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初干路国有运动成功的原因

民初干路国有运动之所以取得成功,内部原因主要是商办铁路自身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主要表现在:一是资金筹措艰难;二是管理混乱,官权经常滥施于商办铁路公司;三是腐败严重。外部原因主要是孙中山的铁路国有计划和袁世凯的企求。     

中西方人物性格理论比较初探

中西方人物性格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不同的方面：在对性格内涵的理解上，中国侧重于心理学意义，西方则强调性格的哲理内涵；在对人物性格的欣赏方面，二者存在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差异；在人物性格类型的设定上，中国倾向于向心型性格结构，西方则侧重于对立型的性格结构。     

孙中山与中国早期铁路建设

孙中山与中国早期铁路建设何一民关键词：孙中山铁路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不仅毕生致力于革命，而且还对中国发展现代化经济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他十分重视发展现代化交通，特别是对铁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观点和措施，对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     

试论民初孙中山在北京的政治活动

１９１２年８月孙中山第二次到北京，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与袁世凯的会谈，不能不说是大胆的策略应用；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国民党的成立作为历史演进的一个过程来看，有其积极意义；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伊始就提出要变农业的中国为工业的中国的目标，提出从修筑铁路入手以发展经济，还提出“开放主义”，引进外资，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孙科关于铁路建设的理论及实践

孙科继承孙中山铁路富强中国的思想,强调铁路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在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基础上,为中国绘制了一幅铁路建设蓝图,主张在"平等互惠"、"不损主权"的前提下,借用外资、以庚款和关税收入作担保发行公债等一系列方法来修筑铁路。孙科关于铁路建设的理论及实践,对今天中国的铁路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旧题中开出的新意：孙中山民族主义概念新解——以对孙中山1924年三民主义演讲的阐发为例

在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演讲里,就民族主义而言,一些论点往往与国民党宣言、党章等正式场合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矛盾。如果我们能正视孙中山的实际心理历程,就可以发现真实的孙中山思想;而对这些新思想赋予现代意义,则能够对中国的民族问题解决带来启发。     

孙中山的文明观

孙中山早年游学欧美,于中学亦颇有心得,从而形成独特的文明观。孙中山的进化思想体系并不是单线的,而是多线循环并进的。这是他文明观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他对物质文明和心性(精神)文明的区分。这种文明的二分法往往与东方和西方的对立联系在一起。近百年来,中国不仅在物质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且现实道德水准、政治情形也落后于欧美文明国家。孙中山将中国文明不进步的原因归结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学说的错误,为了再造中华文明,就必须打破这一成说,建立“知难行易”说。“知难行易”是孙中山再造中华文明的总方针,在具体方法上,则不外乎恢复旧有的中华文明传统和吸取先进的西洋文明的长处两条途径。     

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类型和特点

刘禹锡的咏史、怀古之作大致可分两种类型 ,一侧重于表现主观情感 ,一侧重于观照历史兴衰 ;二者都具有反思历史的力度和体察人生的深度 ,而其有机结合 ,更形成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和冲击力量。就艺术表现而言 ,虽自抒怀抱 ,又不露痕迹 ,令人初读 ,俨然咏史 ,细加品味 ,精义方出 ,并于“用意隐然”中带有悲凉沉重的人生感恨。     

孙中山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

清末中国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二是国内的满汉矛盾。对这一复杂的课题 ,孙中山着重强调解决满汉矛盾的重要性 ,梁启超则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性。从国家民族理论的角度讲 ,梁启超的观点更具合理性 ,但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来讲 ,孙中山的观点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与毛泽东教育思想比较论要

孙中山与毛泽东都充分认识到教育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认为教育维系着国家的命脉,倡导教育兴国,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实行民众的普及教育;都强调立志报国和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主张进行爱国教育、修身教育、启智教育,重视因材施教和社会实践的教育方法改革等。但两人教育思想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关注的往往是上层士大夫有识之士和有为青年,而毛泽东关注更多的是贫苦工人和农民;孙中山更侧重西方自然科学和军事训练等内容,而毛泽东则更多的是让下层贫苦民众"写得、算得"以及唤醒他们的爱国意识和反抗精神等。     

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

文章从引进外资、人才、技术、经营方法、维护国家主权、平等互惠及适应国情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孙中山对外开放思想的内容和原则，认为研究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对外开放实践仍具有借鉴作用。     

制度、主体与行动--吉登斯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吉登斯的社会福利思想奠基于他对现代性的分析。就现代性、风险和福利国家的关系而言,现代社会中外部风险向人为风险的转变,导致福利制度陷入困境。福利国家走出危机的出路在于实施“积极福利”。这一构想包括三个方面：在制度上,建立一种“积极的福利社会”;在社会主体方面,培育“自发地带有目的的自我”;在行动上,强调合理的日常生活行动。     

