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研究述评

作为世界上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第一大国,中国二氧化碳（CO2）排放峰值问题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中国CO2排放峰值的宏观研究进展、中国CO2排放峰值目标的区域分解和产业分担以及偏向于尽快达峰的政策设计等方面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成果梳理,明确中国CO2排放峰值问题的来龙去脉,搭建学术界研究的基本框架,解析相关研究领域的主要脉络演进,并通过明晰学术界存有的共识和分歧,确认亟需构建CO2排放峰值的学理框架、加强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工作、系统化研究达峰政策及其效应、强化研究峰值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等进一步突破的方向。     

消费税调整——人民同意了吗？

2006年2月28日，来自全国的生产MPV（多功能厢式车）、SUV（多功能轿车）及2．2升以上轿车产品的30多个厂家代表联名向有关部委建议，新消费税政策一旦实施，大部分乘用车生产企业将遭受较大负面影响，“将严重影响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他们通过汽车界代表，将建议提交给全国人大。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影响CO2排放的政策分析

城市化进程是中国CO2排放快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自回归滞后(Autoregressive-Distributed Lag, ARDL)协整模型, 重点分析了政策因素在城市化进程中对CO2排放的影响。ARDL方法更稳健, 更适合对小样本数据进行分析。ARDL协整模型构建中以人均CO2排放量为因变量, 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政策变量等作为自变量。基于1978-2010年的样本数据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1997年节约能源法的颁布对CO2的排放起到了有效的抑制作用;同时, 城市人口比例的增长是影响CO2排放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因此, 制定针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节能减排政策, 例如鼓励实现节约型的能源消费模式, 对实现中国CO2的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小排量汽车大预演

随着汽车新消费税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的实施,上海、北京等地已先后取消了对小排量汽车的诸种限制,广州也表示即将解禁。近期以来,国内小型车市场在今年政策倾斜、油价坚挺及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的驱动下,销售行情看涨,市场炙手可热。本期将为你推荐几款目前车市上排量在1．0升以下的小排量汽车车型。     

国际贸易对中国各行业CO2排放影响实证研究

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运用中国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考虑加工贸易的影响,分15个行业、8种能源来研究中国基于国内生产、消费、出口、进口中的CO2排放及国际贸易中的净排放等问题。结果表明:（1）中国一直是碳贸易净出口国,1997—2007年的CO2排放量持续增长,国内生产大于国内消费的CO2排放量,且出口的CO2排放量占国内生产的CO2排放量的比例很大,这说明出口对中国CO2排放量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2）机械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和金属产品制造业是进口和出口CO2排放量相对较大的三个行业。（3）从单位产值看,出口、进口和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在1997—2007年持续下降,而国际贸易净值的CO2排放强度1997—2007年一直上升,出口的CO2排放强度要远大于国内生产的CO2排放强度,表明中国净出口的资源和能源正在不断地快速飙升。因此,中国应加大鼓励低耗能、低排放行业的出口,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出口,发展太阳能、风能等低碳能源和新能源,从而减少中国的CO2排放量,实现低碳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可持续发展。     

交通碳税对我国碳排放、社会福利及税收收入的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TREMOVE中国模型和中国国家数据,模拟新的车船税政策和碳税政策在我国的实施。模拟结果显示新的车船税和碳税的实施会使CO2排放量在2030年时下降1．19亿吨。同时如果公共交通对私人交通的替代弹性变大,公共交通更为便利或限制小汽车数量时,CO2排放量均会有更加可观的减少。两个税收政策的同时实行还会对社会福利和政府税收产生正向的影响,在双红利效应下,以环境税代替劳务税,会对社会福利的作用更加明显。     

技术进步对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1995-2009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以及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及其分解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显示: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整体而言,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均是使CO2排放强度降低的推动因素,但碳排放专有的广义技术进步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要大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将广义技术进步分解后,一般广义技术进步中技术变化对CO2排放强度的影响最大,规模效率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则无明显影响,而碳排放专有广义技术进步中规模效率变化对CO2排放强度影响最大,技术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的影响最小。     

消费税上调：影响南京车市？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一经发布，即引起业界较大的震动。其中“汽车消费政策”明确规定：“要引导汽车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能耗、低污染、小排量、新能源、新动力的汽车，加强环境保护”。作为政策具体实施的有效手段之一的汽车消费税，一直就处于业界关注的焦点。最近，汽车消费税征税办法和税率将做出调整的消息，让人们再度关注政策变更对车市的影响。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灰色关联的动态分析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节能减排、绿色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使用1995-2011年相关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了人均GDP、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工业先进程度、城市化率、贸易密度等7个因素对中国人均CO2排放的影响程度及动态变化。主要结论为：1995-2011年,GDP每增加1万元,能源消费增加3．39吨标煤,CO2排放增加10．56吨;对中国人均CO2排放影响程度较大的因素,初期是能源结构、工业先进程度和贸易密度,后期是能源强度、城市化率和产业结构;人均GDP、能源强度、城市化的影响在增大,能源结构和工业先进程度的影响逐渐下降,产业结构和贸易密度的影响呈波动趋势。以上结论为我国制定和完善低碳发展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亚五国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强调走低碳经济是目前中亚五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气候变化背景下不可动摇的战略选择。分析中亚五国1993—2009年CO2总排放量、人均CO2排放以及CO2排放强度变化特征,利用Kaya模型定量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结果表明：（1）中亚五国的CO2排放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CO2排放水平已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CO2排放量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乌兹别克斯坦已经控制在某一个稳定的水平。（2）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导致中亚五国CO2排放的主要因子,能源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CO2排放带来了压力,而能源强度对减缓CO2排放的贡献是极大的。     

