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鲁迅作品的幽默风格

大概因为鲁迅曾经批评过林语堂的缘故,人们总认为鲁迅是反对幽默的。这是误解。大量资料证明,鲁迅不仅不反对幽默,而且他本人正是一位具有幽默风格的伟大作家。鲁迅的幽默,除了具有幽默的一般特点:借助于善意的微笑,含蓄地批评生活中乖讹和不通情理之处,通过笑的感情渠道,将作者对客观事物的审美评价传达给读者,并能给人以启迪,引导人们去思索,去探讨之外;还有一种不仅外国作家无法模仿,就对本国作家来说,也是“别具一格”的幽默感——鲁迅式的幽默。     

努力描绘社会主义的新人形象——解放后马烽短篇小说概评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是新中国文学的首要任务,为此,我国当代许多优秀作家都曾做过不同程度的努力。马烽同志则是这些作家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一位。解放三十多年来,他总是在“大力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群众,积极反映生活中新的、革命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事物。”从而反映了我们色彩斑斓的生活,表现了我们起伏不平的时代大波。那么,马烽在他的一系列作品中如何塑造新的人物,在不同的创作阶段,作家笔下的人物形象,又具有什么特色?追本溯源,不但可以看出马烽创作前进的足迹,而且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作家如何真实地反映生活,怎样传达时代音响,将不无裨益。     

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理论

十九世纪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在将近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不但写出大量卓越的艺术作品,而且还在其论文、日记、书信中,阐发了他的文艺思想,对现实主义作了很有价值的探讨,给人类文学和文艺理论宝库留下了一笔十分珍贵的遗产。列宁曾把托尔斯泰的创作方法称之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这首先是因为托尔斯泰极其重视真实。托尔斯泰认为,文学必须面向现实、忠实于生活,真实地描写社会现实。他说:“诗的感情是关于生活并伴随着生活的形象与感情的自觉的回忆。”他在《什么是艺术?》(1898)这一论著中指出:艺术是人们用来交际、相互传达感情的一种手段;艺术的主要特征是用艺术家所体验的感情感染人;区分艺术与非艺术、真艺术     

布莱希特叙述剧的叙述方法

布莱希特认为,西方传统的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戏剧性情节结构与体验派表演方法不能广泛而全面地反映现代生活,并使观众陷入盲目的感情共鸣,丧失理性的思考,因而他提出了自己的“叙述剧”理论并运用于创作实践中。他所强调的是非亚里士多德式戏剧,其理论核心是“间离效果”或“陌生化效果”。不过布莱希特的叙述剧是辩证的,在以叙述性情节结构为主,运用蒙太奇等叙述方法的同时并不排斥戏剧性,在主张感情间离的同时并不完全反对感情共鸣,因此他后来又称自己的戏剧为“辩证剧”     

试论T·S·艾略特的神话原型

T·S·艾略特的读者无不有这样一种感觉:他那充满着才气、闪耀着灵光的作品时而现实,时而神化,晦涩难懂,他的作品让人难以卒读的原因是多重的,然而他善于用神话去创作无疑是一个重要和值得探讨的方面. 现代文学家的神话创作倾向在艾略特那里表现得尤为强烈,而且带有明显的自觉性和目的性,他倡导文学家运用“神话手法”进行文学创作,并断言这种手法对现代派作家来说是     

略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契诃夫是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短篇小说巨匠,也是俄国十九世纪最优秀的一位批判现实主义的大师。他以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当时丑恶的俄国现实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无情地批判。契诃夫创作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他在俄国古典作家的基础上,突出地解决了摆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面前的一个极困难的创作问题——怎样“从美学的观点深入到日常事物中去?”他从自己新的美学观点出发,选取平凡的生活素材,描写普通人物的命运(大胆地摒弃了当时在文学创作上的那种装腔作势和矫揉造作的一切陈规旧套),充分地本质地再现了沙俄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的现实,使作家在思想高度和艺术革新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鲁迅小说中的变形艺术

