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唐宋词论之“本色论”辨析

"本色论"是中国词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晚唐五代是"本色论"的奠基期,集中表现为"词为艳科"。北宋是"本色论"的争鸣期,表现为以苏轼为代表的"自是一家"之论与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别是一家"之论两条线索的争鸣。南宋是"本色论"的补充发展期,王灼、胡寅的"情性论"是对苏轼"以诗为词"论的发展,张炎的"雅正""清空"是对李清照"别是一家"论的发展。唐宋词论中的"本色论"是两条线索的不断争鸣、融合。     

顾恺之绘画理论中的美学主张与谢赫“六法”论之关系

中国早期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传神论的提出、山水画论的初步确立和"六法"论的形成三个阶段。顾恺之是传神论的创立者,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中国美术理论的引领者。传神论对中国绘画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谢赫"六法"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六法"是谢赫提出的品评绘画的基本标准,是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重要准则。顾恺之绘画理论的论点几乎囊括了"六法"论的全部内容,如若没有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为基础,就很难有谢赫的"六法"论。"六法"论基本是在顾恺之绘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论证这一观点,为的是廓清中国绘画理论发展过程中传承关系的问题。     

论“灌输”教育的大众情结

"灌输"教育理论具有内在的大众情结,这种情结不仅表现在其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话语体系的通俗性,而且反映在其思想内容的草根性和服务大众的纯洁性。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种大众情结是其固有的理论旨域和实践旨归,它来自于大众,植根于大众,依靠大众而传播,依赖大众而发扬,反映大众心理,回答大众问题,引领大众精神;它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人民大众日常话语体系之间保持了合理的现实张力,在破解灌输教育面临所谓"过时论"、"强制论"和"无为论"等实践难题层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     

“辞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辞源说"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楚辞,这是汉魏六朝时期常常与"诗源说"相提并论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有王逸,而对辞、赋渊源关系展开全面探讨的则是刘勰。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这种文体的形貌特征和艺术风格,以及赋的抒情性特征。因此,所谓"辞源说"就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的角度揭示出楚辞与赋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揭示出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     

“诗源说”与赋体文学创作——汉魏六朝赋体文学创作论探微

"诗源说"即是指赋这种文体起源于《诗经》,这是汉魏六朝时期最有权威也最流行的一种说法。最早明确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是班固,后继者则有左思、皇甫谧、挚虞、刘勰等。但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种种论述,则不仅仅局限于赋体文学的起源问题,同时也涉及到赋体文学创作的主题表达、表现手法等问题。因此,所谓"诗源说"则不仅是赋体文学的起源论,而且也是赋体文学的创作论,因为它既从赋体文学发展史的角度揭示出诗赋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也从创作的角度对赋体文学的主题和艺术表现手法作了进一步的规范,从而使赋这种文体进一步明确了自身承担的责任,并使赋之所以为赋的文体性质更加突出。     

毛泽东的“两结合”论与传统的“奇正”说

毛泽东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 ,即所谓“两结合”论 ,其之所以在对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中有所变异与创新 ,是因为毛泽东的精神深处存留着传统诗学“奇正”说的深刻印记。通过对“两结合”论与“奇正”说的探讨 ,认为毛泽东的“两结合”论 ,既是马克思主义诗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的民族化 ,也是传统诗学的“奇正”说的现代化和革命化。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王逸赋论的经学色彩

王逸的赋论是汉代赋论的一个重镇,成就主要表现在对屈原骚赋文本的论与评。受汉代赋学与经学互动的影响,王逸赋论充满经学色彩,这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三个赋论命题上,即"依托五经以立义"依《诗》取兴"独依诗人之义"。王逸的这三个命题共同说明王逸是依《诗》说赋的,《诗》乃赋的范本,赋的意义之源,是衡裁赋文价值的尺度。王逸赋论所依托之《诗》是《诗经》经学,故其依《诗》论赋本质上是用经学来绳律骚赋文本。王逸论赋的经学角度导致他对屈原其人其文的读解基本上都是错误的,但对中国经学对审美的文艺现象的思与说,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文心雕龙》“物”范畴的多层次内涵

"物"是古代文论的核心范畴,在古代文论建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心雕龙》是古代最重视"物"范畴的文论著作,全书有二十篇文章运用"物"范畴阐释其理论观点。《文心雕龙》的"物"范畴涉及创作发生论、艺术想象论、艺术表现论等多方面理论,对其展开研究是把握古代文论"物"范畴丰富内涵的一把钥匙。     

