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纪年中子虚乌有的“高后”八年

现在所通行的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在西汉惠帝后和文帝前都编排有＂高后元年至八年＂,这与中国古代以帝王在位时的年数或年号为纪年方式是相违的。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到汉文帝刘恒即位的这15年中,＂高后＂吕雉确实有差不多15年的实际执政史,说她是一个没有名号却有实权的中国第一位＂女皇帝＂名副其实,但她确实没有哪怕只有一天或者名义上的帝王称谓。在这15年间,先有惠帝刘盈七年,后有刘恭、刘弘两个＂少帝＂八年。只是因为刘氏功臣集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吕氏集团后,担心身上流有四分之一吕姓血液的小皇帝长大后报复,为了自身的利益,便诬说他们＂皆非真孝惠子＂而予以斩尽杀绝。司马迁明确指出这是＂阴谋＂。我们在编写《中国历史纪年表》时应当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以＂少帝＂刘恭四年、＂少帝＂刘弘四年取代所谓的＂高后＂八年。     

试论《山海经》中黄帝之真实性

试论《山海经》中黄帝之真实性胡远鹏，陈宣红中国人一向被称为＂炎黄子孙＂，＂炎黄＂即指炎帝和黄帝。他们代表了上古中国的两个部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黄帝在古籍中颇具神秘色彩。古代帝王世系，不论虞夏商周，莫不以他为上古始祖。所以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著作─...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皞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顼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文笔式》体势论与创作论原典考

日本现存《文镜秘府论》古抄本地卷《八阶》、《六志》二篇都有＂文笔式＂或＂文笔式略同＂和＂笔札略同＂字样,说明这二篇为《文笔式》和《笔札华梁》共有内容。《八阶》和《六志》二篇的＂释曰＂部分也应该典出《文笔式》,而非空海自注。《文镜秘府论》南卷《论体》、《定位》二篇是声病论者,好用＂得者＂、＂失者＂,还有其他一些和《文笔式》有相似的特征和相似的内容,这二篇也应该是典出《文笔式》。     

《海经》“群帝”考

通过对《海经》中所载“群帝”或“众帝”的名称及其谱系的分析,认为黄帝、帝喾、帝俊、帝舜实为一人,乃是上帝;帝鸿即帝尧亦即太皞、昌意;少暤即帝挚,亦即《海经》中的戏,他应该是帝尧之弟继帝尧为帝者,《世本》《史记》中说他是帝尧之兄的说法不可靠;韩流为《竹书》中的帝乾荒,曾继帝挚为帝;帝丹朱即驩兜、驩头、讙头、讙朱,是帝颛项之子而继颛顼为帝者.帝尧、帝挚、帝韩流、帝颛顼、帝丹朱是唐虞时代的五位帝王,一代为兄终弟及,其余为父传子,先秦所谓的五帝时代、唐虞时代是相同的概念.“五帝”传说是真正的古老史传,并非战国时人的杜撰,也可以证明战国时代儒、墨所谓“尧舜禅让”的说法根本是子虚乌有.     

反腐败怎会“官不聊生”？

活在当下,言论自由,观点纷呈,人们不再像当年那样担心被＂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这无疑可喜可贺。但现在一些人说话口没遮拦,相当雷人,真让人怀疑他们的大脑是否还正常。比如,有人说反腐败已经使官员＂官不聊生＂。眼下官员因为反腐,生活上果真到了饥肠辘辘、朝不保夕、难以生存,＂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吗？写过《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帝王系列小说＂、对历史深有研究的作家二月河予以反驳,他说反腐未到＂官不聊生＂程度。本人也曾经是一个官场小吏,坦白地说,我认为反腐导致＂官不聊生＂在理论上是根本不成立的。     

挖祖坟增加GDP

有媒体报道,今天中国四川省彭山县政府文管所发布《彭山县公开征集莲花坝皇墓文物资料启事》,为谋求将莲花坝皇墓定性为＂刘备墓＂征集证据。此前,彭山县旅游局和牧马乡政府编制了《彭山县汉昭烈帝刘备墓规划     

论海瑞直言进谏

海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直言进谏的典型人物,他的《治安疏》更是直言进谏的代表作。海瑞对嘉靖帝的＂君道＂之失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揭露和批判,对其崇道修玄进行批驳,对其以刑赏督责臣下进行批驳,吁请嘉靖帝翻然悔悟,与民更始。这样冒死进谏,需要有坚毅的心理品质和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后人将其概括为＂海瑞精神＂。这种精神的形成,从微观的视角看,是海瑞母亲谢氏家教以及＂严师＂教育的成果;从中观的视角看,是明代海南文化氛围的影响;从宏观的视角看,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积极影响。海瑞的《治安疏》及其直言进谏所体现出的海瑞精神,已经融入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中,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史中的精华,值得认真进行总结。     

楚人神系及“云中君”神主、神格之演变——包山楚简神祇考释

本文对楚人祭祀神祇谱系中的关键神主进行了新的考释,以为东皇太一是东方帝神太皞,五帝即五方帝,包山楚简中的后土是楚人祖先黎、祝融或吴回等;云中君则有一个由自然、神、人三位一体的天神日渐演变为单纯的自然之神云神的漫长过程,并指出《九歌》中的《云中君》与《东君》不存在所谓错简问题。     

