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学谱系的还原与拓展——评谭五昌的《诗意的放逐与重建》

谭五昌《诗意的放逐与重建——论"第三代诗歌"》一书从代际构成的谱系学梳理出发,从"第三代诗歌"的复杂内部图景提炼出"第三代诗歌"的"先锋元素",仔细辨别"第三代诗歌"的流变环节和内部各派别、社团、诗群之间的美学差异,厘析这些派别、社团、诗群独特的艺术创新点,指认其各自独特的艺术贡献,在"先锋元素"的"祛魅"和"还原"过程中切入"第三代诗歌"的核心问题。这是对中国当代先锋诗学谱系的一次有效还原与拓展。     

原创与实验--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艺术趋向

朦胧诗后的先锋诗歌为寻找诗歌艺术的可能性,常常致力于意象与象征艺术的消解,重视日常性叙述和多元技巧综合的创造性调试,在艺术上有一种后现代主义倾向.这种原创性的实验和创新相连,提高了诗歌的表现力;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诗坛难以产生经典的恶果.     

见证 亲历 介入与评判——“朦胧诗/人”徐敬亚的时代荣光

上世纪中国"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时期的重要批评家徐敬亚,同时也是一位坚持诗歌创作已达四十年之久的诗人,其"诗人"身份一直被"批评家"身份所遮蔽,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证。徐敬亚的诗具有典型的"朦胧诗"特征,虽然其诗歌美学风格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变化,但其"朦胧诗"的底色不变,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鲜明的政治美学追求;理想主义的坚守;现实主义的底蕴。具有诗人和批评家双重身份的"徐敬亚",作为一个当代诗歌符号,其内涵远丰富于单纯的"朦胧诗人"标签,完全可以升级为"朦胧诗/人"而被视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汉语诗歌文化在总体性上的最佳象征性人物。     

新诗的危机与生机

粉碎“四人帮”，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朦胧诗，后朦胧诗，新潮诗，后新潮诗，先锋诗，第三代，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目不暇接。毫无疑问，诗人们的探索精神应当肯定，20多年来也涌现了一批优秀诗篇。但是，不少诗人、诗作者在强调诗歌的艺术本体，也强调诗的本质特征的同时，忽视了诗与社会、时代的关系；在重视向西方现代诗艺学习、借鉴的同时，忽视了向祖国优秀古典诗艺的学习和继承。     

新诗潮场景或镜像:另一种喧嚣与裂变

如果说朦胧诗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崛起,标志着与文革等政治性文学或工具文学传统的断裂和五四"人的文学"的复兴,那么1985年之后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就更是一次断裂行动。在这期间,全国诗歌社团或群体在不断地聚合和涌现,并最终汇成了告别和超越朦胧诗写作范式的洪峰大潮。     

"选本"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诗学态度

从"第三代诗歌"最早两个选本<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和<中国当代实验诗选>的"编选前言"和"选本书名"入手,可以分析出两个选本由于编选者不同的知识背景、诗歌趣味从而表现出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诗学态度,这种诗学态度其实又构成对"第三代诗歌"不同的叙事策略.两个选本以不同的方式对其与朦胧诗的关系进行了处理,这种处理方式的背后,实际上关涉着两个选本/编选者对"第三代诗歌"的不同规划.     

论第三代诗歌

“朦胧诗”后被称为“第三代”的诗人是新时期诗歌中一直未被定论的集体,他们以全面反叛中国 新诗秩序开始,却没有建立起新的诗歌秩序,他们的创作活动将中国当代诗歌划分成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成为 中国当代诗歌走向多元化、边缘化、个人化的分水岭。     

江河“现代神话史诗”的英雄转化与叙事思维

透过"英雄转化"和"史诗轻量化"两个角度,可探讨江河的现代神话史诗《太阳和他的反光》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意义与价值。12则中国古老神话所蕴含的巨大创作潜能,沸腾了江河的诗歌生命,继而产生了英雄转化和叙事轻量化,反过来丰富了这12则古老神话,并赋予全新的精神意涵。带有悲剧成份的创作心灵、错综复杂的朦胧诗发展背景,轻巧地浓缩在精简的叙事里面,再加上颠覆性的解构诠释,江河精彩地完成了一次现代神话史诗的先锋实验,也完成了自身"心灵图象"的建构,对第三代诗人的逆崇高、反英雄、平民化的先锋美学实验,有很大的示范作用。     

"昙花一现"的美丽——朦胧诗回眸

朦胧诗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个诗歌潮流,它是一代人生命体验的艺术折光,凸现了自我意识,带来了诗歌审美的嬗变和精神重建的要求。朦胧诗的诗人们呼喊人道主义和要求人的尊严、价值等的启蒙主题,以及大胆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的探索精神,无疑是一座崛起的丰碑,已经深深烙在人们心里。然而,朦胧诗由于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精神危机,在更为激进的新生代诗人的一片打倒声中,走向消亡。     

