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经》卫诗中无“淫奔之诗”

宋人朱熹认为《诗经》的卫诗中有淫奔之诗。从"淫"的字义、淫诗说的提出,《诗经》的采编标准、教化功能、春秋时人的反应,以及卫地的风俗和卫诗作品本身等诸多因素分析,卫诗中虽有涉及爱情婚姻乃至男女私奔的诗歌,但并没有淫奔之诗。     

《诗经·东方之日》的主题

《齐风·东方之日》一诗凡二章,一章各五句:“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关于这首诗的主题,有许多说法。毛序:“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仪也。”姚恒《诗经通论》:“此刺淫之诗。”陈子展《国风选译》:“《东方之日》也是所谓‘男女之词’,写男女关系的诗。”     

以《诗大序》观范处义宗序思想

范氏<关雎序>训解提出"风化"说,是对诗"教化"说的肯定,并由此对诗的产生"诗言志"说进行了阐发,根据"诗"反映的民情政风特点,提出"审乐知政"的观点.范氏又认为"六义"为诗体,"体大者"为四始,这提出了自己的新意.范氏对"变风变雅"的认识,也是对<关雎序>原旨中有关"诗变"说的支持,但提出正变诗以"以周公陈王业"之时为界,是其一家之言.最后范氏认为,<关雎序>为诗之大义,各部分<诗序>事关美刺,进一步肯定<诗序>的作用.     

"诗穷而后工"的历史考察

"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重要命题之一,其说虽渊源有自,然明确提出此说的,则是北宋的欧阳修,而这又与北宋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北宋党争背景下的产物.在欧阳修之后,此说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看法,遂又有其逆命题"诗能穷人"以及后者的反命题"诗能达人"等观点的出现.     

毛奇龄《白鹭洲主客说诗》探微

毛奇龄<白鸯洲主客说诗>一书的内容,历来被认为只是辨"淫诗"、"笙诗"二端,且持论多有偏颇,因而本书的内容和价值一直未能受到人们的重视.实际上,毛氏此书在论辩"淫诗"、"笙诗"的过程中,涉及到中国<诗>学史上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并多有创见,其中有些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     

简论欧阳修《诗本义》的以人情说诗

在《诗本义》中,欧阳修创造性地运用了以人情说诗的方法,通过人情、人事、物理等对诗歌特别是所谓“淫奔之辞”作出大胆而合理的解释,对传统而权威的《毛传》、《郑笺》等说法作了批驳,求得了《诗经》中一些诗歌的本义,对《诗经》研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周南·螽斯》诗教义发微

<毛诗序>对<周南·螽斯>诗教义所作的阐说,在经学时代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后世经师有反序派、尊序派,对<诗序>的理解并不一致,讨论主要围绕"后妃不妒"和"子孙众多"两个关键词展开,汉郑玄、唐孔颖达等笺疏<诗序>,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若螽斯不妒";宋代"反序派"欧阳修、朱熹等认为<螽斯>讲"后妃不妒,非螽斯不妒";南朱"尊序派"范处义、张纲等认为<螽斯>讲"由螽斯不妒,而后妃不妒";又有经师认为<螽斯>讲"非螽斯不妒,非后妃不妒";今文<韩诗>则认为<螽斯>表现的不仅在于子孙之"多",更在于其"贤",所谓"母教圣善,不止不妒而子多".以上诸家,都未从根本上颠覆<毛诗序>之说."借问中宫谁作范,千秋宜把后妃师",<螽斯>后世诗教之用多与宫闱相关,且关乎皇室安宁、子孙昌大之"国家大事",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现代诗学"反对<毛诗序>,提倡在"就诗论诗"原则指导下解诗,固然凸显了其文学价值,然实未得<诗>之本相,与"古典诗学"相去甚远.     

《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对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毛传》传统认为,此诗旨在“乱世则思君子”;朱子解为“男女淫奔”之诗,现代人则舍去朱子之道德偏见,认为此诗表达了寻常正当的男女相悦之情;方玉润解为怀念朋友之诗.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透过对“君子”的辨析,可以得出对此诗主旨的三种不同理解,但这三种理解未尝不可合而为一.     

