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诗序的文体演进

作为一种文体，序产生于两汉，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序文的数量及类型更为丰富，并在文体特征、表现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与两汉不同的面貌，成为一种具有文学性的独立文体。这一发展变化的关键，是由于别开生面的宴集诗序的出现。诗序出现于汉魏之际，成熟于两晋南北朝。这一时期诗序篇幅加长，独立成文，内容上不再局限于叙述说明写作缘起等，而往往借题发挥，自抒胸臆。魏晋南北朝文学性浓厚的诗序不仅丰富了序文创作，也直接促进了唐代赠序的产生。     

晁补之序文研究

晁补之《鸡肋集》中的序文题材多样,书序、画序、字序、赠序等诸体皆备,其序文或叙友谊、或道别情、或劝德行,内容充实丰富,感情真挚深沉。同时序文中也寄寓作者对世事人生的看法,见解精辟,思致深邃,文章融叙事、说理、言情于一炉,情文并茂,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较高的成就,对后世作家序文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隋唐序文发微

序文在隋唐时期趋于成熟,呈现出全面繁盛的态势,其题写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文体,产生传奇序等新的序文。再者,隋唐序文类型相对完备,其中赠序及游宴序大量涌现,大序与小序兼而有之,自序与他序并存。隋唐序文的成熟,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既与序文的属性有关,又与所处时代及其文学的全面繁荣密切相关。     

略论汉代序文之新变

两汉之际,序文趋于定型,较之先秦时期呈现出诸多新变,具体表现为：整理《尚书》,使我国第一部散文序文集重现于世;产生了具有全新形态的自序,其中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代表;序文的学术功能更加突出,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其题写范围日趋广泛,出现了赋序、史书序、子书序、辞书序、诗序、铭文序、佛典序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文体,有力地推动了序文的深入发展。     

赠序文体的起源

在着重探讨了"赠人以言"起源、赠言母题的起源、序体起源三个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赠人以言"的传统起源于上古祖道祝辞;最早的具有赠言性质的文学作品是《诗经》中的《有客》;文种的《固陵祖道祝辞》是"赠序"文体的滥觞;赠序之名最早出现在林弼的《林登州集》中;"序"体起源于《易》;最早的序是孙武的《算经序》。     

权德舆与唐代赠序文体之确立

赠序是唐代新兴的文体,其源流肇自魏晋,从赠诗附序演变为唱和冠序,迄唐代始定型为无诗徒序,其创作的繁盛与当时祖饯燕集之风的盛行密切相关。如果说唱和冠序不外以纪事为动机,那么徒序则更带有自我表达的功能。在赠序的演进历程中,权德舆的写作占有极为醒目的位置。首先,权氏因长期辗转于幕府、台阁,为中朝风雅主持,遂成为第一位大量写作赠序的作家。他的创作表明,赠序写作首先与职务密切相关。其次,权德舆的赠序在话语和文体两方面都显示出对文体功能的自觉和文章结构的成熟,标志着赠序的定型,从唐代散文史的角度考察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怎一个“妙”字了得——《送侯权秀才序》三论

《送侯权秀才序》是白居易写给昔日同窗侯权的赠序,除了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引述外,至今没有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该序全文不足三百字,却于尺幅之中尽显非凡的腕力,篇幅短小却含蕴丰厚、意味无穷。除文体内涵丰富外,其抒写手法亦十分精妙,且包涵深广的社会内容。既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又有极强的认知价值。     

墓志与赠序：韩愈文体创造的范例

［摘要］韩柳古文运动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创造了一些可供后人遵从的文体范例，墓志与赠序就是其中突出的两种。墓志本是一种刻于墓碑上的类于行状的程式性文体，韩愈将它改造成了随心所欲，同时以墓主性情为中心的文章。这一改造堪与司马迁列传相提并论。赠序原是诗赋正文前的小引，内容以表达欣赏羡慕之谊、抒发离情别绪之感为主，形式以齐整美丽为务。韩愈不但让赠序从诗赋的附庸中独立了出来，在内容上也打破了情景叙写或离情别绪的惯例，将它变作了可长可短、能叙能议、有理有情、形态灵活，具有强大表现力的新型文体。     

穷情尽变冠绝前后——论韩愈赠序文的创新精神

本文从赠序文的产生与发展 ,论述韩愈赠序文的创新精神。提出其赠序文在内容上能“穷情尽变”,即立意上能抒真情 ,说真话 ,突破传统 ,扩大了该文体的表达内容 ;在表现技巧上能创新 ,多用议论 ,但不失形象化的美学特征 ;结构上不拘一格 ,随人赋文 ;语言上力创新语 ,多用比喻 ,使实用性赠序发展成有审美价值的文学性散文 ,得到了“冠绝前后”的评价     

