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世界3①

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为学界所熟知，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也与“三个世界”理论密切相关。将“道”与世界3联系起来，一方面为理解“道”提供一个新视角，另一方面也会丰富对世界3的认识。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文明交往论”与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构建刍议

当代中国外交哲学的构建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理论问题,本文认为任何外交哲学都必须回答如下三个基本问题：（1）主权国家对于其所依存世界的＂总的看法＂;（2）主权国家对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我＂的＂总的看法＂;（3）主权国家对其与当代世界究竟如何互动的＂总的看法＂。＂文明交往论＂作为坚持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成果蕴含着丰富的外交思想,它所包含的＂和谐世界论＂、＂文明自觉论＂、＂交往文明论＂等分析范畴正好对应了上述问题,对我国新时期外交哲学的理论构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简论老子哲学话题

开启天道学,可以说是老子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也可以说是老子对于中国哲学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老子＂以道释物＂,既认为道生万物,又认为道在物中。＂以道看人＂,强调圣人与俗人不同类。＂以道治世＂,主张建构＂小国寡民＂的和谐社会。     

冯梦龙“三言”的口头诗学特征

以口头诗学理论为背景,从＂程式＂、＂主题＂、＂故事范型＂3个层面揭示冯梦龙编撰的＂三言＂拟话本小说所含有的口头艺术特征。分析认为,冯梦龙＂三言＂拟话本小说保存了口头诗学特征,丰富了口头诗学理论,并对口头诗学进行了＂书面化＂改造,这不仅有利于探究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艰难蜕变历程,而且也证实了口头艺术影响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的事实。     

论道教“成仙”理论的三个阶段——兼论儒家“成圣”思想

＂成仙＂理论是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得道成仙也是道教神学修炼的终极追求,而且对每个人来说＂成仙＂都是可能的。但是这种指向所有人的具有普世色彩的＂成仙＂理论的确立,经过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由封闭到开放的发展过程。道教普世性＂成仙＂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以葛洪、宋文明和潘师正三位道教思想家的理论为代表。道教的＂成仙＂理论与儒家的＂成圣＂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试析“道”的三层含义

本文从三个层面上阐述了＂道＂的含义。从本体论上讲＂道＂是混沌未开的宇宙天体；从认识论上讲＂道＂又是规律，既有一般规律，又有特殊规律；从人生价值上讲，＂道＂是一种信仰、一种追求。这三个层面上的含义构成了老子哲学的完整体系。     

浅析牟宗三哲学中道体、性体与心体的逻辑构架

道体、性体和心体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构建的核心概念,是牟宗三构建＂道德形上学＂的理论支点。道体是形而上的根据,是牟宗三道德本体论的逻辑前提,性体是从道体养成心体的必要环节,是不同主体成德的内在根据,心体是具体化的性体,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起来的道德之心,是人性的具体体现。因此,只有从道体、心体与性体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出发,才能从先验的层面上理解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成为可能。     

显与隐：老子之“道”的“有”与“无”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范畴,老子整个哲学体系都是从＂道＂出发,围绕＂道＂而展开。但对＂道＂究竟是什么,由于老子自身表述的多义与含混,不同时代的不同诠释者作出了各不相同的解释。本文认为在老子恍兮惚兮、扑朔迷离的论说中,对＂道＂还是给出了相对明晰的说法：＂道＂是形下世界的本原,它以＂有＂和＂无＂来显露与隐藏自己。＂有＂和＂无＂是老子哲学中重要的哲学范畴,是＂道＂的属性与表现形式。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     

武术与技艺之道

中国传统思维提倡对“道”的追求,其中,以庄子为代表的“技进乎道”思想占据重要一环。依托有形之技艺,上达无形之大道,这不仅是庄子技道思想的核心理念,而且也成为了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主要理论依据。本文集中从技道思想之内涵、六艺与技道思想,以及武术与技道思想等三个层面展开论述,试图挖掘中国武术之思想精髓,把握传统技艺之理论脉络。     