论儒家思想对二月河“清帝系列”创作的渗透

从儒家伦理思想和积极入世精神两个角度分析了儒家思想对二月河清帝系列创作的渗透,前者主要通过作者塑造的一系列圣君贤臣形象来彰显,后者主要通过一批优秀＂士人＂行为来表现;并结合《康熙大帝》等清帝系列作品探析了清初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对他们抛开狭隘的民族观念,以社会发展、人民利益为重的可贵精神予以肯定。     

论建安诗人对“三不朽”的不同取向

＂三不朽＂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自此以后,＂三不朽＂逐渐成为儒家思想中精华之一部分,成为诗人们的终极价值目标,建安时期也不例外。而考察于三曹七子则可以发现,他们对于＂三不朽＂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侧重是有所不同的。这对于考察建安文学的个性特色有积极意义。     

立德与立功——孔子与希罗多德对历史人物评价之比较

孔子的《春秋》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分别是中西方史学的两部伟大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春秋》以＂立德＂为先,而《历史》以＂立功＂为先。这种差异的形成不是因为孔子和希罗多德的个人差异造成的,而是具有深层的历史原因,是深受中西方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影响的结果。     

“兴”为“取譬引类”说——兼论风、雅诗篇的一个重要创作特征

《诗》中相同或类似的＂兴辞＂常常在不同的诗篇中反复出现,用以造成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效果。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表示节候的兴辞出现于三首不同的诗中＂;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出现在两首诗中。大体类似的如＂××于飞＂＂、采采××＂等,出现频率多至十数次。比较有趣的是这些兴辞亦多见于《夏小正》《月令》或《易》卦爻辞中,这表明＂兴＂本不专属于《诗经》,也自有其古老的源渊。从创作方法的角度来考察,《诗三百》中的兴,常常表现为对古有现成的＂兴辞＂的引用,这一现象在风、雅诗篇中非常普遍。这不仅暗示着《诗经》诗作成型前经历了漫长曲折的演变历程,而且也说明风、雅诗篇在形式的选择和诗材的捕捉方面所采取的＂诵古＂与＂造篇＂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闲情赋》研究

陶渊明《闲情赋》作于《感士不遇赋》之后 ,二者为述志陈情姊妹篇。《闲情赋》比兴象征 ,不同于《感士不遇赋》直抒胸臆。苏轼之评《闲情赋》 ,最具心眼 :“与屈、宋所陈何异 ?”本文首次紧密联系屈、宋 ,认为表现了忠君爱国之重要意旨 ,或缅怀古圣帝明君 ,或感念东晋诸帝 ,或独示对东晋恭帝被刘裕所毒害之感慨 ,或俱兼包其内也     

卢之颐重订《文选纂注》评本述要

天启六年卢之颐重订之《文选纂注》,收录十二家评语于眉端,十二家在当时七子中皆有较大影响力,他们的评语或摘自《文选》专著,或笔记、诗话,或评点著作,真实可信,不为冒名伪托。这些评语以评者强烈的主观介入,对选篇进行了细致的鉴赏评析,尤其在题材相似的篇章间展开的比较批评,对后世的《文选》评点著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卢本在选学＂课虚＂一途上进行了有益尝试,是《文选》评点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部著作。     

苗裔·外脩·内美 读《骚》探微之二

一《离骚》在开端写:“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史记·楚世家》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颛顼是名,高阳是氏,实指一人。高阳,在古籍传说中或指天帝,或指人,可见是从神话(My th)     

试论先秦法家之尧舜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以《韩非子》为中心

先秦法家学者们认为,尧舜之所以能够建功立业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帝＂位＂,拥有了＂权＂、＂势＂,继而实行了得民心的＂法治＂的结果。同时,他们对于尧、舜个人德行的认识以及上古三代之间所实行的＂禅让＂制的看法也表现出和儒家学者的不一致。     

修辞性叙事理论视阈中的《奥兰多》

《奥兰多》是伍尔夫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部＂小书＂。以往关于《奥兰多》的评论或关注其间的＂雌雄同体＂思想,或探究＂奥兰多＂这一形象在不同文学文本中的演变,或从伍尔夫与奥兰多的生活原型维塔之间的关系出发,以同性恋研究等角度讨论该文本。从修辞性叙事理论的角度重读这一文本,可以看出伍尔夫在创作形式上孜孜以求的革新,她对于＂如何叙＂的深度思考成就了《奥兰多》在英国现代主义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卷首语

一些公认的有教养的人,他们就是不耐烦读《巴马修道院》或《幽谷百合》(《巴马修道院》:司汤达的小说;《幽谷百合》:巴尔扎克的小说)他们尽读第二流的作品。这种作品一切都安排停当,让人一看就喜欢。但是,他们既然沉湎于这种易得的快乐,他们就丢失了稍鼓勇气、稍加专心即可到手的那种更高的快乐。 发现一种高卓的乐趣,还有什么比这经验更能使人提高的呢?谁不在开头吃些辛苦,谁就终久愚昧无知。蒙田是难的。正因为他难,才     

《三国演义》的史家立场与演义趣味

前人在《三国演义》＂虚＂与＂实＂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史书之＂真＂或史家之＂求真＂的认识不全面。论者往往过于强调史家笔下的历史的＂事实＂面,而忽略它还有＂意义＂面。《三国演义》的＂事实＂之外有＂意义＂,甚至是春秋笔法、微言大义,这便是演义的趣味,它与史家的立场一脉相承。并且演义的＂意义＂较之于史书的＂意义＂,其哲学意蕴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