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宪法解释?

关于宪法解释的概念,国内学者大致围绕宪法解释的主体、客体、场合、目标四个方面展开,但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学者们关于宪法解释主体、客体、场合、目标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如果从构建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着眼,可将宪法解释的主体和场合分别界定为“违宪审查机关”、“宪法诉讼”。从一般意义上讲,宪法解释的客体应当理解为形式意义上的宪法即“宪法文本”。从哲学诠释学角度看,宪法解释的目标是立宪者、宪法文本和宪法解释者之间“视域融合”的产物。因此,宪法解释的概念应当重新定义为:违宪审查机关在宪法诉讼中对宪法文本含义的阐明,这一含义是立宪者原意、文本意图与违宪审查机关意图三位一体的融合。     

"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

“新闻自由”的说法于理不通,它不符合现代汉语的构词习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宪法都只有“言论、出版自由”而没有“新闻自由”。而且,“新闻自由”一词有多重含义,可以作多种解释,简单地把“新闻自由”列作公民权利会带来混乱。因此,“新闻自由”不是科学的用语。而“出版自由”虽有宪法和法律作依据,但“出版”一词不能涵盖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的传播媒介,因此笔者建议使用“新闻出版自由”这个变通的说法。     

宪法文本中"合法"一词的规范分析

宪法文本中"合法"一词的"法"不仅指狭义的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合法中的"合"也不仅包括符合法律的情况,还包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符合宪法目的的空白领域.对宪法文本中"合法"条款的规范考查可以看出,在涉及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时候,我国<宪法>实行的是合法财产保护原则.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应作何解

“立制度局以议宪法”的“宪法”一词,是理解康有为“立制度局”主张的一个关键词。《浅析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一文,对这一词的解释是:“当然,这里所说的宪法还不是君主立宪的宪法,仅是指国家的重大法典。”①我认为,这一解释缺乏史实依据。在康有为使用的变法术语中,“宪法”一词的特指含义是明确的。他在奏折中曾经提出要求,“特开立法院于内廷……草定章程,酌定宪法”;②他在进书中曾经发出警告,“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而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③两则史料,前则以“章程”一词与“宪法”一词相区别,后则以波兰的君主立宪制被沙俄扼     

第一讲 宪法

一、宪法的产生 宪法是法的一部分,但它不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并没有近代意义的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同封建专制作斗争过程中才产生的,法律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宪法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宪法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是“组织”、“确立”、“结构”的意思。在欧洲,它最早用于古罗马帝国的立法中,表示皇帝颁发的“赦令”、“诏令”、“谕旨”等等。在中世纪欧洲封建时代,出现过带宪法性的法令,规定了封建主、城市、团体等的法律地位,这些法令并不是统一的成文形式的法令,也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宪法。因此,欧洲中世纪封建国家中“宪法”这个词和今天宪法这个词,有着不同的涵义。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立法权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有关规定,笼统地主张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存在“双重立法权”、“自治立法比一般地方立法的自主性大”的观点是不科学的,而导致现有法律文本不规范状况的原因是《宪法》的修订者、以及相关法律的制定者或者修订者在修改宪法、立法时没有很好地协调《宪法》和法律的相关条文。     

“宪法”词义探源

“宪法”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后传入日本；日本学者及思想家用“宪法”一词来表述规定以代议制为基础和主要内容的民主制度，又传回中国。可见，“宪法”一词是旧词新用。古代意义上的宪法与近代意义上的宪法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但两者又在形式上存在着某种联系，这是英文“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能够源于拉丁语“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中文中的“宪法”能够旧词新用的原因     

宪法的概念和这次修改宪法的重要意义

一、宪法的一般概念 我国古书上早就有“宪法”一词,但那时的词义与现在的含义已不相同。原来的“宪”也是法、法令的意思,主要指皇帝的“敕令”和政府的命令。欧洲文字“宪法”的意思是“国家组织法”。近今所称“宪法”一般是指关于国家根本制度的法律。 近代宪法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了发展工商业,资产阶级展开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如近代欧洲一些国家,国王要资产阶级出钱纳税,资产阶级则要求设立议会,从国王那里得到一些保护自己、发展自己的权利。中国的清朝末期,在国内的革命压力和国外的影响下,也曾搞过所谓“宪政运动”。英国初期的宪法只是一些权力的分割。美国独立后制订的宪法,主要规定国家机构的三权分立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很简单的。后来,宪法的体系有了发展,加入了社会制度、政治纲领、公民的权利义务、国家的组织机构等内     