荀子批判理论与西方诠释学

与西方的施莱尔马赫或加达默尔所构建的诠释学体系相比较，荀子的批判理论可谓既符合诠释学的一般标准，又具备自身的独有特质。荀子及施莱尔马赫等人均认为主观成见的存在是诱发误读的根源，但他们避免误读、处理成见的方式却各有差异；同时他们还都相信，任何理解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某种正当成见的参与，但对于这种正当成见的规定，各家也不相同。荀子理论系统中的正当成见是其所谓“道”，虚一而静是理解者确立“道”的具体方式。在诠释《诗》、《书》典籍和百家之言的过程中，荀子实践了他的批判理论。     

论老子“道”的内在规定与审美纬度

老子的道是创生天地万物的状态和过程,具有无限的内在激发性。对道的把握要落实在三个层面:道性、道相、道言,但这三个层面并不是截然区分的,而是对它们内在关联性的描述,进而从把握道的内在规定上开启老子的道的审美纬度。     

在形影神与身心意之间——苏轼之于陶渊明、白居易

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即苏轼自称“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其实此非东坡原文,乃后人转述,其讹盖始于宋人王直方。尽管并不准确,但走形未走神,道出了陶、白、苏三人之联系,其间脉络关系复杂。苏轼对待陶、白两位前贤的形、影、神、身、心等范畴,有承有变,有离有合。由形神之辨至身心之辨,成为玄学至宋学一大转关。从晋代陶渊明的形影神释,到唐代白居易的身心问答,再到宋代苏东坡的物我相忘,形成三位异代大诗人的心灵对话。首先,这种对话是通过向前代先贤追和的形式,建立起彼此互文的关系。其次,这种对话是立局、入局与破局的过程。立者高,入则套,破须巧。最后,这种对话也构筑起中国文人范式的三块重要基石,中国文人思想也随之经历了起、转、合的三个阶段。     

陶渊明、谢灵运与道教关系之再审视

陶渊明、谢灵运其人其文深受道教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常常只强调陶、谢对于道教的虔诚皈依,事实上皈依之路,艰难而执着。陶渊明和谢灵运作为道教徒在艰难的求仙之途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使其在异常昏暗的政治环境中仍能保持超然、自由的心灵境界。另外,道教教义对于天命的敬畏与对于自然的亲近也深刻地影响到了陶、谢的世界观,使之形成了一种对于自然与天命双向认同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陶渊明的“委运任化”观和谢灵运“守道顺性”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欧阳修远佛亲道倾向与晚年出儒入道论

欧阳修非常推崇陶渊明及其诗文,这与他历经政治挫折、认真反思自己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通过对陶渊明的思考、接受,欧阳修从贪功冒进转向平和冷静,这不仅使他找到了仕与隐的平衡点,也使他明确了政治与民生统一的目标。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欧阳修对曾巩散文的影响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注重奖掖后起之秀，曾巩就是其中之一。在其指导下，曾巩改变了早期散文气势外露而内蕴不深的文风。他的“文与道俱”、“道胜文至”、“事信言文”等观点也影响着曾巩的散文创作实践和理论。     

生命的归宿——以老子“复归其根”为中心

为了探讨老子的生命观,从道的无物状态、有物状态入手,运用诠释学方法对老子的＂复归其根＂进行了新的解读。分析认为,生命属于道的有物状态,生命的本原是道,生命的归宿也是道;在此意义上,生命归于道即是＂复归其根＂,亦即生命从道出发,在离道而去的同时,又向道而归,并以生命之＂死＂的方式完成向道而归。分析结果表明,从＂物＂的意义上说,＂复归其根＂就是构成生命的＂物＂由道之外回到道的有物状态、有物之道,并由道外之物转化为道中之物;但是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复归其根＂就是为生命寻找死之＂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