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时期河湟羌人的经济社会结构及与青海草原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

本文在简述秦汉时期河湟羌人经济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对其与青海草原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河湟羌人独特的经济社会结构是对当时青海草原资源环境的一种精巧利用与主动适应,对维持草原人地关系平衡、保护草原生态环境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为开发经营青海草原做出了积极贡献.     

汉代诸羌

西羌是一个多氏族多部落的民族,其聚居中心是河湟河曲地区。自无弋爰剑以后,分支达150种,其中9种在河湟以外独立活动,52种衰少逐渐依附于其他强大部落,89种各有部落组织。西汉时先零羌强大,东汉时烧当羌最盛,到东汉末年只有钟存羌尚能抗争。河湟诸羌与汉代关系密切的有以下20多种。     

中国西南氐羌民族溯源

通过考古材料及文献分析,认为古氐羌始居于中国西北,源于属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和相继发展的齐家文化的"西戎"民族集团,并随历史的发展不断南下、西进、再南下,到达了中国西南地区,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源头.     

论“狄”的衍化

狄起源于戎的分支犬戎.狄人在新石器时代生活于渭河上游,以后随着人口繁衍而向与泾水汇合下游的关中平原迁徙,从戎狄中分离出来的周、秦在处于渭河下游的关中平原建立政权后,狄人则被分割成渭河上游部分和渭水汇入黄河后不断东迁部分,其中东迁的部分-白狄与赤狄曾在周、春秋、战国时的历史中产生过影响而被记入史册,并在春秋战国中原争霸中向南融入平原人当中,成为用人、秦人和汉人的一部分;向北迁徙部分成为匈奴的组成部分;仍在渭河上游生活的狄人则作为戎人的分支,归入秦朝的统治范围,在羌人兴起后则又成为氐羌组成部分,并在羌内附的过程中逐渐融入汉人当中.     

它的文化面貌与黄河流域旧石器传统接近 卡若遗址管见

<正>在2021年第三届中国考古大会上，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33项入选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之一。卡若遗址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中华远古文明的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和特殊地位，是西藏历史上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遗址，也是迄今为止青藏高原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时代标志最明确，遗物和遗迹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古人类迁徙及其与黄河流域文明联系、探寻西藏区域文化起源和发展之谜的可靠信息来源。     

浅谈道教文化对青海河湟地区民族文化影响——以道教正一派在河湟地区传播影响为例

本文在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以道教与河湟多元文化的互动为轴心,对道教正一派在青海的传入、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通过结合实地调研资料,以河湟地区受道教影响最大的乐都县与民和县为典型个案,解析河湟多元民族文化模式受道教文化影响的特殊现象。提出如下观点:一,道教与藏传佛教结合;二,道教与北方萨满文化的结合;三,道教对河湟各民族丧葬礼俗的影响等。     

多康藏区藏族源流考释

多康藏区藏族是藏族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过程一直与卫藏地区藏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和早期文献记载来看,远古时期的多康藏人与汉文史籍所载之“羌”人关系密切,藏文史书中的“董氏人”与氐羌系统人群应属同一部落群体。董氏人的部落群体从雅隆河谷一带向北、向东、向南移动和迁徙,又通过一系列分化和整合,最终形成这一特定区域的特殊族群,在不同文种以不同名称载入史册。     

河湟汉族古风厚重的婚俗语境

在婚俗不断新变的今天,河湟汉族婚俗中仍保留了浓郁的古风,主要表现为古代"六礼"的遗留、古冠礼的残存、"妇见"礼的保持及古代抢婚习俗的影踪等等.究其原因,是与河湟地区特殊的民俗语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自然、历史、文化三方面的语境.     

