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家思想的重构与中国现代化工业发展(续)

“天人合一”的心性儒学以探讨“性与天道”问题为核心，以追求完满的道德价值和天人合一的形上境界为目的，其所面对的是宗教性层面对人的精神生命的终极托付。个人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涉及到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民族生命的安顿，生命途径的畅达，则涉及到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问题。在新儒家这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不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是一个历史文化的概念。历史与文化乃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是从历史的角度谈文化，又是从文化的层面谈历史，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交织在一起。历史文化的真正意义并不只是在于它代表了我们民族的过去，而在于它将从根本上决定我们民族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显然新儒家认为，与其说近代以来的危机是来自历史传统的负面影响，不如说是来自历史传统的某种断裂和缺少理解把握历史传统的正确方式。所以，出路并不在于尽可能把我们与自身的历史断开，而必须走向历史的深处去寻找我们自身存在的根据和走向未来的契机。钱穆先生指出：“所贵于历史智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     

中国何以现代？（笔谈）

“中国何以现代”，是思考和研究中国问题必然遇到且必须回应的问题。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人类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代文明延续到今天，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不仅增添了新的内容，其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今天，我们看待、叙述或书写历史，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当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皆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构建和运行的。因此，今天的人们不论是对历史的叙事和书写，还是对现实问题进行探究和分析，都直接或间接、明确或隐晦地涉及“中国何以现代”的问题。 然而，“中国何以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泛，蕴涵着十分复杂的具体问题的宏大命题。它既是一个历史命题，也是一个现实命题，还是一个哲学命题。在对这个命题的持续追问中，不同时代所提供的认识工具有很大差别，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思考这个问题的立足点和角度也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回答或阐释这一问题的观点和理论不断涌现，从而使这一问题的丰富内涵不断被触及和拓展，但圆满回答或解决这一问题的目标尚未达成。 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受到了西方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谓的现代社会、现代国家、现代经济，其基本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基本原则、基本构架乃至伦理精神，都首先出现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和科学技术体制的形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度。经历了数千年独立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创造了影响人类的重要成果的中华文明，正是在遭遇到直抵家门口的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侵蚀之后，才逐步地发生了涵化式的变化，从而一步步地走向现代的。因此，对中国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或牵涉到西方影响的问题。 但是，中国历史上的现代转型进程，不论是发端还是具体进程乃至最终的实现，皆有由中国历史和文化所造就的独特内涵。今天的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现代化而稳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更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的。总之，古老中国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发展，尽管不乏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在某个特定时期也有对西方的模仿，但从总体上看并不是按西方的道路和模式而实现的，而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有的路子。其间，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由悠久历史和文化所孕育的创造力，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必须关注中国自身的主体性、创造性和独特性。忽视或忽略了中国自己的特色，就无法对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有效的阐释。 今天，中国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况下，正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思考和探索“中国何以现代？”这个命题，刚刚在国内出版的《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 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李怀印教授认为，现代中国的形成，是在一个长达三个世纪的国家转型过程中实现的。这样的现代国家转型过程，时间跨度长、涵盖范围广，以革命或现代化为主叙事的历史书写，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阐释。因此，作者以广为接受的现代国家四要素即领土、人口、政府、主权为分析依据，采取“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有选择地聚焦于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变量，构建了“地缘、财政、认同”的分析框架，分别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构造、政治认同三个向度来叙述现代中国如何形成的问题，为读者呈现了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近现代历史中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和形成机制，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更为“中国何以现代”问题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在此我们约请了四位学者，以《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一书为切入点，对“中国何以现代”问题进行讨论，汇集成一组专题笔谈，以飨读者。     

中国人与日本人自杀行为的历史文化因素研究

中国与日本同属高自杀率国家。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自杀行为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因素:传统价值观对自杀行为的宽容甚至鼓励;史籍与语言———自杀的历史文化载体;日本源远流长的死亡之道“武士道”及切腹的思想;审美意识中的自杀与自古的崇尚和渲染;对自杀的法律评价;集团意识、依赖心理与自杀的“传染性”、集体性;情感模式中的拘谨自制等因素。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现代意识的基本状况

“现代意识”这个词组一般而言,主要指的是以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和文艺创作为核心的思想和文学意识,使基于欧美的文化和文学的历史情形而建构出来的,但是在描述和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时,关注的重点不在于文学的双边关系,也不是中国文学中的西方问题,而应该着力凸现身处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境之中的中国主体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反应。中国现代意识既不是一个和西方现代意识相隔绝、相对立的概念,它接受西方现代意识的启迪和激发,同时它更是从自身处境中生成,并对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构成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新时代中国青年当好先锋力量的三维阐释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回望过去、立足当下、着眼未来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这一重要论断，具有理论、历史、实践三重维度的深刻内涵。把握新时代中国青年当好先锋力量的三重维度，厘清新时代中国青年当好先锋力量“何以可能”“何以必然”“何以作为”，对新时代中国青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

作为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在对技术创世、技术过程、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由技人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而有关技术的误读，则流露出浓厚的“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这些技术意识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     

“言必称希腊”问题新解

毛泽东使用“言必称希腊”,是批评党内的教条主义 ;极左时期使用“言必称希腊”,是指崇洋媚外 ;现在我们使用“言必称希腊”,是指对西方包括古希腊先进文化的推崇。这种推崇 ,作为一种历史的和文化的现象 ,由来已久。本文探讨古希腊文化何以为人们言必称之 ,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异域文化     