小客车限购对北京市财政收入影响分析

在厘清小客车限购所涉及汽车销售、上游的汽车和零配件生产以及下游的汽车服务等相关行业的基础上，对各行业及消费者在购车及使用过程中所涉及税费进行具体分析，收集了北京市近年来的上述各类税费，分析了它们受小客车限购影响所引起的变化，并最终分析了限购对北京市财政收入的影响。分析表明：限购对汽车销售行业的冲击较大，但在汽车销售行业2011年的税收方面体现不明显；限购对北京市财政收入的影响直接体现于车辆购置税的大幅减少；限购对汽车生产企业与汽车服务企业的税收影响不大，甚至促进了诸如汽车租赁业之类的汽车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高碳产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关联关系

税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起调节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模型分别对东北三省四大高碳产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的关联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之间的关联度最高,关联度最弱的是建筑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由于各省份产业结构不同会有所不同。根据东北三省四大高碳产业节能减排效果与税收政策的灰色关联性,四大高碳产业应采取不同的税收政策,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节能减排的发展,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碳效应分析

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诸如环境污染、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等一系列环境问题。通过各类服务业的主要能源消耗量估算了1990～2016年中国各服务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利用各服务类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运用价格指标法对中国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状况进行具体测算,以服务业碳排放量作为衡量环境质量的指标,从行业层面实证研究了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贸易规模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研究认为,低水平的贸易开放无助于中国的二氧化碳减排,反而会增加碳排放量,同时贸易规模的扩大也会提高二氧化碳排放量;各服务行业的贸易开放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存在差异,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贸易自由化碳排放效应和规模效应最大,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次之。因此,要降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应调整产业结构与贸易开放结构,控制不同行业的贸易规模与对外开放水平,并提高各服务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     

基于EIO-LCA模型的陕西省产业碳减排效应

为了从产业结构调整角度对陕西省碳减排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选择能源消费、生产链、消费需求视角,基于2007和2012年投入产出表,采用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和EIO LCA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2007和2012年30个细分部门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构建碳减排效应模型分析各细分部门的2007和2012年的碳减排变化。结果表明,直接碳排放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等基础性能源部门的碳排放量较高;间接碳排放中,建筑业、其他服务业隐含碳排放量较高,而“流出”间接碳排放对最终需求引起的碳排放贡献最大;在碳减排政策设计中,上述部门应该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     

中国碳税风险及其应对

碳税是减少碳排放的一种重要政策手段,为了降低中国的碳排放量,可以考虑开征碳税来达到这一目的。对于中国开征碳税,许多学者认为具有较大的风险性,认为实施碳税政策在削减碳排放的同时必将对中国的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和宏观税负等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文章从时间序列的角度,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得出中国开征碳税对收入分配等的影响并不都是负面的,有的甚至是正面的影响,并针对模型的回归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能源“新常态”:“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展望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在未来能源消费、能源强度和碳排放等方面将表现出区别过去30多年的新特征,在此将这些能源方面的新特征称为"能源‘新常态’"。在能源"新常态"的背景下,展望了"十三五"及2030年能源经济发展情况,从节能减排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的角度,利用情景分析法预测2030年前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消耗强度和碳排放量。结果显示:在基准情景和节能减排政策措施严于预期的低碳发展情景下,碳排放峰值都有望在2030年前出现。     

我国开征碳税的碳减排效果分析

随着温室效应造成的气候变迁和气候灾害逐渐凸显,各国都面临着碳减排的压力。部分欧盟国家开征碳税来控制碳排放,而美国却不推崇碳税。碳税政策是利用税收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迫使人们改用清洁能源或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使化石燃料消费比未课税的情况下减少。对中国燃料价格和碳排放的因果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碳排放变化是燃料价格变化的格兰杰原因,〖JP2〗而燃料价格变化不是碳排放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说明了中国化石燃料需求的〖JP〗刚性,预计在中国开征碳税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不会显著。     

能耗、碳排放与江苏工业发展方式转型

在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的时代呼声下,构造江苏工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库,把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引入到传统的生产函数中,利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江苏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和四种投入要素的贡献率来讨论以高排放为特征的江苏工业发展方式问题显得尤有意义。江苏工业总体上已经实现了以技术驱动为特征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但近年来二氧化碳排放越来越成为阻碍江苏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营改增”、税赋降低与企业生产率提升

为探究“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2000～2017年的上市企业数据建立理论模型,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营改增”政策如何通过减税效应、研发效应和分工效应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依据资本密集度、企业规模与产业关联度差异对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营改增”改革对异质性企业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认为,“营改增”改革减轻了中国企业税收负担,同时通过促进企业研发与产业链专业化分工的途径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营改增”带来的研发创新效应体现出对大企业研发促进更大的熊彼特效应,带来的专业化分工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依赖于产业链的完整度;税制改革增强了高产业关联度行业中的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低产业关联度行业的专业化分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着消极作用。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