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魏晋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首先是人的觉醒,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进而促进了文的自觉,其表现在文学创作中,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个性的张扬发,二是个人情感的抒。当文人开始追求自我情感的抒发和个人价值的表现时,自我的外貌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必然引起具有先觉意识的创作者的重视。表现在文学中就是对于文学形式的刻意＂修饰＂和对美的追求。基于此,魏晋文人逐步认识到文学有自己的特点,是表现人的内心情感的,并且认为文章是需要有审美要求的,这就标志着文学的觉醒的肇始。     

宋代诗社与诗歌创作关系研究

宋代文人喜好集体行为和组织行动,这是现实环境的选择,也同时说明了宋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反映了宋代文人集团向社会展示自己的力量,呈现自己的行为方式,希望确立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品格。而诗社的成立更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文人的自觉,它不希望做任何神圣物的附庸,它要求自己的独立价值和存在形式,这个组织是为做诗而存在,它不同于旧有的一切功利的、世俗的组织形式。诗社的活动、诗歌的品评,使创作从个人活动走向一种群体活动,并进而逐渐在群体中形成相对一致的美学标准和追求,并最终形成一种势力,形成一种风尚和流派。宋代诗社对宋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生存焦虑与情志离合--魏晋文学自觉的动力探源

汉末党锢使士大夫“群体自觉”走向“个体自觉” ,其下层文士因生存焦虑 ,将个体自觉表现为对生命的追问 ,创作出《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诗。生命的追问成为世纪的主题。建安文人情志合一 ,形成建安文学最具特色的“风骨”。其后期由曹植强化文学的抒情性 ,向情志疏离的晋代文学过渡。在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中 ,阮籍与嵇康以其创作反映了该时代士大夫扭曲的心灵。     

试析陶渊明与谢灵运写景诗的差异性

陶渊明与谢灵运均是在自己仕途不畅的情况下将情感转向山水田园。但是他们对政治的不同态度、对自身价值的不同认知使二人在写景诗的创作上显示出较大差异：诗人＂徘徊＂心态在写景诗中有着不同体现,贫士文人与富贵文人不同的身世背景使诗歌主题创作存在差异,在写景诗运用的表现手法上也存在差异性。     

论海子的“大诗”理想及其幻灭

海子创作后期致力于长诗写作，他把融合“中国行动”的“大诗”作为自己的诗歌理想。这一方面源于他试图以博大的精神追求来超越世俗生活，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渴望超越中庸儒雅的民族文学精神和文学气质。但由于生命体验的缺乏及与现实之间的疏离，他的“大诗”理想最终幻灭。     

"苦求精致近颓废"的"梦中道路"——何其芳"京派时期"创作论

何其芳作为年轻的京派文人,在其创作的文学道路上有一段可以称为"京派时期"的创作期,时间从1931年秋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是何其芳多元创作期,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都有涉猎,艺术特征总体体现唯美主义,思想上把京派追求艺术独立的精神发挥到极致.但在他"京派时期"的后期,思想与创作随着人生路径的曲折与外部境遇的变化在不断嬗变,从极端追求唯美主义向现实主义渐变.通过对何其芳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理清他走向延安革命前的思想与文学追求,有助于研究其整个文学道路,对探讨现代典型作家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儒、商互动与晚明郎署文学权力之下降

奢靡世风之下的儒、商互动,建立在士人逐利、商贾求名基础之上,导致士商相混,界限模糊。这一方面促使郎署文人自觉不自觉地调整、改易着其写作风貌,以前多适用于上流社会的一些应用文体,很大程度上因之走向商贾、市井之家,逐渐普泛化、世俗化。另一方面,它又是“性灵”说的催生剂。同时,还使得一些郎署文人关注通俗文学,自觉参与到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样式的创作、刊刻、批评与传播过程中。这从内外两个层面,对郎署文学形成很大冲撞,致使其文学权力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标志着晚明文学开始由以传统诗文为主的雅文学,逐渐向以小说、戏曲为重心的通俗文学转型。     

从拟代到赠答:魏晋文学空间的拓展

汉魏之间的文学史和思想史构成一种互动,其结果是古典抒情诗在知识系统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以拟代诗为核心探究魏晋文体论和文人论的内涵,指出一般所谓的"人的自觉"是文人集团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不应该局限在近代人文主义观念下理解,而"文的自觉"是特殊的文人生存空间的符号化结果,拟代则体现出文人对自己已经历史性置身其中的空间地适应;在赠答诗的分析中进一步涉及魏晋文学空间拓展的意义。     