变形,是指改变对象的原形的自然形态所作的一种“破格”描写,它是作家在一定的审美思想、审美情趣的观照下,根据作品内容的特点和创作主体内在情趣的需要对人物、事件、环境等所作的有别于“常格”表现手法的突破。作家作为创作的主体,必须对创作的客体——生活进行粗细加工,产生各种映象,这些映象,有些与生活的原形叠合,融为一体;有些则根据作家的审美情趣、个性气质等差异而产生新的意象,而作家反映在作品中的生活形象大多是作家加工过的艺术创造。这种生活形象既具有生活的真实,更具有艺术的真实,     

试说散文的想象

散文创作离不开想象。散文的想象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的。散文家的心灵“象一面镜子”。心灵的镜子,是感情的镜子。感情的镜子是有波浪的,它所反映出的不是生活的原貌,而是变异了的,即达芬奇所说的“第二自然”.在一般情形下,有形的生活和无形的感情是很难“化合”的;只有在想象的作用下,生活和感情才能“化合”为“第二自然”。文艺创作实践经验证明,文艺作品是现实生活在文艺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文艺     

主观性·内向性·抒情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路翎比较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也是俄苏文学史上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路翎是我国七月派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两位作家都以写社会心理小说见长,创作上有着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吴福辉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评价路翎:“他(路翎)运用错综地表现人物心理深度、广度的写法,在掌握大起大落的心理节奏、处理人物之间心理感应的波澜方面,显出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气质。”由此可见,在这两位作家的创作技法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可比性。本文仅就他们创作中的主观性特点,以及这一特点在揭示人物心理中的作用作一点比较。     

大师的批评——王蒙与随笔式批评

王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家批评的代表性人物,他的文学批评是“大师的批评”的典范之作。第一是对文学的灵性把握与感知。他主要从个人的写作经验出发,去感受作品的美,去感受作家创作的甘苦。第二是随笔体式的叙述方式。那种阅读直观感受和鉴赏式批评方法,使王蒙在把握文学作品时不象一般的批评家那样注重作品的理论形态,而是比较关注文学本体,大多从文体上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第三是个性化的批评语言。那是一种具有层次感、力度感的语言,也是一种激情性的语言。     

论写作思维与美学的关系

文学作品本身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 ,写作的最终目的是使自我和他人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审美愉悦。美的特征给写作思维指明了创作的道路 ,明确了创作要求 ,从而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向美靠拢。艺术思维是对特定审美感受的理性开掘 ,是从某个角度或侧面深刻领会生活的底蕴。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文艺写作 ,首先要求写作的人应是美的 ,然后他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深入生活 ,反映生活     

论写作思维与美学的关系

文学作品本身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 ,写作的最终目的是使自我和他人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获得审美愉悦。美的特征给写作思维指明了创作的道路 ,明确了创作要求 ,从而使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向美靠拢。艺术思维是对特定审美感受的理性开掘 ,是从某个角度或侧面深刻领会生活的底蕴。外师造化 ,中得心源 ,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文艺写作 ,首先要求写作的人应是美的 ,然后他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深入生活 ,反映生活     

从《废都》的得失谈文学与政治文化

主张疏离政治、远离生活的作家理论家中有一种隔膜于世界文化进程的误解,总认为文学与政治、文艺理论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只是一种“中国特色”;其实,在当今经济与科技高度发达的国度里,健全的理性对政治与文学、政治与文艺理论,依然保持着一种正常的心态和科学的态度。疏离政治的心绪妨碍了贾平凹在进行都市政治文化小说创作时艺术才华的正确、正常的发挥,《废都》中政治批判激情与性的病态狂热的游离,反映了作家还没有把握住心灵化的社会公民的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作家只有伴随着政治的进步而进步,真正在政治上具有开放的心态与心智,才可能创作出时代的、史诗式的传世之作来。     

鲁西迪小说中的文化图景解析——以《午夜之子》中的意象“蛇与梯子”为例

萨曼·鲁西迪（Salman Rushdie）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午夜之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以一个家族六十多年的兴衰变迁作为国家历史的缩影、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小说。“蛇与梯子”是《午夜之子》中反复出现的一组意象,通过此意象,作家为我们展现出了他眼中和心中的文化图景：一是作为游戏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即对立冲突;二是在游戏之外,延伸到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混杂性与不确定性;三是在对立与杂糅之后,指向一个多元、包容的世界。作为一个流散作家,鲁西迪既反对暴力的殖民主义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他提出了一种文化上的杂糅与融合。     

