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目的的理性选择

刑罚目的是整个刑罚理论的基石,在刑罚目的理论中报应论与预防论的争论由来已久。由于我国法治的特殊背景和特殊预防自身理论的缺陷,注重特殊预防论在我国已没有存在的根基,相反却偏离了法治的方向。在基于刑罚目的二元论和综合衡量后,报应论前提下的一般预防是我们当前法治视野下的最佳选择。     

刑罚目的及其规范限制——基于对现代理论的反思

刑罚目的理论在刑罚论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现代刑罚目的理论在逻辑上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有必要予以修正。刑罚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实现对已然犯罪的报应,也不是通过一般预防作用于社会公众,而是在维持罪刑关系的基础上实现特殊预防。罪刑关系原则是根据已然的犯罪行为奠定刑罚质的基础,特殊预防是基于行为人犯罪后的表现对刑罚进行量的调整和补充。二者统一于刑罚目的体系中,贯彻于立法、司法以及执法三个阶段。     

刑罚目的的新思维:积极一般预防

积极一般预防理论是刑罚目的理论的新思维;积极一般预防理论可以有效涵摄报应刑论、个别预防与一般预防理论的合理成分;在现世中国,积极一般预防理论的确立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刑事古典学派罪刑均衡论的法律价值

本文从现代刑法学的视角，分析了刑事古典学派罪刑均衡论的价值得失。认为罪刑均衡是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必然结论。它蕴含着节制刑罚、维护刑罚公正和一般预防的价值。但是，也带有抑制刑罚特殊预防功能的弊病。     

关于刑罚根据的解说——评邱兴隆教授《关于惩罚的哲学——刑罚根据论》

刑罚的根据问题长期存在报应论与功利论的对垒,在报应论内部又有神意报应论、道义报应论、法律报应论的先后更替,在功利论内部也存在着一般预防论与个别预防论的分庭抗礼。而在当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融报应与功利于一体的折衷论。邱兴隆教授的《关于惩罚的哲学》这本专著全面介绍了关于刑罚根据的各种争论,并在汲取前人有益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理性统一论"一体化刑罚观,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力作。     

刑罚目的的价值化诠释初探

报应刑论、特殊预防论与一般预防论是刑罚目的的三种基本的理论；它们与刑罚的正义、人权与秩序价值存在着某种贯通；刑罚目的的价值化思考有助于消解各种刑罚目的理论的对立与冲突。     

对我国刑罚正当性根据的反思

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刑罚基础理论中一个重大基本问题,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整个刑罚制度运行的始终。关于刑罚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历史上曾出现了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之争,以及以后出现的调和二者的折衷论。文章在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兼顾中国法律传统和实际,提出以折衷刑的见解来解释我国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符合我国的现实价值取向的,进而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完美结合。     

“一体二性”:刑罚根据新解

刑罚的根据就是刑罚的正当性.报应论、功利论,以及基于报应论和功利论的各种一体论,都不是刑罚的完整的、科学的根据.报应论和功利论失之片面.一体论以报应论和功利论的二分为前提,实质上是二元论.一体二性论把刑罚的根据看作一个整体,把刑罚的报应性和功利性看作这一整体的二重属性,其中,报应性是其本质属性,功利性是其自然属性和价值属性.     

论刑事和解与刑罚目的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犯罪处理方式实现了对传统刑事司法的突破,在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保护被害人利益方面显示了其优势。同时,对刑罚目的的实现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否定了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刑罚目的的质疑,对刑事和解能够实现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和报应刑罚目的进行了探讨。     

刑罚目的论

刑罚目的贯穿于刑罚创制、适用与执行的整个过程,对于刑事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刑罚理论乃至整个刑法总论部分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刑法学创立至今一直争论不休,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在刑罚目的问题上,也形成了名目繁多的学说,大致或以报应刑,或以目的刑,或以折衷说为其根基。刑罚目的应是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完美结合-并合主义。报应犯罪是刑罚的直接目的,同时也是公平、正义的要求,同时应兼顾预防犯罪;预防犯罪主要指特殊预防,但是不应超越报应界限,追求所谓的一般预防。而且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在刑罚的制定、适用、执行阶段应有所侧重。     

论罚金刑的道义报应根据

由于罚金刑是刑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刑种,与其它刑种一样,其报应根据中也必然有道义报应的一面。不同的道德观对罚金刑道义报应根据的理解有很大不同,他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不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而康德的自律的道德观认为罚金刑在等量报应方面具有充分的道义报应根据。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道德应是他律性和自律性的统一,据此,罚金刑不但对侵害财产犯罪、贪利犯罪,而且对于各种轻罪,都具有较强的道义报应根据。     

论非刑罚化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世代对立的报应刑理论和预防理论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为非刑罚化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刑罚谦抑性、人道化理念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把非刑罚化思想推向了成熟。非刑罚化从制度设置上就是指刑罚宣告的回避、刑罚执行的回避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化处遇。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对非刑罚化的存在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应该从犯罪结果的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的非刑罚化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化制度。     

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朝完全废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肉刑在历史中有其特有的预防犯罪和实现报应的功能。肉刑的产生,实现了肉刑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肉刑的反复过程,是寻找肉刑的替代刑的试错过程;肉刑的废除,是肉刑的功能被社会成本更小的刑罚所取代。从刑罚预防和报应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肉刑产生、反复和废除的过程,这对当前处于困境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有所启示。     

论社区刑罚的根据

社区刑罚的根据应当是报应论限制和制约下的以教育刑论为核心的综合论。具体说来,社区刑罚应当以报应论为基本的规诫,以满足正义和秩序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以教育刑论为核心规诫,以满足矫正犯罪人的要求;社区刑罚应当适当考虑剥夺犯罪能力论的要求,以争取社区群众的支持。     

疫情防控背景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重新激活,对刑法第330条第1款的修订有其正当性基础,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更有利于规制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行为,有效惩治和预防犯罪。从客观方面来看,妨害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的传染病的防治也可构成该罪。从犯罪主观方面来看,该罪应界定为故意犯罪,这可以从刑法总则对过失的界定以及该罪的罪状表述推断出来。对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认定,从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方面,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可以明显区别开来;对于该罪的刑事处罚,要考虑的是结果与具体危险可以适用同一法定刑,而且在目前疫情情况下可以从严处罚。     

刑罚适用根据的反思--析报应论与预防论

对传统的报应论和预防论做了一定深度的理性思辩和批判,试图追求正义与效益两大法律价值在刑罚适用中的最大体现.在正义与效益两者相矛盾的时候,当优先考虑正义这一法律题中应有之义.     

拉姆佩论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

德国刑法学家拉姆佩的刑罚哲学立场是,刑罚正当化目的指明了刑罚哲学的双重任务,其一,必须在违法性(非法)与刑罚之间,或者说,在有责(过错)与刑罚适用之间的关系上发展出正义的规则;其二,必须学会运用这些正义规则,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设立刑罚以针对违反规范的犯罪行为和对此适用刑罚以针对该犯罪人的过错都是正当的.拉姆佩认为,相对主义刑罚理论和绝对主义刑罚理论都不能完整地实现刑罚的双重任务,因而建立抵偿、配置和预防的三元理论对当代刑罚哲学的研究具有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