中国侠文化流变试探

中国侠文化迄今为止经历了神话原型、历史实存与文人“幻设”三个发展阶段，伴随着与各时代历史特点相适应之复杂演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了“侠性”的三大“板块”。本文对侠文化所作的脉络整理与内蕴探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这一“中国民间信仰”。     

中国历史上的人权意识和人权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倡导“民本”和“仁政”思想，强调平等与和平。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但是，由于中国在历史上缺乏作为法律权利主体的个人和集团，缺乏对人权概念的现实要求，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人权健康发展的意识和思想，如“和谐”观念、“仁政”和“民本”思想以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人权思想，应该加以坚持。同时，从发展人权的角度看，应从平衡权利和义务、弘扬法治精神和提倡现实主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创新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现实之维

理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现实之维是拓展和深化文化自信的理论之维、凝练与提升文化自信的价值之维的逻辑起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诉求、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文化较量、推进“四个全面”进程中的文化引领是呼唤文化自信的现实场域;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拜金主义的人生观是泯灭文化自信的现实表征;国内文化建设、对外文化传播是提升文化自信的现实向面。     

转型时段的历史意识——关于历史法学及其中国情形的发生论说明,并以德国近代历史作为比较个案

大凡转型时段,"历史"必然登场,历史意识和历史理性蔚为一时人心。其为重要资源,抚慰了当下人生,支撑着艰难时世。晚近中国百年转型,汉语法学因应时代,初成型制,而以历史性作为自己的基本学术品格。推而言之,一切法学均具有历史法学品性,历史意识构成了法学的思想品质和精神气质,历史方法是法学运思的基本进路,一切现实的法权安排实际上不过是表现为当下存在的历史存在。其间,法律的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具有内在关联,从来同时都是一种政治意识。正如秉具历史意识的政治方始"以行动进入历史",而蔚为真正的政治;充盈政治意识的历史意识以及立基其上的法制和法意,以向现实政治特别是现实政治危机敞开自己的方式表现了自己,进而实现了自己。换言之,直面迎应政治现实的立法始具生命力,而以立法迎应政治特别是政治危机,适足为表现为法律智慧的政治智慧,恰恰是邦国政治成熟的上上之境。现代汉语法学占有和运用历史方法意味着抉发法律的文化自觉与政治自觉,由此连缀和努力,"现代中国"作为一个特定的国民共同体与公民共同体,是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归属的法权满足形式,而形成"文化中国—民族国家"这一文明主体与"政治中国—民主国家"这一制度主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双重历史向度中加以理解。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根性和底色：“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奠定了统一安定之道;“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确立了责任伦理之道;“尚和合”的价值追求提供了中和守正之道。这些思想观念所蕴含的共同体智慧,蕴藏着化解从多元走向一体现实困境的丰富经验,启发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寻求公与私、内与外、秩序与自由的平衡,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待深入发掘的宝贵资源。     

论中国近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换——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特征的一种新质的文学,但它的新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先驱者经过对中国近代政治、文化的沉痛反思后而实现转换的。它的发展变化,始终同社会文化意识结构的变动同步,与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意识的觉醒到伦理意识的觉醒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陈独秀曾把近代中国人的意识觉醒概括为三个逻辑阶段,即科技的觉醒、政治的觉醒和伦理的觉醒。当欧洲上空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处在封建主义的昏睡状态之中。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闭关锁国,造成了对世界的极端无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前,出现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改革派人士,他们面对满目疮痍、内外交困的黑暗现实,发出了更法改革的呼声,但他们所提出的兴利除弊主张仍局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内。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被镇压,近代中国愈发落在世界后面,濒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开明之士,从现实的教训中认识到西方“战舰之精”、“机器之利”,主张“师其所长而用之”,积极从外国引进新式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于是洋务运动兴起,即所谓科技觉醒。与洋务运动发起者的主观     

中国传统文化中平等的实现方式

传统文化中的等级意识与现实的差等社会结构之胶着状态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其间平等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但是,平等作为人的内在要求,它总是千方百计地寻求着自身的实现方式。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平等的实现其实是一个前期“受压制”与后期“压制人”达求心理平衡的动态的发展过程,即是一个通过后期的不平等对前期的不平等的报复而实现的纵向历史的发展历程。     

批判创造视野下的中国个体异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0-191之中国化实践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于消除中国传统个体弱创造之异化问题，也在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学个体的创造经验，提炼出“个体化理解世界之创造”［1］的观念。中国现代个体在追求文化的自我实现过程里，从自身感性生命经验与文化性生存体验的矛盾张力中洞见自我“个体化理解世界”的独特问题，以之实现对儒道文化的批判改造，不仅可以形成中国现代个体与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而且可以促发中国现代个体文化哲学的建构。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意义阐释

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过程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规律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表达，集中表现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历史环节的逻辑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变革历史进程及其发展方向的重要方式，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点。研究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旨在把握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本质和主流，探索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规律，保持历史耐心，增强历史主动、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特别是增强历史使命意识和历史规律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强化历史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     

论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对中国当代美学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美学之思对中国当代美学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学术资源上，它启示我们不能以日常时空意义上的“中西”、“新旧”来衡量。而它对美学研究的具体的学术启示则是：关学要面对本土现实进行存在论之思？要关注审美现象、艺术事实，要具有开阔的文化视野，要关怀社会现实。     

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

本文从文化构成的角度，对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即“心理生活空间”）的形成与特点作了初步研究。文章认为，构成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精神空间”的主导因子是宗族观念，其次是宗教意识；并引入“心理场”的概念，对村落的“心理生活空间”的情形进行了分析。最后指出，中国历史文化村落的“精神空间”，从整体上来说，是一种包括宗族观念和宗教意识等因素在内的复合型“精神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