儒道美学中的善与真——中国古典美学特点之我见

近年来,研究比较美学的人,对于中西方古典美学的特点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西方美学偏重于哲学认识论,强调美与真的统一;东方美学偏重于伦理学,强调美与善的结合。但是,揆诸中外美学史,这些说法有些不合事实,尤其是把整个中国古典美学的特点仅仅简单地归结为美与善的结合,则更显得片面。因为在儒道两家思潮的侵淫下,中国古典美学形成了对立共处的两大体系,即儒家的影响造成了偏重于美善结合的审美传统,道家的影响造成了侧重于美真统一的审美传统,从而决定了我国古代美学既具有偏重于美善结合的一面,又具有侧重于美真统一的一面的双重特征。总之,儒道的对立互补,构成了我国整个古典美学史的基本部分。     

论发展党内民主与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统一关系

在发展党内民主与健全民主集中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置于民主集中制之上，或者将民主集中制置于党内民主之上，也不能将这二者对立起来。把握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之间的关系，或许从权力与义务关系角度入手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一般而言，党内民主概念主要侧重于党员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而民主集中制则主要侧重于党员的义务。如同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一样，党内民主与民主集中制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影响国有煤炭企业经营者薪酬决定机制的主因素分析

影响国有大中型煤炭企业经营者薪酬决定与调整机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重点对影响国有煤炭企业经营者薪酬的内在和外在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内在因素侧重于分析经营者的劳动特性与个体特性 ;外在因素侧重于分析制度因素与环境因素     

从"文本"走向"生活"——消费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建设刍议

消费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文艺活动的范围、性质和方式,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有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才能适应文艺的新变化,保持理论的有效性。这一调整将涉及到很多方面:就思维方式而言,面临从二元对立向多元中和的转换;就知识立场而言,需要加强反思,从绝对主体走向情境主体;就批评对象而言,需要进一步拓展,从"文本"走向"生活";至于批评平台,则有着一个从文学期刊走向大众传媒的内在要求。以上几个方面仅是消费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一小部分,要想实现理论在新世纪的更大发展,还需要更多理论家的关心和努力。     

论人格障碍与犯罪

一、人格障碍的含义 人格是指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带有倾向性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犯罪心理学所研究的人格与社会学、精神医学所研究的人格在含义上是不相同的。社会学研究人格时侧重于个体的观念、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和态度信仰等方面;精神医学研究人格时侧重于遗传、先天素质、生物学因素等方面。犯罪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则侧重于认识能力、情绪反应、性格特征、行为动机、人际关系协调程度、道德价值等方面。人格障碍又称变态人格、病态人格、人格异常,它是一种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以致不能适应正常社会生活的异常人格。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偏离正常可以表现在认识能力、情绪反     

宋庆龄和戴季陶——以孙中山革命事业为轴心的左右分趋

宋庆龄和戴季陶都长期追随孙中山,同走过一段革命道路,各有其独特贡献。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在对待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事业的问题上,出现左右分趋、截然对立。宋是这一思想和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和发展者,戴则成为背叛这一思想和事业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和反共理论家。这种分趋、对立,有一个可以探察的历程,显示出他们对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认同程度和择取方面的不同,终致结局的迥异。究其原因,又与他们各具的阅历和特质密切联系。     

关于专名的涵义

通常认为克里普克否认专名有涵义与罗素认为专名有涵义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其实不然。克里普克与罗素之所以对同一问题有不同回答，是因为他们讨论问题的立足点不同、侧重面不同。罗素侧重于讨论专名的语用涵义，即立足于现实世界这个语境中专名的涵义；克里普克则从可能世界这个角度，否认专名有涵义，他是从语义方面来否定专名涵义的。     

晚清铁路公司运营阶段的税费负担考察

晚清时期税收制度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安排，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铁路公司需要根据规定数目进行报效、部分线路“代商纳税”进而被迫转嫁税负、尝试开办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从实践层面而言，报效和税负转嫁构成了铁路公司的实在负担，但清政府曾经尝试的铁路商税和火车票税却不了了之，只是停留在规划阶段。就报效和税负转嫁而言，报效从清朝前期作为清政府临时性的筹款方式到晚清时期对以铁路公司为代表的新式企业以营业税的形式被常态征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清朝税收制度的变化趋向；税负转嫁则意味着不良税制对于铁路运营事业的一种制约性影响。总体而言，对于晚晴铁路事业而言，在不完善的税收制度安排下，针对铁路公司的征税造成了铁路企业发展的沉重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