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哈萨克斯坦超级总统制评析

中亚哈萨克斯坦超级总统制是冷战后中亚民主化进程的产物,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有很大关系。哈萨克斯坦超级总统制走过建构、发展、确立三个阶段,哈萨克斯坦超级总统制模式不仅具有简单效仿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主观性,而且呈现制度所赖以生存的客观必然性、总统制权力根基的广泛性、总统制权力属性的非对称性等特质。当然,鉴于哈萨克斯坦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影响,使得哈萨克斯坦超级总统制存在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哈萨克斯坦超级总统制的发展。     

哈萨克斯坦独立十年：成就与问题

哈萨克斯坦独立十年来,在完成国家建设进程,促进杜会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及地区稳定,提升国际影响等方面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9·11”事件之后,其在中亚所处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当然,作为一个新独立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建设、民族关系、以及失业、毒品、腐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将会成为其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中亚民族关系中哈萨克族的地位和作用

本文认为，在地缘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的中亚民族关系中跨国民族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独特，哈萨克族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个。哈萨克斯坦的独立，并逐渐成为中亚国家的领头羊，同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都为哈萨克族发挥其桥梁纽带、沟通作用和不可替代地位提供了条件与空间。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从“主体民族化”到“国家民族”之构建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族政策取向经历了由“主体民族化”到构建“国家民族”的调适过程。虽然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化解独立初期民族政策的缺陷及其负面作用,但要在政策层面引导国民认同或成功塑造一个公民性的民族——“哈萨克斯坦人”,仍任重道远。哈萨克斯坦是一个多样民族、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国家,因此,“多元统一”始终是国家的重大课题和建构民族政策的核心。     

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族群政策的比较研究

族群政策是国家建构主体民族的重要内容。文章分析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两个国家建构主体民族的过程,比较两国的族群政策、制定政策的政治框架和族群政策的运行流程。研究发现乌克兰的族群政策在建构主体民族时加深了族群间的对立,使得民族性取代了国民性,引发了国内的分裂;而哈萨克斯坦的族群政策则是在预防族群对立的基础上建构主体民族,运用国民性主动调和族群间矛盾,成功完成了主体民族的构造。对比证明,两国族群政策最大的差别在于政治权力处理民族主义的方式：乌克兰的权力斗争激发了主体民族的意识,削弱了国家整体意识和国家能力;而哈萨克斯坦将政治问题和族群问题分离开,使两者之间不能彼此利用,最终强化了国家意识和能力。未来乌克兰将承受族群对立之殇,族群问题将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而哈萨克斯坦政权的合法性虽会经受一定程度的考验,但是民族和谐的全民共识为国家的稳定提供了政治保障。     

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后的民族人口政策及其实践

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前和独立后的民族人口发展实践中,民族人口政策的作用得到彰显。独立前,鼓励生育和移民政策对人口的增加、结构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独立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主体民族人口的发展政策,使其民族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区别民族成分的移民进程造成的。     

乌克兰危机对哈萨克斯坦的影响评估

乌克兰危机不仅导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而且还波及到与俄关系密切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本文评估了乌克兰危机对哈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就政治方面的影响而言,西方和哈萨克斯坦关心的是哈北部俄罗斯族人口众多的地区是否会并入俄罗斯。鉴于目前哈俄关系比较密切以及哈族群政策得当,这种可能性较小。在经济方面,乌俄关系的恶化、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以及乌克兰对哈支持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立场有所不满,导致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安全方面,不少哈萨克斯坦公民进入乌克兰参加亲俄武装的战斗,从长远来看很有可能增加哈面临的安全风险。正因意识到乌克兰危机与自身存在紧密联系,哈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立场一直较为谨慎。     

民族发展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社会利益源泉多元化、社会结构变化以及其他矛盾问题存在的情况下,关注民族社会稳定需要构建反映民族社会发展的民族政治发展理论体系。民族发展政治理论体系包括民族自身发展、民族与外部关系发展、民族与国家关系发展。在民族发展政治实践策略方面,设计民族发展正义与公平的政治制度考量维度;发展民族群体的差异政治权利;发展民族个体成员的社会化、公民化和政治参与意识;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民族社会政治管理中的作用。     