东晋山水序小议

“序”的含义发生过多次变迁,后来又成为一种文体名称。到东晋时期,山水在“序”中有了较大的比重。东晋山水序从文章结构到语言上都具有开启山水小品文的意义,并且这一文体在叙述内容上也有自己的拓展。同时,由于山水序还没有完全成为一种独立文体,恰恰使它成为最能体现东晋时代美学追求的文本样式。     

许祥光《选楼集句》谫论

晚清许祥光的《选楼集句》是中国集句史上的第一部集选文集。集中共收录7篇长文,皆集《文选》而成。作为前无古人的作品,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从表达的效果上来看,《选楼集句》词意融贯,文理自然,如出一手;其次,从形式的选择上看,《选楼集句》集散为骈,偶对工整,格律谨严;最后,从价值和意义上来看,《选楼集句》为已经十分繁荣的清代文选学提供了新的内容,开辟了新的分支。     

论文学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变对徐訏小说的影响

文学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文学语言的现代转变上,语言的通俗化转变使文学语言更容易被百姓所接受,以此达到启蒙思想的目的;语言的现代化转变增加了文学语言的哲理性和抒情性,使之更为深刻地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及情感。文学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变影响了徐哥小说的创作,使其小说用大众语言来表达情感,说理语言缜密严谨。徐吾于在离奇诡谲的情节中构建了浪漫传奇的语言形式,在对现实的通俗描写中语言又不乏高雅,建立了雅俗共赏的语言走向。分析文学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变对徐骨小说的影响,对探究徐骨小说的语言风格具有一定的意义。     

简析《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之异同

梁慧皎的《高僧传》,以弘扬僧人的理想人格,达到传教护法为目的;道宣的《续高僧传》以弘通佛法要义为首任,重在“会正解而树言”。二者虽在写作过程中都具有史家的眼光和“实录”的精神,但在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上却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深入了解慧皎和道宣为僧人立传的意图和价值取向,从体例结构、成书目的及作传理念等维度探析二者的异同。     

论南社词人徐珂的词学传承及创作实践

徐珂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词家,他在诸多方面皆有建树：在理论上,他谨守常州家法,出入谭献、况周颐之间;在创作上,他深于寄托,具有明确的词史意识,风格温婉柔厚,兼得五代两宋诸家之长。在词学研究领域,徐珂在词学由传统授受走向现代研究的进程中,有草创之功,具承前启后的典型意义。     

论《玉台新咏》一书的编撰者

《玉台新咏》的成书受着时代文风、政治及编撰人身份的制约。由于武帝———昭明时代文风及政治的作用,东宫不可能为《玉台新咏》提供理想的成书的背景。西府成为“宫体诗”创作、流传和编撰的另一个中心。西府后宫徐妃是编撰《玉台新咏》的第一人,徐陵作序言,由于徐妃品行极其败坏,限制了《玉台新咏》的流传和影响,而不被正史所载。     

类比思维与一分为二：论中国古代散文写法的两种向度

中国古代散文的写作自有一些特殊的规则，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的传统使这些规则常常隐没不彰，令人习焉难察。贾谊《过秦论（上）》为论说文中的典范，其写法采用了自《战国策》问世以来所风行的类比思辨，但关键处却没有坠入日常类比思辨的陷阱；与之相反，戚蓼生的《〈石头记〉序》则完全采用了传统古文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的典范写法，完全无视从短篇散文到长篇小说的根本变化，使其对《石头记》的称颂与实际显得不相合。     

从《曾国藩家书》看曾国藩的作文之道

曾国藩是清湘乡派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学习古文,十分推崇韩、柳、欧等人的创作风格。他认为,为文重在“行气”,即文章要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而“行气”则必先“养气”,故初学者应通过“看、读”名家名作来“养精蓄气”。此外,行文还必须讲究辞藻的丰富和结构的圆适。《曾国藩家书》所阐述的上述观点,体现了湘乡派的创作主张。     

北宋书序作者所选择的传播因素分析

书序具有重要的传播作用,以北宋诗文集序为对象考察,书序作者在选择推动传播的因素时,对作品艺术性、知识性等文本因素的关注不如对作家身份、生平轶事等非文本因素普遍。其中原因,从书序作者的操作层面来看,是因为在书序中进行文艺批评是很难把握的;从面对读者的传播效果层面来分析,是因为非文本因素较之文本相关的评论因素可以产生显著的传播效果。于是,非文本因素在文学传播中变成了一位无形的操纵者,虽然它不是长远的传播之道,但却常常起着奇妙的传播作用,从而给书序这一文体增加活力。     

不可分割的血脉与学脉--徐霞客学风的家族文化探源

江阴徐霞客家族有着颇具个性的文化传统,主要表现为富于藏书、文子文孙、学风标新、重视立言等特点。这些家族文化特点为明末科学伟人徐霞客学风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养分,对其科学考察事业及其成就的取得产生了重要作用。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徐霞客时不可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