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

本文对围绕齐玉苓案形成的宪法司法化讨论进行分析 ,展现了法律人就“宪法司法化”问题所形成的两个话语悖论 :其一 ,宪法司法化究竟是将宪法作为法律渊源的司法判断过程 ,还是对成文法进行违宪审查的过程 ;其二 ,“认真对待宪法”究竟是对待抽象的宪法理念还是具体的宪法文本。由于多数论者采用了法律政策学的话语策略 ,宪法司法化的讨论中真正的宪法缺场了。这些悖论暴露出法学家在推进宪政时所面临的困境 :一方面 ,变法心态和文人政治与宪政本身要求的宪政神圣权威之间存在着冲突 ,另一方面 ,宪法的司法化与宪法的政治化存在着紧张。为了克服上述悖论与困境 ,应采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来取代法律政策学的方法。因为法律解释学不仅展现了法律的智慧 ,而且由于它坚持遵从权威、审慎节制而成为宪政改革应当遵循的政治美德。     

论宪法解释的客观性

客观性是宪法解释的前提和基础,宪法解释的客观性不是科学意义或本体意义上的,而是交谈意义上的,因此这种客观性不可能是终极的和绝对的,而只具有相对意义。宪法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既非由对象自身的客观性所决定,亦非由解释者所左右,而是解释者与文本语言进行“交谈”而形成的“视域融合”之新的意义文本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客观性。宪法解释的客观性成为可能,主要取决于解释方法的客观性、宪法文本自身具有客观性以及职业共同体的法律职业思维之客观性。     

错误的“意音文字”文字类型观及其辨正

国内语言文字学界提出"意音文字"说的学者,由于常把汉字中的"字"与表音、意音文字中词的书写形式对等,所以常常混淆字符的内在构形类别与字符记录语言的功能类别,造成对"意音文字"类型理解与分类上的偏差;否定"意音文字"说的学者则把文字的字符类型错误地等同于文字的体系类型,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意音文字"类型的文字。实际上,文字的字符类型应该是文字表达语言的基本符号类型,"意音文字"应该是由表意、表音两种类型的字符构成的文字体系类型。     

说“直致”——关于钟嵘《诗品》的一个诗学概念的诠释

钟嵘《诗品》评陆机诗"有伤直致之奇",关于"直致"一词,《诗品》注者或略而不注,或注而不详。"直致"是六朝习用语,是钟嵘《诗品》中的一个重要诗学概念。钟嵘将"直"区分为"直致"和"质直"二体。"直致"乃"自然英旨"、"风华清靡"之美;"质直"乃田家语。钟嵘褒"直致"而贬"质直",把"直致"与"雅致"并立,视为诗学中的两个相对但不矛盾的审美范畴。唐宋以后,"直致"成为文学批评中应用广泛的专门概念,但大多是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与钟嵘推崇"直致"的原意相反,这是对钟嵘"直致"说的歪曲和误解。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国家赔偿法》违宪条款质疑

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工具的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现代社会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制度,必须符合法治原则、宪法精神及国际法准则。然而,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的有关条款之规定却不乏违宪之处。为了保障宪法效力的至高性和权威性,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统一和尊严,实现宪政宗旨,充分而全面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动廉政建设,促进依法治国,《国家赔偿法》的违宪条款应予以修订。     

宋代"妖言"罪源流考

中国古代法律多以“妖言”罪名钳制思想 ,严厉打击妄言天命行为。唐律将其区分为涉及国运休咎和人命休咎两大方面。宋代“妖言”罪名内涵扩大 ,北宋早期禁“夜聚晓散” ,后期禁“吃菜事魔”。明清时期开始有了“邪教”的称呼。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再论以德治国与以法治国

依法执政已写入十七大党章，这是我党进一步加强民主建设、惩治腐败的宣言。针对目前我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现状，只有采取以德治国的多种措施，才能实现以法治国。因为，加强以德治国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和基础。     

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法思维——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为例

“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经济法在国家统筹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为切入点,本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从经济法社会本位的基本理念出发,提出制定和完善以宏观调控法律制度为主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引导和规范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行为,从而进一步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使之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障。     

《金瓶梅词话》中句末助词“来”的时体意义

"来"作为句末助词在近代汉语中表示出一定的时体意义,通过详尽考察《金瓶梅词话》中"来"的具体语法意义可以看出,"来"表示过去发生义和表示事件的完成,已经非常接近现代汉语"来"的近过去和完成体用法。但《金瓶梅词话》中"来"的这种语法意义并不稳定,还可以表示过去经历义和将来时,"来"处于向典型时体标记发展的过渡期。     

“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现实思考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的重要思想表明,今后我国治理国家,不但要重视法制建设,还要重视道德建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德建设是治理国家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