哈萨克斯坦的民族结构与语言状况研究

历史上,哈萨克斯坦历经征服兼并,政治风云变幻,经历八次大的人口迁徙潮,对其民族构成与语言状况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总体看,目前哈萨克斯坦有四个大的民族群(哈萨克族群、俄罗斯族群、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群和人口极少的少数民族群),这些族群的构成和语言状况十分复杂,有些民族已与其母体民族分离多年,其固有的文化和民族特性已丧失殆尽,其母语很难保留下来。哈萨克斯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社会安定与民族团结的语言政策和民族政策,有值得借鉴之处。     

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研究范畴及理论框架研究

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的主要任务是对民族关系发展演化的趋势进行分析预测,并对民族关系存在的潜在问题进行预警防控。其研究涉及多个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包括社会风险管理、社会监测预警、信息资源管理、民族关系以及和谐管理等。基于相关关键词对民族关系监测预警进行文献分析,可以从监测预警机制、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基于信息技术的民族关系预警、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等四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总结,进而可以对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的研究范畴进行界定,提出民族关系监测预警的理论框架。     

江泽民对邓小平民族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本文认为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族思想．他提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栝本性的问题;要继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民族工作的核心问题;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宗教促进民族团结的功能与对策分析

和谐是宗教关系的终极目标,团结是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民族宗教之间存在融入型、多元型、扩散型、疏离型等四种关系类型。宗教主要从精神性整合、神圣性监督、制度性支持、伦理性约束等方面促进民族团结。当宗教过度涵化民族、跨民族争夺信徒、受民族外部势力支配、宗教性事件引发冲突时,宗教有可能阻碍民族团结。应坚持“尊重多元、宽容差异、求同融合、兼美共赢”的原则,使宗教有益于民族团结的各项资源行动化,形成维护民族团结的长效机制。     

清朝人才选拔的民族政策研究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满族统治阶层一直认为民族政策是治国安边之道。因此,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尤其是人才选拔方面,一直十分重视落实民族政策。本文通过梳理与解析清朝人才选拔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措施,试图对其进行较客观的评价。     

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内蒙古自治区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民族关系是一个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的内蒙古,是关系到全区发展的重大问题。     

试论民族理论基础理论的更新

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体制 的建立, 改变了 社会 成员 之间 的 生产 关系 。社 会成 员同 时 具有 的 民族身份必 然使社会 经济关 系这一重 大变 化直 接 反映 到 民族 关系 中 来,为 民族 理 论增 添 了民 族关 系 与市 场经 济这一 新的研究 内容。作 为社会主 义市场 经济体制 基础的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理论与 实践的发 展,特别 是社会财富分 配制度、现 代企业 制度等的 确立和 有关理论 的发展, 又从另一 方面要求 民族理 论及时更 新传统 观念,以适应中 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 设的发 展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北宋的西北边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外与西夏及其他部族相邻。自宋神宗即位以后 ,为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局面 ,相继向外开拓疆土。北宋后期的西北开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人力财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对这些新边地区的经营 ,又促使了民族关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拓地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 ,部族蕃官开始担任汉官职务 ,仿汉官制进行磨勘迁转 ,蕃兵则采用汉兵法进行组织和管理。在经济关系上 ,设立固定市场 ,鼓励蕃汉贸易。颁行关系法规 ,保护蕃民利益。废除土地禁令 ,开放土地买卖。不分民族、地域 ,各类人户均可移居边地耕殖自营。这对宋代西北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论少数民族禁忌文化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关系

禁忌作为一种精神民俗 ,是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章分析了少数民族的禁忌习俗与自然环境的密切关系 ,阐述了传统禁忌习俗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的作用 ,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保护生态环境的许多优良传统值得借鉴和继承发扬。     

齐鲁道德文化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

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核心价值体系时,应该以继承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础。我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主要文化载体是传统的道德文化,传统道德文化的民间世俗化和学术神圣化使之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认同度最高,而且最为稳定并具有高度超越性的文化形态。齐鲁道德文化是传统的主流道德文化,其核心部分“五常”,具有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相沟通,并向现代主流价值观念体系发展转化的潜质。     

记忆、身份与认同：滇越跨境民族心理调查

国家边界弱化为滇越边民自由结交创造了条件,从而培养了边民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但战争的突现,中越两国关系恶化,许多边民因此而沦为没有国籍的难民。生存权的丧失使滇越边民模糊的国家观念渐而清晰化,欲求国家惠边的心理极为强烈。然而客观闭塞的边区环境又加重了国家富民的成本,国家政策惠边行动很难真正涉边。在利益表达和利益获取机会缺失的现实背景下,滇越边区逐渐异生出以财富为标准的另类的民族认同感,边民的国家意识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