笑隐大訢书画美学思想简论

笑隐大訢以华严“法界事事无碍”观,去充分肯定“世俗技艺,无非佛事”,反映出以艺术为佛事的审美价值取向。他很重视画意中要具有能启迪和牵动读者的力量,特别肯定那种具有如董狐之笔的褒贬作用的作品。他强调绘画在佛教教育中的作用,并指出了绘画创作的特殊性。绘画能否描绘公案、表现禅机、呈现悟境？大訢明确指出它们是不能“以笔墨形容”的。大訢倡导书法创作活动应遵“佛制”,不能“溺于文艺”。他以人品论书法,指出能从禅门大师书法的“片纸之中”,窥见其人生境界与人格魁力。他主张书家应自辟门径,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形成自家独特的面目,自成一家法。     

杨朔散文的构思艺术

散文不象小说(特别是长篇)那样囊括万象,也不象诗歌,可以驰骋跳跃。但是有经验的作家对于散文创作,无不凭借想象的羽翼,云游于时代的万花丛中,搜寻那最富有特征的一朵,或潜入海底,去发现那晶莹闪光的珍珠,让人们通过一朵而知秋色,见到一颗而明珠贵。杨朔是深得散文三昧的作家,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散文虽不是他的专工,可是,他的散文确有着重大的影响。实际上,他写散文主要还是后期的事情,一九五六年以后,根据需要,他作了外事工作,经常来去于异国外邦,“对于我不熟识的异国人民,小说无法写,写散文也有藏拙的好处”。这是他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谈到的一个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散文常常能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断片,迅速反映出这个时     

论余华笔下的“现实一种”

先锋作家余华对于现实的关注和理解，突破了常规世界对于“现实”的束缚，他赋予“现实”一种新的内涵。在80年代的创作中，他以“局外人”的视角，冷漠地对暴力和死亡进行精确的叙述，构造出“自我世界”中的现实一种；90年代创作的变化，使作家由一个“局外人”转变为现实世界的介入者，运用含而不露的幽默与温情，透过现实的险恶、苦难，从平凡人类的灾难经历和内心世界中，发现生活的坚韧。     

李铁小说精神走势观察

我们的文学评论家们,在用“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这种暧昧的说辞解说或鼓舞作家们写作时,总是忘记指明生活的无限可能性里,也是包含着无限的“生活的陷阱”的。李铁的转身,同时意味着他有了对“生活的无限可能性”进行分解的自觉,开始用他的小说去邀请、“想象”那种应然的、宜人的、有阳光照耀的“可能性”,将其组织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去。文学虽然是一种感性方式的表达,但它的“形而下”方式归根结底通向“形而上”的意义和思想宣达。因此,文学家们若是“梦想”文学能够成为人世间一种善意、积极、正面的思想精神力量,就必须去亲近哲学家指给的这个“思想秘密”：让文学从强化昏暗的轻车熟路上,朝着有阳光照射的方向迈步。     

试论陈子昂的“兴寄”说

陈子昂的“兴寄”说要求诗歌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反映诗人的真实感情使之与国事民生紧紧相连;发挥诗歌干预生活和对社会现实的针砭作用;强调对诗歌思想内容和全篇主题的寄托;反对齐梁以来的形式主义诗风,确实起到了“横制颓波”的作用。但他却忽视了诗歌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使他的诗歌创作存在一定缺陷,因而对其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不能估价太高。     

真诚地倾诉 尽情地讴歌——论张弦短篇小说的抒情性

老舍曾经这样告诫小说习作者:“小说,我们要记住了,是感情的记录,不是事实的重复。”是的,凡是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小说,莫不都是反映着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和发现,记录着作者心灵的震撼。张弦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创作的短篇小说,就是他“思索了很久的真心诚意的肺腑之言倾诉出来”的惨淡经营之作。张弦十分重视对生活的思索,并把思索的结果转化为真心诚意的倾诉,这是与他的创作态度和他坎坷的生活遭遇分不开的。建国初期“面对蓬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