“莽汉主义”诗歌:“垮掉”阴影下的游走

中国当代新诗之"莽汉主义"与美国垮掉派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1980年代中期,莽汉诗人初涉诗坛时,不仅可以上承朦胧诗、"文革"地下写作而汲取到今天派等精神因子,还可相当广泛地接触到已被批量译介的垮掉派文艺。在具体创作中,以李亚伟为样本,我们更可以清晰看到垮掉派作品传播对诗人创作风格转变的牵动。伴随垮掉派的强力辐射,莽汉主义表现出迥异于传统诗歌的精神气质和艺术形态,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但仅隔数年就衰落解体,无力成为先锋诗坛的主力。究其病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以行动意识代替写作实践、以青春激情稀释人文理想;二是"文革"记忆恶性膨胀。二者合力将莽汉主义推至破坏、解构一极,而未确立积极的建构意愿。     

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对死亡这一特殊的生命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死亡意识在先锋诗歌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形态一是通过死亡来反思、确证人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草菅人命的"文革"进行否定与批判;二是将个体死亡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死亡成为民族重获新生的一种神话;三是将死亡作为一种艺术,诗歌成为一种潜在的或实际的自杀行为艺术.     

中国朦胧诗歌与英语后现代主义诗歌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与对世界文学的倡导下,本着中国朦胧诗歌在中国诗歌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特将与朦胧诗时间发展较为吻合 的英语后现代主义诗歌,尤其是美国该阶段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以求从中去探求东西方文化,特别是诗歌在政治、经济等因素影 响下,在诗人诗歌创作思想中起到的作用,从而以此来判断二者在东西方文学中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世界文学是站在一个更高 的平台来研究人类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精神财富,站在具体的东西方文学的比较角度中去看待,也是跨文化视野下的一种尝试。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朦胧诗”论争

“文革”之后，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在“文革”中成长的一代知识分子表现出了最强烈的社会参与精神，“朦胧诗”是其典型代表。但是，“文革记忆”使得新文学观念在产生之初就携带了相当多的主观情绪，并使“朦胧诗”在社会上引起争论。不过，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指向“朦胧诗”本身，却因对各自立场的坚守，使得双方在思维方式上并未有质的变化。最后，以这场论争为媒介，意在完成对“本质不变论”的历史批判。一是“朦胧诗”是从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不是某种观念的衍生物；二是对“朦胧诗”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方向性地位的刻意强调也似乎有不妥之处。     

文学史书写视域下的朦胧诗经--以洪子诚四本文学史著作为中心

文学史作为朦胧诗研究重要场域,在其书写过程中对朦胧诗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朦胧诗文学史书写的缺席到文学谱系的建立,历史轮廓的勾勒和细节史实的阐述以及各种思潮文化影响下的流动,朦胧诗与文学史互为因果,共同参与和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建构过程。     

返观与诉求:当代汉诗的语言向度

在当代汉语诗歌的发展中,语言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1949年到1978年的诗歌写作基本上处于他者化力量的规范之下,诗歌语言消解了诗性和审美性。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先后经历了两次意义重大的语言学转向,并为汉语新诗发展赋予了启示性意义。     

中国当代散文诗局部观察

综观近20年来的中国散文诗创作,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形式的变化相对和缓,构成了与散文诗的内容(或说内形式)互为牵制与互补的关系.在大陆及台港地区的散文诗界,年长的写作者多偏向于传统格调的抒情写意(商禽等是例外),稍年轻的写作者则更注重与现实和现时的对接,并在其中注入了当代文学(诗歌)中的先锋因素.中国散文诗需要保持形式上的相对稳定,更需要的是稳中求变,创新是关乎散文诗文体生命力的关键.     

论王维的佛教诗

从文学品鉴的角度讲,山水诗与佛教诗,是王维奉献给时人与后人的两道文学盛宴。王维现存佛教诗40余首,大致可分为佛理诗、佛语诗、禅趣诗三类。佛理诗以宣扬佛学理念、言谈佛理为主,佛语诗是"佛家语"与"文学语"互为结合的产物,禅趣诗在艺术与审美上则是佛教诗的最高境界。王维的佛教诗不仅对于佛教文学的的开拓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于唐诗内容的丰富,典故艺术的创新,以及将山水诗推向艺术的巅峰等,都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的。     

汉英诗歌中字词的重要性

诗歌的艺术,主要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基本单位,乃是字词.因此可以说,诗歌的艺术,乃是字词的艺术.无论实字还是虚字,其美学功能均不可小觑.诗歌的魅力主要源自诗歌的语言,而语言的魅力则主要源于选词造句.汉诗如此,英诗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