刘禹锡的屈子情结

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的高标,对后世文人、文学的影响巨大,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在行为和创作上都深受屈原精神的影响。他一直关注纪念屈原的建筑物和民俗活动,这些都成为其文学书写的重要题材。他追步屈子精神,初心不忘、坚韧不拔,为政一方则关注民生、抚恤爱民,深受百姓爱戴。刘禹锡效法屈原改造民歌,创作《竹枝词》,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创作中借鉴了大量屈原的经验,善用比兴手法,发扬屈原“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探讨天人关系,提出“天人交相胜”,是中唐时期哲学的制高点。     

从二苏题画诗看元祐文人心态

宋代文人题画诗于北宋元时期创作颇盛。以二苏为文学宗主的元文人在对艺术的审美体验中表现出强烈的“自寓”倾向 ,反映出在党争的时代背景下 ,元文人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和党争前途的担忧 ,而这一点正是元文人在进行题画诗创作时的主要心态。     

论"三曹"与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

建安前后,以“三曹”为核心形成了浓郁的文学风气。“三曹”凭借其特殊身份和地位,聚集大批文学人才,并创造了适合他们施展文学才能的条件;“三曹”自身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在带动其他作家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才使建安时期的文坛出现了独特繁荣的景观。     

曹操与济南

曹操与济南有很深的缘分:做济南国相,在政治上得到了历炼,树立了名声,可谓是事缘;在济南附近收编黄巾军,势力大增,初步奠定了王霸之业的基础,可算是地缘;纳济南人卞氏为其贤内助,得以全身心地致力于戎机政务而罕有后顾之忧,这便是所谓的人缘了。因此说曹操是济南历史上的名士,自无不可。     

“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与音乐之辨

曹操是在旧乐曲的基础上创作新歌辞,其乐府为依曲填辞,与音乐关系密切,犹“汉音”;曹丕在创作上将音乐与文学并重,具有“汉音”向“魏响”过渡的性质;曹植乐府诗在曲、题、辞三方面均有革新,部分作品完全脱离音乐束缚,完成了乐府歌辞向乐府诗的转变。“汉音”多合乐,“魏响”渐离乐,“三曹”诗歌创作与音乐的关系变化凸显出魏晋文学的自觉过程。     

论曹操的廉政思想

在中国封建正统历史学家眼里,曹操是一代枭雄.无论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还是文学家,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不可湮抹的一笔.作为政治家.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统一北方,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安定了人民的生活.本文通过探寻曹操廉政思想的脉络,发掘出他在中国古代廉政文化史上的贡献.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

对中国书法的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传统史观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书写意识和体势区别提出了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根据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简牍互相参证 ,证明了“史游创章草”之谬误和“杜操创章草”之可信。而章草之名 ,与后世书家大量以章草书写《急就章》有关 ,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张怀确见过张芝真迹提出新的考证 ,同时以汉简、墓砖为物证 ,说明了东汉末年张芝能创今草的必然性汉简中存在横势隶草和纵势隶草的两种自然书写状态 ,前者发展为章草 ,后者发展为今草。章草逐渐衰落 ,今草日趋繁荣 ,故有新旧书体之说 ,也由此造成了今草由章草衍变而来的历史错论     

我看毛泽东论曹操

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毛泽东对曹操情有独钟,他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一反传统的通说定论,给了曹操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不仅肯定曹操推动历史的伟大作用,而且赞赏他在政治、文学方面的杰出才能,尤其对曹操诗歌更加偏爱,并且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二曹辞赋论

二曹留存下来较完整的辞赋有70余篇.按其创作动因及赋旨,可分军旅、娱游、感怀、咏物四大类.二曹辞赋有题材相同、赋旨相近、手法相似之处,但大多数篇章显现出选材、立意和艺术手法独特的异样风采.     

曹操父子的酒情结

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英雄文士常举杯高歌,抒情言志.曹氏父子嗜酒,对酒有着深厚的情结.曹操造酒、献酒、劝酒,留下了“煮酒论英雄”,“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佳话;曹丕爱饮酒,常和邺下文士举杯高会,给生活平添了丰富的色调和乐趣;曹植饮酒不节,张扬了他的豪情,也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和痛苦.曹氏兄弟与建安文士在游宴活动中举杯畅饮,激发了他们的才情雅兴,首创大量的公宴诗、赠答诗.这种生活行为,影响历代迁客骚人.曹氏父子的诗酒风流、生活习俗,与谯地发达的酒文化密切相关.     

从社会角色的认知看曹操

本文从社会角色的认知出发，探讨了曹操如何根据自己对社会角色基本现象的认知和社会角色本质的把握从而在斗争实践中树立起自己的社会角色形象，以及他所认知的社会角色与他的事业、与他在汉末群雄中的地位之间的关系等问题。     

曹操人本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曹操是历史上成功的管理者，他的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本思想，包含关于人的地位、价值、使用、激励、组织、培育、保护、考核等方面的内容。曹操的人本管理思想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研究他以人为本管理社会及民众的思想，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提取合理要素为今所用，推动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曹操人本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其对现代管理所具有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