藏族源于“发羌”的几点质疑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藏族源于“发羌”之说极为流行,持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末代欧阳修等在《新唐书·吐蕃传》中的一段话: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于中国通。居析支水西,祖(?)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据其地。蕃、发声近,故其子孙曰吐蕃而姓勃宰野”。     

隋唐时期管理青海方略试探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和融合，到隋唐时期，我国民族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青海地区的民族状况也变化颇大。因此，其管理方略也与前有所变化。一隋朝时期隋承北周旧规，进而统一全国。建国初期，青海地区的吐谷浑三国虽时常寇扰边郡，却不及来自北方突厥的威胁之大。故而，隋文帝一边以全力抗击突厥，一边整治河湟，巩固边塞，而对于吐谷浑则以抚为主。待北方威胁消除之后，炀帝时对吐谷浑则征剿而郡县其地．（一）河渲设治，发展生产隋承北周之旧，在青海东部地区置都、廓2州，下辖郡县，仍为州郡县三级制。开皇三年（583），省郡，…     

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二)

文章对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的产生的历史轨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以及对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教育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殖根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历史上的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一)

文章对河湟文化与河湟教育的产生的历史轨迹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证 ,以及对河湟地区藏传佛教文化、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及其教育在河湟地区的传播、殖根和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未凋谢的芸花——摩梭女儿国探微之二

青海省“三河”(黄河、赐支河、湟河)地区是西羌的发祥地,也是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本文通过对青海省柳湾等地古西羌人的考古新发现及历史文献记载和羌人在大迁徙中与土著“东女国”等母系文化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出结论:摩梭女儿国母系氏族社会是在特殊的社会地理环境之下,如同芸花再现,这种返祖现象的存在不过才1500年左右,她与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已有本质的区别,她仍然是封建私有制的产物,是一种新的母系氏族文化。     

论儒学在河湟地区的发展

自汉武帝开拓河西,将河湟之地正式纳入汉帝国的郡县体系之中以后,儒家学说便开始在河湟之地生根、开花、结果。从汉开河西到清朝末年的1900余年间,河湟儒学经历了萌生、发展、鼎盛三个发展阶段,同时也接受了停滞、衰败的洗礼。儒学虽然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可她毕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青海河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有研究之必要的。     

明清时期河湟地缘社会多元组织结构探析

明清时期的河湟,因族群新格局的出现,其社会力量与组织结构呈现为复合性和多重性.这时河湟各族群因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各自具有其社会组织形式.他们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形成中央、地方、部族和宗教等多元结构,长期以不同类型并存于河湟,持续影响着这里的社会进程.可以说,河湟多重地缘组织形式的建构,是区域内部诸族群不同社会归属及地方与中央关系影响的结果.     

吐蕃南诏神川铁桥

勤劳、勇敢的滇藏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一直以非常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往来。早自新石器时代起,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和昌都地区)与云南(滇西北)就有了文化上的联系,到公元前十世纪左右,藏族先民已分布到了今云南藏区。近年来,人们运用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了发掘于滇蜀一带及西藏一些地区的石棺葬古代文化,这一研究结果也表明,川、滇一带和西藏一些地区之间,     

试析青海东部河湟地区民俗与道教——以民和、乐都两县民俗与道教为例

道教传入青海河湟地区后,与当地宗教文化民俗相结合,形成有地方特色的河湟道教。本文以青海东部河湟地区,尤其是以民和、乐都地区的道教与民俗调研资料为依据,提出了地方道教与民俗染濡并存,形成河湟地区特有文化现象的观点。     

长征时期中共对藏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及其重要影响

红军长征时经过苗、瑶、壮、彝、藏、羌、回等十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在滇、川、康、青、甘藏区转战达一年半以上。红军经过这些藏区时,对藏族上层人士开展了细致入微的统战工作,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后来新中国巩固对民族地区的管理,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顺利解放西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论略

北宋对河湟地区的开拓,虽然出于宋王朝的军事战略需要,但客观上促进了河湟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有利于西部边疆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关于“附国”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公元七世纪以前,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广大藏族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羌支繁多,种姓复杂,部落林立。其中比较强大的羌支或部落联盟有苏毗、羊同、东女国、附国、党项、白兰、吐谷浑等,至于由上述部落或部落联盟旁出的支系那就更是举不胜举了。“自爰剑后,子孙分支凡百五十种。……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后汉书·西羌传》)。“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问”(《新唐书·吐蕃传》)。上述记载就是这个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