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克罗齐史学理论对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克罗齐在对西方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中提出和构建了他的史学理论,克罗齐理论所包含的“历史即哲学”、“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等史学思想不仅对现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而且它对中国当代史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克罗齐史学理论时中国当代史学的启示.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抗战时期爱国学人的史学经世思想

抗战时期,爱国学者强调学以致用,自觉把旨在"求真"的史学研究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连接在一起,表现出对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赋予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其史学经世思想表现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著史考史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课题研究意识;着眼于向大众普及正确历史知识的历史教育思想;"致用"与"求真"并重的史学学术观。     

先秦史学生活刍议

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期,包括史学生活在内的国人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打上了深刻而特有的印记。中国古代史学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此时皆已凸显,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生活首先从这一阶段着手,既是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拓展。除历史鉴戒意识、法先王思想等论题之外,先秦史学生活研究还应包括"故实"观念、历史预参与意识、历史著作的阅读与接受等较为薄弱的方面。由于"生活化"特性,史学生活也应把视角更多地引向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先秦史学生活,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殿堂、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章学诚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中国古代史家对历史发展和史学自身发展的认识起始甚早,并在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的实践中,总结出内涵丰富的社会历史发展理论和史学自身发展理论与方法论.在清代乾嘉时期史家中,章学诚对历史与史学的认识以及对史学批评原则的认识,包含着关于社会历史进步、历史与现实相互联系、尊重前人史学成果、知人论世评价史学牙(弊得失诸方面内容,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新贡献.     

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辩证思考的结晶——评周文玖著《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

周文玖著《因革之辨——关于历史本体、史学、史家的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是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之一,该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研究",中篇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下篇是"20世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

20世纪前期 ,“新史学”理论的提出、进化史观的输入 ,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是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之最重要的方面。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反映了新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在这两个重要方面的进展     

先秦诸子关于历史变化趋势性的史学思想

历史是变化不已的一种进程,这种历史进程表现出一定的趋势性,对此,先秦诸子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先秦诸子的历史变化趋势论的产生,受时代剧变的深刻影响并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关于历史变化的观念,是先秦诸子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之一,并且为后世史家所继承,构成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说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

中国古代史学及其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宝藏,而且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深刻的历史意识,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核心。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求实和经世的一致,继承和创新的统一,以及讲求文采、重视考据、探索理论等,是中国古代史学优良传统的几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史学中也有不少谬误和糟粕,但它们掩盖不了这些优良传统的光华。总结、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传统,对当前的史学工作有重要的意义。     

宋濂的史学思想

宋濂是明代“开国文人之首”，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宋濂在学术思想方面是宋元以来浙东学派的嫡传．重视学术的经世致用，且调和朱、陆之学的倾向；同时又有一定的释道二教的影响。宋濂的史学思想是既在天道观、认识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又在对历史治乱兴衰的解释中表现出浓厚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和实践理性的精神，这些特点构成了宋濂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波利比乌斯与古代希腊的史学传统

波利比乌斯继承了自修昔底德以来古代希腊的史学传统。在史学编纂方面他提出了“普世史”的概念。他认为,在罗马征服与统一的过程中,整个历史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密切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史学方法上,他强调了个人经历、征询目击证人及考证纸本史料的重要性,发扬了古代希腊雄辩术的精神,通过辩论的方式讨论了史家撰史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样,波氏对历史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的作品表现出了鲜明的实用倾向。     

史学“经世”传统的延续与承接——试论白寿彝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史学经世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优良的史学传统,延及近代以来,白寿彝先生很好的延续与承接了这一传统,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与史书编撰中进一步将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经世观。     

神化的英雄与人的还原--施蛰存历史小说论

在1930年前后的历史小说创作热潮中，施蛰存以其独特的创作风貌迥异于鲁迅等作家。他有意选取古代神化的英雄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真实地展示古代英雄内在的性欲冲动和二重性格，从而赋予了他们丰富的人性，将神化的英雄还原为人。这种还原是用现代意识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和还原。     

学术会通意识与邵廷采古文的经世导向

邵廷采是清初浙东学派重要成员，毕生兼治经学、史学、理学与文学，其学术具有会通儒学诸门的意识。这种学术会通意识的着力点，最终向内归于躬行践履，向外归于经世致用。邵廷采的古文理论与写作实践均基于其浓厚的学术会通意识，这使得他的古文自然具备强烈的经世导向，分别体现在其文集中经世之文的数量繁多、史传文中的褒贬意识和古文写作的学问色彩与知识化倾向等方面。     

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学术精品——读徐规教授的《仰素集》

著名宋史专家徐规教授总的史学思想是务实,不尚空论。他继承、发展了传统的重“义理、考证、文章”的治史方法,成果卓著。最近出版的他的论著集《仰素集》,就是这三者有机结合的一部学术精品。     

论《淮南子》的史学思想

西汉刘安所主编的《淮南子》在史学思想方面颇多建树。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历史发展的现象及其规律,其任务则是揭示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和智慧;历史学是研究包括自然史、人类社会史和思维发展史等方面的综合性的学问,其功用主要是给人提供智慧和能力。"道"是历史发展的渊源及其规律,人们创造历史必须顺从"道",一是要注重"时",即注意依据历史条件的变迁而采取相应的措施,二是注意到人民在历史发展的作用。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是退步的。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其因是历史认识客体的自身规律特征、主体相应的知识意向和由文章与情绪所构成的历史认识媒介;认识的形式一是从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基本规律出发来认识历史即"执一而应万",二是从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式认识历史就是类推;认识的范畴主要是"阴阳"和"五行";绝对真理是不可能的,通过社会生活的实践和体验的相对真理则是普遍的。史学研究主要采用历史的方法、辩证的方法和理论分析法。《淮南子》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家的。     

“为斯文一线之延”的“风雅”之争——论林纾的古文观及其历史际会

晚清文人林纾的古文观别具一格,他提倡“正言”和“体要”的统一,重视“意境”的营构,在价值取向上既强调“政教”效果又不忽略“娱悦”作用。尽管林纾和“五四”新文人在古文的历史价值上产生了一定的观念冲突,但两者的“风雅”之争实际上都体现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文化情结。     

从语言哲学到比较民族学——布斯拉耶夫神话学理论探析

费.伊.布斯拉耶夫是俄国神话学派的奠基人,他继承并发展了德国神话学派代表人物格林兄弟等人的学说,将神话学研究同语言学、民间创作、民族传统文化及古代文学的研究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布氏首次将比较-历史方法引入了俄国民间文学特别是神话的研究之中,就语言、神话与民俗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在俄语语言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俄国自己的比较-历史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此外,布氏在将比较-历史方法广泛应用于语言、民间诗歌、神话、仪式等领域的过程中,力求将比较-历史原则与文化-历史原则结合起来,从而使其神话学研究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历史特色。布氏在30余年的神话研究活动中,自始至终地不断根据新材料、新问题来丰富并发展自己的神话理论,布氏神话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实质上体现了俄国19世纪下半期的神话学研究从对神话的单纯语言学解读走向具体文化-历史语境阐释,并最终将其上升到民族学乃至人类学范畴这一发展历程。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