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汉译与文化资本

《圣经》作为基督宗教的原典,其翻译是伴随着该宗教在中国的传布而发展的。在有据可考的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圣经》汉译已经形成为强大的文化资本,进而以文化资本的形式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共生、相融。透过《圣经》汉译文化资本化的分析,可以为《圣经》汉译的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并对《圣经》汉译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     

基督宗教创造主名称在汉译《圣经》中的符号嬗变

基督宗教源自对一位人格化和超越一切的造物主的信仰。在基督宗教于汉语世界的传布以及《圣经》的汉译历程中,该造物主名号的汉语符号再现经历了一系列本土化嬗变。透过这一系列嬗变,我们可以认识到,基督宗教信仰符号的汉语化所体现的不仅是符号与翻译的问题,更是宗教与社会权力问题。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翻译中的异域经典重构——传教士《圣经》汉译的经典化策略研究

从唐朝到1919年《圣经》和合本的出版,传教士译者一直在为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而寻找恰当的《圣经》汉译经典化途径,其翻译策略经历了全盘汉化、话语独立化和适度“道儒化”三个阶段。作为《圣经》汉译的权威译本,《圣经》和合本是传教士译者们经典化努力的结果,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译者权威化、文化和合化和译本文学化三个方面的合力。     

论马礼逊《圣经》汉译及其影响

《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完成是近代基督教事业的一大成功的标志。它的完成者是 19世纪初来华的基督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圣经》中文全译本的出现 ,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也为后来的新教徒从事《圣经》汉译提供了蓝本     

"附会"、"格义":<圣经>汉译的跨文化策略

《圣经》汉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圣经》汉译过程中的巨大文化障碍。本文结合这些障碍产生的原因对《圣经》汉译历史过程中"附会"和"格义"这两种文化障碍跨越策略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圣经》汉译中的本土化阐释策略

《圣经》汉译历史由来已久。最初的《圣经》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以进行本土化阐释。《圣经》汉译过程中采用了用中国儒道释学说来比附基督教学说的格义与附会的具体阐释方法。     

《圣经》官话和合译本的历史地位与贡献

在《圣经》汉译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高潮,而晚清以狄考文为首的一批新教传教士及其华人助手主持翻译的《圣经》官话和合译本则达到了顶峰。其目的虽在于宣传宗教,然而由于《圣经》本身是极佳的文学作品,加上成功的白话翻译,因而在客观上奠定了它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其对于中国新文化运动发轫的催化和示范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布莱克的反律法主义宗教伦理观——《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之圣经解读

从基督宗教伦理观出发,将预言诗《天堂与地狱的婚姻》置于圣经背景下进行观照,可以揭示布莱克的反律法主义信念。布莱克否认律法的重要性,从人本神学观出发对圣经进行重新阐释与改写,其反律法主义宗教伦理观在该诗作中体现为对圣经教义的反叛,以及对性爱的开放态度;同时,在另外一方面也成就了其诗歌形式上的自由。     

施助的意蕴与践行—— 以《圣经》为研究视域

本文从基督宗教经典文本《圣经》出发,以爱心与信仰作为基督教施助理念的理论基础,重点剖析以奉献型利他主义作为行为动机的施助实践方式,并以内心的净化和心态的改变作为实践过程,从而试图发掘基督教施助理念的宗教内涵与社会意义。本文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基督宗教施助理念的"奉献型利他精神"可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

宗教翻译"钦定"现象是指以国家或教会最高统治者名义对某一译本或其翻译、制作、发行、阅读等实施权威化的过程,即译本法定化过程。圣经的传布和基督教的传播得益于圣经翻译"钦定"现象,圣经翻译"钦定"史料显示圣经钦定现象呈现出单语钦定传承性、多语钦定并存、宗教政治性显著的特征。圣经翻译"钦定"现象作为温和的权力争夺方式,通过"钦定"赋予译本特定的符号,进而在大众对这一特定符号的"误识"过程中实现了译本权威的建构。圣经翻译"钦定"现象的"误识"效应,反映了宗教政治对宗教文本强力操控的运作机制,也是符号权力合法化,并对宗教政治、宗教传播,甚至译本所处的社会文化、认知结构和社会秩序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     

晚清民国华人翻译圣经译本研究

圣经在中国的翻译始于汉语圣经译本,两百多年来,基督教一直持续不断推陈出新各种译本。     

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

梁发的一生,与中国早期基督新教传播史密切关联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几乎都与他有过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梁发最重要的业绩,是亲自口传笔著,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诠释基督教,便于国人理解与接受.另方面,梁发并不完全墨守成规,他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亦曾指出其不善之处,并刻意加以纠正.因此,梁发应被列于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士之列,他在中西文化会通方面的建树,应当给予肯定.     

作为中国文学之《圣经》: 麦都思、王韬与“《圣经》委办本”

在 19世纪,中国最大的一项翻译工程大概要算是《圣经》翻译了。从 19世纪 20年代到60年代,先后有五种《圣经》中译本由新教宣教会完成并出版问世。本文所讨论之《圣经》委办本,亦涉及许多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助手。围绕《圣经》中译之方法,传教士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究竟是绝对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还是要保证中国读者能够读懂接受。争论的第二个焦点在于中译本的文言水平(白话《圣经》中译本是稍晚才出现的) :究竟是用受教育者能接受的标准文言,还是用初识文墨之人亦能读懂的更粗浅的文言 .有关读者接受以及标准文言使用之话题的挑起者,乃传教士麦都思,他期待能够完成一部可以被称为中国文学的《圣经》中译本。在 1843年至 1854 年间完成的“《圣经》委办本”中,麦都思最终几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此目标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找到中国协作者,协作者能够将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的工作转化成让人接受的中国散文。麦都思最初的人选为王昌桂,他是一位教授中国经典的儒生,但在新约《圣经》完成之前已去世。麦都思继而聘用了他当时尚年轻的儿子王韬,王韬协助完成了整部《圣经》,同时还写了一些宣教小册子,并修订了一部圣歌集。王韬的译者经历亦让我们对其早期思想的发展有了诸多了解。     

经典翻译研究与跨文化交流——兼评任东升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

《圣经》是西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之一,作为世界范围内圣经翻译分支的圣经汉译活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任东升的专著《圣经汉译文化研究》体现出强烈的跨文化意识,该书把圣经汉译活动放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进行跨学科、多方位、多角度的学术透视,自成系统,多有洞见,具有相当的原创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本文认为翻译的长远目标在于差异被理解,而不是要消灭差异;经典翻译者和研究者不仅需要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强烈的跨文化意识,在文化互动中寻找契合点。     

基督教的罪观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受基督教的影响至深。除了作品中的《圣经》意象、叙事等痕迹,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心灵影响及由之带来的作品内涵的深刻性;更为重要的是,诗歌、话剧、小说等文类的发生与成熟,与此有关。对“罪”的省察与叙述,决定着中国文学的深刻与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