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英译本之描述研究——兼谈平行语料库在《楚辞》英译研究中的运用

《楚辞》丰富的文化内涵及语言自身的复杂性成为英译的巨大障碍。本文首先描述了《楚辞》的英译历史,简要评述了现有《楚辞》英译研究的不足,认为目前国内外译界对《楚辞》英译文本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存有可以拓展的多维空间,而平行语料库应该是《楚辞》英译研究中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借助自建《楚辞》平行语料库,结合语料库的定量研究法与翻译研究的定性研究法,以《楚辞·离骚》植物词汇为个案,对不同译者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原文与译文及译文间的差异性,为我国《楚辞》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     

翻译美学视角下《大中华文库.楚辞》英译研究简

《楚辞》是我国诗歌的源头之一,但其英译研究相对滞后于其他经典作品。从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翻译关学角度研究《楚辞》英译是可行且有意义的。翻译美学涉及神似和形似这对美学命题,具体内容涉及意象、意境、格律及风格等诸多方面。从卓振英译的《大中华文库·楚辞》中看出,“以诗译诗”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为了全值再现原诗所蕴含的美,译者应该采取诗化译法。     

伯顿·沃森英译《楚辞》的描写研究

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中国经典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译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以他英译《楚辞》为例,从描写的角度,对原诗和译诗神话意象组合、香草与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直译法基本再现了原诗的美学形式和功能,但也有对原诗的文化误读和误译。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易经》卦爻辞英译研究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Nida)引入之后,越来越多专家学者把社会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结合起来,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社会符号学意义观通过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三方面对翻译的过程作考察。《易经》外译的历史悠久,出现了许多堪称经典的译作,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与《易经》英译研究相结合有助于《易经》译文的不断完善和《易经》思想的发扬光大。通过举例对比分析《易经》三译本的卦爻辞英译的不同之处,探讨社会符号学意义观在《易经》翻译研究的实用价值以及信息功能、表达功能和情感功能的实现程度。     

翻译伦理视角下的典籍英译——《楚辞》国内英译本探析

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我国国际影响力提升、文化输出重要性逐渐彰显的大环境下,从翻译伦理的角度重新审视典籍英译的翻译方法,走出文本分析的局限,强调译本的整体传播效果。回顾了翻译学回归伦理探讨的历史,针对译本体例编排和异质转化两个方面,从翻译伦理角度评析近十年来《楚辞》的四个国内译本,突出翻译伦理在典籍英译中的指导作用以及“丰厚翻译”法对今后典籍英译的启迪。     

《诗经·国风》中的植物英译及中国文化意象的传达

文章在统计和总结汪榕培、潘智丹的《英译〈诗经·国风〉》著作中所出现的植物名称的种类、英译的基础上,从训诂学、名物学、文学翻译等角度对其英译进行分析。目的是考证其英译和文化意象的传达,希望对中国典籍英译实践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笔者首先分析《英译〈诗经.国风〉》共出现的79种植物英译,认为其中值得商榷的有＂唐＂、＂条＂、＂黍＂和＂稷;＂然后提出相应的更能＂传神达意＂的翻译,尤其强调传达原作中特有的中国文化意象;还探讨了上述翻译欠妥的原因。最后文章简要说明了文化意象传达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性,并就《诗经》乃至典籍翻译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伯顿·沃森英译《楚辞》的描写研究

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伯顿·沃森在中国经典英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译文的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不容忽视。以他英译《楚辞》为例,从描写的角度,对原诗和译诗神话意象组合、香草与配饰意象组合、时间意象组合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译者主要采用了直译法。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直译法基本再现了原诗的美学形式和功能,但也有对原诗的文化误读和误译。     

小型《楚辞》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与应用

现阶段《楚辞》英译研究主要体现在具体的词汇考辨及其翻译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定性研究等方面。要进一步扩展研究广度与深度,可借助语料库技术的辅助作用。《楚辞》汉英平行语料库的创建,或能方便翻译学者充分利用语料库的诸多优势,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研究。本文尝试性地进行小型《楚辞》汉英平行语料库创建,探讨语料划分、标注、对齐、检索设置等操作的可行性方案,以期为全面、系统进行《楚辞》英译研究提供一条有效途径,通过数据分析和定性阐释相结合,获得客观可信的研究结果。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译的适应与选择

