恰当的翻译异化与魔化“他者”的文明.例如,中文和合本圣经跟随英文钦定译本将圣经里的海怪(“dragon”)翻译为“龙”,就是这种不恰当翻译的一个例子.     

《活着》异质文化在英译本中的“深度”还原

余华小说《活着》在海外颇受推崇,译者白睿文也因此受到国内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研究发现,深度翻译重视通过建构源语文化的历史文化语境还原源语文化,因此在深度翻译观照下,从文本外语境(包括译本的脚注、前言及后序)和文本内语境两个层面出发,可以探讨译者对更深文化层面的异质因素还原的翻译问题,尤其是在分析有关译者对于《活着》原著中我国独特文化元素翻译技巧的独到之处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文章将《活着》源语中的文化按照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及心态文化层进行层层剖析,展示汉译英中文化翻译的异质性。进而分析译者白睿文对待我国异质文化的态度及翻译手段。最后,从语境搭建偏误角度讨论译者文化还原偏差并分析未能在小说译本中还原的文化因素,以期对翻译中国文学的译者有所借鉴。     

《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原典,其翻译是伴随着该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而发展的。在有据可考的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圣经》汉译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文化资本,进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共生、相融。透过《圣经》汉译文化资本化的分析,可以为《圣经》汉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并对《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从归化到异化——《天路历程》汉译本比较

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争论可谓贯穿中外翻译史的始终,其优劣和取舍众说纷纭.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在西方一向被公认为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很早便受到传教士的关注、并被译介到中国,是最早译成中文的西方长篇小说,其汉译本已达三十多种,并不断有新译本面世.本文从《天路历程》宾威廉和王汉川汉译本比较入手,分析从归化到异化的翻译策略发展态势,同时探讨其间的中西语言文化异同.     

简议进入文化网格的圣经汉译

《圣经》翻译研究是世界范围(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以勒弗维尔的"网格"概念为切入点,分析文化因素对圣经汉译本特别是唐代景教本、马礼逊译本以及官话本圣经的重要作用。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红楼梦》三个英译本的文化翻译比较

选取《红楼梦》三个较好的英译本,就原文中某些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进行比较分析。归纳出三个译本在文化翻译上异同的形成原因：译者的知识学养、译本出现时间以及译者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     

构建汉译西方文学经典体系统一汉译经典名称

由于没有高瞻远瞩及详备统一的规划和组织协调,对西方经典汉译名称的一致性在学术研究方面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全盘观念,译者各自为阵,造成了汉译西方经典目录上的空白、断层和错层,同一作品的汉译名称差异颇大.这些对经典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十分不利.有必要设立有效机制,构建汉译外国文学经典体系,统一汉译经典名称,完善外国文学经典翻译和研究的学术规范,以促进经典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

基于翻译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经典的独特部分,既具有文学经典的基本特质,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品格,从译本的非唯一性、译本的变动性、译本的时代性和译者作用的独特性4个方面分析翻译文学经典的独特品格以及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与重构。分析认为,上述4种品格的形成,离不开译者的参与和文学作品在异域的重生,正是上述4种品格与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翻译文学才经历着经典的建构与重构。     

从《圣经》的中英文译本谈对隐喻理解的普遍性

本论文拟用弗莱的文学批评理论和对《圣经》文体的论述,通过对中英文《圣经》译本的比较,指出了各国读者对隐喻产生共同理解的可能性和原因。通过对圣经的意象和叙事结构的分类、归纳和综述,作者总结了《圣经》中英两个译本的译者在再现原文隐喻的内容和风格方面所采取的相应的手段和方法。     

基督宗教在中国本土进程中的权威建构与《圣经》汉译

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布离不开基督宗教权威在汉语世界中的建构。而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实际上意味着来自异域的《圣经》符号资本如何与汉语进行“象征性运作”,也就是说基督宗教权威的确立是与《圣经》汉译紧密相联的。《圣经》汉译历经千余年,已然在中国文化变迁中构成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并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作用于基督宗教权威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