《汉语大词典》误释含"慕"词条举凡

"慕"本义为"仿效".<说义·心部>:"慕,习也."[2][219]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慕,犹模也,习也,爱而习玩模范之也.<史记>日:'司马相如慕蔺相如之为人,以其名为名,常模范之是也.'"     

欧阳修《试笔》成书考

欧阳修<试笔>是平时信笔所书,后人摭集其手迹面成.<试笔>包括诗、文、书、画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了解欧阳修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料.本文对<试笔>的流传及成书进行详细考辨,纠正了前人的一些讹误.     

欧阳修《诗本义》研究综述

欧阳修的<诗本义>,在诗经学史上有着疑古革新的开创性意义.然而有关欧阳修<诗本义>的研究,虽然从最初的少有人问津到队伍逐渐扩大,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经学范畴,研究方法亦呈多样化,但论述的角度似乎仍囿于单一性与阐发性,缺乏一种全面而深入的学术性研究.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对《选》诗的重新阐释

清初吴淇编选的<六朝<选>诗定论>是一部以<文选>所选古诗为评论对象的古诗选本.吴淇借此对<选>诗进行了重新阐释.他以"汉道"来规定<选>诗,将其界定为形式为五七言、内容精神上能够体现三百之性与楚骚之情的"六朝"诗,使得<选>诗范围被缩小,意义被绝对化,失去了原本的丰富性.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他的这种主张是不利于文学发展的.但这也是清初儒家诗学政教精神复兴大背景下的产物,从这一意义上讲,<六朝<选>诗定论>又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豳风·鸱鸮》中"我"商榷

<豳风·鸱鸮>中"我"所指对象为谁,自<毛诗>至今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影响到对整首诗的理解.从<尚书·金滕>的创作年代来看,则排除"我"为周公之可能性;从鸱鸮为恶性鸟来看,则"我"非指鸱鸮.<豳风·鸱鸮>应是一首禽言诗,"我"实则指鸋鴂一类小鸟.后人受<毛诗>影响,误以鸱鸮为鸋鴂,以讹传讹,遂有诸种误解.     

一部高扬原创精神的学术专著——评谌东飚教授《颜延之研究》

宋人张戒说:"诗以用事为博,始于颜光禄."(<岁寒堂诗话>)颜延之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以用典繁多著称的诗人.阅读用典繁多的诗,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研究用典繁多的诗,则更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颜延之历来缺乏研究,恐怕也与此有关.谌东飚先生却迎难而上,其所撰新著<颜延之研究>虽系全面研究颜延之之作,但正如该书<前言>所说,研究颜延之诗中的用典乃"重中之重".全书围绕"用典"问题,进行了大量原创性的工作.     

释"箄"

关于"箄"的本义,之前编撰的字典辞书注解均误.<汉语大字典>对"箄"的解释是:"笼篓之类的竹器".[1](P,2984)<汉语大词典>释为"笼",[2](P.5232)而<辞源>"箄"条干脆不收"箄"的本音(bǐ)本义.[3](P.2365)究其错误根源,都来自<方言>及其郭璞注.<方言>卷十三:"箄,(豦)也."晋郭璞注:"今江南亦名笼为箄."[4](P.795)"(豦)"不是"笼",而是盛水给牛饮的圆形竹器.<说文·竹部>:"(豦),饮牛筐也.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和刘原父澄心纸》解读

<和刘原父澄心纸>是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一首七言古诗.全诗以"澄心纸"为线,将叙题、议论与抒情相结合.在吟咏澄心纸的同时,欧阳修对自己的三位挚友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的才华由衷赞美并为他们的不幸发出不平之鸣.此诗怀人、伤时、自叹兼而有之,人生的感慨、个人的遭遇与历史的兴衰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论陈衍《诗品平议》中的"学人之诗"

<诗品平议>是陈衍专论钟嵘<诗品>的著作.陈衍对于<诗品>以批驳为主,眼光挑剔.究其原因,陈衍是在以"学人之诗"思想衡评"诗人之诗"之论.<诗品平议>是陈衍"学人之诗"诗学思想的一次评论实践,浸染了清末学术风气,也体现了陈衍自己的诗学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