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之后的美国族裔群体与外交政策

“9·1 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 ,美国对其国家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变化 ,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同时 ,美国社会族裔关系也因“9·1 1”事件而出现了调整 ,阿拉伯裔与白人主流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尤为紧张。所有这些变化使族裔群体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表现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与冷战后克林顿执政时期相比 ,族裔群体在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受到美国打击恐怖主义这一最高外交政策目标的制约 ,族裔群体的“双重文化”认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受到特别的考验 ,总体上有向冷战时期回归的趋势     

略论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一边倒”是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对新中国在外交上坚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立场的形象表达。本文拟重点考察毛泽东在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过程中的国家利益考量,认为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外交利益是“一边倒”外交政策形成过程中毛泽东所重点考量的因素。     

外交政策产生软实力的机制和条件研究

客体国对主体国外交政策的体验经历了认知、情感和意志三个过程。外交政策的软实力是在客体国对主体国政策具有正面认知和良好情感的基础上产生的。它通过直接、间接两种模式得以生成,且体现为三个层次。目标的共赢性、程序的合法性、身份的平等性以及结果的预期性是外交政策产生软实力的四个必备条件。     

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探析

在宗教、文化、民主、人权和经济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土耳其一直未能顺利加入欧盟。为了尽快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土耳其积极调整外交政策和大力改革外交机构,以求逐步接轨欧盟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倾向愈发明显。然而,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因素却不局限于“欧洲化”,还需要有效协调诸多国际因素和考量多重利益。因此土耳其外交政策“欧洲化”的前景,最终取决于它未来能否顺利加入欧盟。     

特鲁多与加拿大外交政策白皮书

加拿大一直是个外交独立性很弱的国家，其外交政策曾深受国际因素(主要是美国)的干扰和制约，长期不能反映本国的意愿。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变，给特鲁多政府改变外交政策提供了良机。加拿大外交政策审查和白皮书的问世，就成为其由“从属外交”到“独立外交”转变的开端。在这一过程中，总理特鲁多的作用实在不容小觑。     

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外交政策的转变及原因探析

1979年，伊朗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世俗的巴列维王朝，建立了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神权政体，这一体制决定了伊朗外交的特殊性，实行“输出伊斯兰革命”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这一外交政策影响了海湾地区甚至整个中东的政治格局，随着伊朗政局的发展变化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一外交政策也已发生了变化。     

简论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政策的形成

依赖国联是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主要外交政策。蒋介石在这一政策形成过程中确实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并非是他个人决策的产物,而是以国民政府党政要员早已形成的共识为基础。而从国民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以欧美抑制日本的对日政策来看,它是“九·一八”事变以前对日政策发展的必然产物。如从国民政府与国联的关系来看,“九·一八”事变以前所形成的总想利用国联这一外交途径处理中国与外国军事冲实的决策倾向,是“九·一八”事变后依赖国联外交政策形成的前提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

现实主义认为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 ,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对外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认为一切客观的环境和现实因素只有通过决策者的心理过程才能影响外交政策的结果。决策者的价值观和其他心理倾向指导着他有选择地关注周围的环境 ,他根据观察到“心理环境”制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制定者的价值观、认知方式、性格等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的结果。本文介绍对外政策分析认知视角的主要理论和运用这种理论进行研究的几个基本方法。     

论邓小平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

邓小平 2 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关于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思想是 :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 ;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永不称霸 ;中国发展得越强大 ,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     

非理性的外交政策选择——对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调整的反思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三次调整都是在非理性的国内政治社会氛围中进行的。反思这一时期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历经亲西方外交、“双头鹰外交”、多极化外交三个阶段,却始终没有能够从昔日帝国的光环下彻底走出,理性定位以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的外交政策。非理性的外交政策选择导致了这一阶段俄罗斯外交的总体失败。     

论美国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政策思想

美国新孤立主义自由派的外交政策思想形成于美国干涉主义外交政策遭受全面挫折的 70年代。这种思想反对美国战后外交政策对世界事务不加区别地进行全面干预的做法 ,提出应该在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和孤立主义的榜样原则基础上 ,通过推行美国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方式来逐步建立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全球计划生育遏制政策评析

遏制政策禁止接受美国援助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把美国的援助用于通过堕胎而进行计划生育。现任美国总统布什恢复了这一政策。这对国际计划生育事业构成了新的阻碍和挑战。据此,简要阐述了遏制政策的由来和发展,分析了促使该政策恢复的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原因,评析了这一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并探讨了应对策略。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对我国外贸战略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长期以来被作为促进出口的政策性工具,这造成出口企业过于依赖汇率而疏于产品质量.从人民币向可自由兑换货币发展的目标来看,汇率制度必须逐步改革.汇率制度的改革将使汇率水平由市场决定的程度越来越大,汇率不可能成为长期促进出口的政策性工具,出口竞争力的提高只能依靠企业的内在实力.要提高我国企业的内在实力,不仅要利用传统优势,更要注重后天优势的培育,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要看到比较优势的动态性、可获得性,选择具有前瞻性的动态比较优势对外贸易战略,使我国持续不断地拥有在外贸中能赖以获利的比较优势基础.     

国内政治、对外政策及其相互影响

一国对外政策的制定是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是,决策者制定外交政策又是处在一个复杂的国内政治环境之中,从而使得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处在一个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综合来看,国内政治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实施,影响对外政策实施的优先方向以及效果。反之,对外政策则反作用于一国国内的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以及一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方式与程度。     

改革时代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若干国内因素

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始终与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内政对外交的影响随着改革的深入日益明显也日益复杂。改革时代,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因素中,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成效成为决定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变量;公众舆论的上扬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中国政府在决策时越来越多地听取民意;意识形态因素尽管不能主导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但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看待外界的框架。     

外交政策研究的学科跨越——从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通过政治文化研究外交政策,主要是从民族国家的价值观念和信念体系来分析表现为国家对外行为方式的外交政策的根本动机和实现途径,这将有助于从国家这个有机体的性格特征来解释外交政策所包含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因此,在理论意义上,这种研究方式为外交政策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上,这种研究可以从更加深入的层面来理解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中文化民族冲突日益加剧的原因     

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同质性研究——以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外交政策为例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国际影响力无与伦比,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美国外交史上,历届总统都会适时提出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但无论美国哪个总统上台,其外交政策虽有不同,但都受到支配美国外交决策制定的五大基本恒律的制约,有着同质性趋向。对奥巴马和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     

上海外国留学生政策及实施情况初探

外国留学生政策是上海实现人才国际化和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在执行国家层面留学生政策前提下,上海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市级层面和院校级层面的政策群,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外国留学生政策体系.在十多年的实施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国外来沪留学人员持续增长,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对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要进一步扩大外国留学生规模,二是要持续提高外国留学生教育质量,三是要为外国留学生毕业留沪工作创业创造条件.     

美国外交思想与实践

美国是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经济规模最大和政治影响最广的国家,对世界事务有着重要影响。美国外交是产生这种影响的最直接和极为重要的形式。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所以近代历届中国政府都把对美政策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美政策也一直是中国政府对外政策中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关系日益扩大,美国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更是有增无减。认识和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中国制订合理的对外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视野中的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它既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国和平外交战略赖以实现的重要手段。新中国成立后50多年的外援实践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在新世纪,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应当适时改进中国的外援工作,以便更好地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