以翻译适应选择论为理论框架,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三卷)的英译过程进行考察和解读,阐明高质量译文产生的条件,并全面分析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三卷)英译的成功是译者对翻译能力及翻译生态环境的不同层面多维度选择性适应,继而在英译时对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的结果。译者策略性地运用直译、意译、增译、套译、略译等多种翻译手段,努力维持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的平衡和谐,力求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为外宣翻译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中俗语的文化意象英译

从目的论角度分析大卫·霍克斯英译《红楼梦》文本中俗语所含蕴文化意象的英译.霍克斯从特定翻译目的出发,遵循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灵活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方法,归化和异化策略兼容并蓄,应对错综复杂的“文化意象错位”现象,为汉语俗语英译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性批评理路.     

翟理斯与魏理关于《楚辞·大招》翻译的论争

英国汉学家魏理在翻译《楚辞.大招》时,因为追求译诗的文学性和可读性而没有兼顾到译文对原作的忠实,存在随意删改和任意发挥的问题,因此遭到著名汉学家翟理斯的批评,为此两人就《楚辞》翻译的方法和具体问题展开争论。这场争论为后来的翻译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也为楚辞学在英国的崛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基于语料库的《摆手歌》英译语言特征

在语料库翻译学的框架下,将《摆手歌》英译本Sheba Songs与戴乃迭翻译的《阿诗玛》以及英国本土民间故事Beowulf的现代散文体版本进行语内比较,从词汇、句法和语篇探讨《摆手歌》英译本的翻译语言特征。研究发现《摆手歌》英译作品呈现复杂的翻译语言特征:《摆手歌》英译作品在词汇多样性和句法复杂性方面呈现翻译语言的简化特征,但是,其词汇密度值高于英语原创文本,却低于英语母语者的英译文本Ashima,其高频词和低频词的使用状况也显现不同于一般翻译语言特征,更多受源文本和译者的中介语使用特征影响。人称代词和连接词使用状况则表明《摆手歌》英译文本没有体现翻译语言的语法显性特征。     

《毛泽东选集》英译过程与价值研究

《毛泽东选集》英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强大的译员阵容、精细的翻译过程、缜密的质量标准使《毛选》英译成为中国译学典范。《毛选》英译不仅有效地宣传了中国革命成功经验、有力地指导了世界无产阶级运动,而且成功地推动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面向中国的"灵芝"译论与面向世界的"海变"译论

日本学者小畑薰良于1922年在美国英译并出版了《李白诗集》,影响巨大.闻一多与他就中国古代诗歌翻译的讨论分别提出了"灵芝"译论和"海变"译论.两人的译论显示了中日学者不同的翻译观,即面向中国的翻译观与面向世界的翻译观.这两种翻译观对中国古代诗歌的翻译价值认知不同,对中国古代诗歌向外传播的影响也不同.     

《庄子》英译的历史特点及当代发展

文章阐述了《庄子》英译与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庄子》英译历程的三个特点,认为当代典籍英译大家汪榕培在《庄子》等典籍中＂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的翻译原则是当代典籍英译标准的指导原则和取向趋势。     

变译理论在《鹿鼎记》英译中的应用

变译理论的提出为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运用变译理论分析《鹿鼎记》的英译,可以看出,变译在翻译时能有效地解决文化缺省问题,促进作品译介。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后殖民视角下《水浒传》登译本的文化习语转换研究

继赛珍珠、杰克逊、沙博理翻译《水浒传》之后,1994-2002年间,由登特·杨父子（Johnand Alex Dent—Young）合译的5卷本英译《水浒传》陆续出版。文章以后殖民理论为基础,从译者的价值取向、翻译策略和文化习语转换3个层面对这一新译本进行了考察,认为后殖民语境下的登译《水浒传》体现了译者对目的语读者阅读期待的主动迎合,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在翻译策略上表现为典型的改写和透明翻译。     

改译理论在古诗英译中的应用——从《梅花》英译本比较谈起

诗歌翻译要求译者在理解原诗的基础上对诗中必要的地方进行变通处理,以确保古诗意蕴的准确传递。本文从分析阐述古诗《梅花》几个英译差异入手,通过实例分析几种变通方式,探讨改译理论在古诗英译中的应用。     

从《前赤壁赋》看汉语典故的英译

本文通过研究汉语典故的相关理论以及其在翻译上带来的各种困难,从苏轼的《前赤壁赋》中的典故英译出发,提出英译汉语典故的方法,以及应注意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