“百城赋”与古典文体的百年际遇

20世纪以来,受制于从宏观社会氛围到具体语体环境的巨大变革,赋体一度受到冷落。"百城赋"以规摹古代赋体尤其是古代都邑赋为职志,从结构到语言到内容等多个方面都注意吸收传统赋体文学经验。它的出现,既是对赋体文体功能与特性的重新检阅,也反映出官方层面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百城赋"的文本本身还存在着语言杂糅、韵律散乱、书写受限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创作实践中予以进一步探索。     

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论曹丕的个体意识与《典论·论文》

《典论·论文》是魏晋时代个体意识自觉和文学自觉的产物。曹丕的个体意识贯穿在《典论·论文》文章整体之中。《典论·论文》中的文章价值论、“文气”论,以及“诗赋欲丽”的观点都与曹丕的个体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丕个体意识的自觉是其文学自觉的根源。     

曹植之“愁”与意象创变

曹植是魏晋时代的著名文学家。他的特殊人生经历,造成其作品善写愁思。曹植通过意象的创变,对于愁思进行了细致感人的描写,创作了《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等作品。曹植将这种愁思与意象营构巧妙地融合起来,通过比兴手法创构意在言外、高度概括的意象类型。曹植晚期的诗赋还表现了逍遥游放、摆脱愁闷的心态,从而开启了正始文学的先河。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曹操墓认定的礼制性误判

本文着重从汉魏丧葬礼仪制度的视角,研判所谓＂曹操墓＂的墓主身份及其相关问题。主要结论是：1.按照汉魏君主的丧葬礼制,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是谥号加身份,绝不会再加上国号;2.君主谥号书写的规范格式,来源于孔子创立的正统儒家理念,并由孔子亲手在儒家经典《春秋》中树立起权威性样式,目的是凸显天子高于诸侯国君的独一无二至尊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政治功用;3.曹操生前已充分享有天子特权,并在安排自己陵园中公然以天子自居,所以曹操封号＂魏王＂的＂王＂,完全不能理解为普通诸侯王公的＂王＂,而是周朝天子称谓＂周王＂的＂王＂,是与皇帝并称＂帝王＂的＂王＂,也就是天子;4.在其权位继承人曹丕和丧事主要经办大臣司马孚等的一致支持下,曹操丧葬必定会以天子等级办理。其随葬品上谥号书写的格式,应当是＂武王＂,而绝非加国号＂魏＂字的＂魏武王＂;5＂.魏武王＂称谓的出现,非但不是认定墓主为曹操的关键性物证,反倒成为证明墓主绝不可能是曹操的关键性物证;6.仅仅因为随葬品有＂魏武王＂的称谓,就将墓主认定为曹操,是在不了解当时丧葬礼制和政治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根本性误判;7.陵园中两座墓葬的相对位置,也是以上误判的有力佐证。     

王竹村曾为曹頫蒙师考——兼论《陈鹏年传》所载“织造幼子”并非曹頫

王竹村是曹寅的诗友,有研究者曾指出"曹寅希望王竹村能把曹頫教育成才",但未能引起重视,本文考察了与王竹村有关的诗作、跋记及《江都县志》,发现王竹村和王允文是同一人,他确实做过曹頫的蒙师;在这个基础上,本文再进一步推断曹頫"自幼蒙故父曹寅带在江南抚养长大"的起始时间是康熙四十八年春夏之交,宋和《陈鹏年传》所记载的回答康熙皇帝提问的"织造幼子",不是指曹頫,而是指曹颙。     

略论三国后期的两淮水利工程

汉末世乱,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曹操为强兵足食而推行屯田措施,从而刺激了曹魏时期水利工程的建设。曹魏的农田灌溉水利工程为曹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军事漕运水利工程的兴修为曹魏、西晋的伐吴提供了保证。曹魏的两淮水利工程对三国后期政治格局的变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韩国赋学三题

科举试"赋"、创作赋体作品和爱重《文选》,是韩国赋学兴起的首要条件,而韩国大学的中文系、就读中国的留学生等是其中国赋研究复兴的当代学缘背景。《文选》所选楚汉魏晋六朝赋的研究是韩国20世纪中国赋研究复兴的起点,而唐赋研究是其重要的成绩,中国赋与书画研究搭起了赋学与书艺辨伪之学的"桥梁",中韩赋家赋作的比较研究开创了国际赋学的新"亮点"。韩国中国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中国赋论及哲学、史学、儒家诗学等,立论细腻完整、学风严谨不乏创新是其学术风格。     

魏晋文学理论发展述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时,文学意识日趋明确,文学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已取得独立的地位和价值,这时期是文学观念从模糊到比较明确和自觉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转型期。而魏晋时期的文学理论,可以说是实现这个转型的过渡阶段。曹丕的《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新风气;陆机的《文赋》是文学创作理论专著;阮籍的《乐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是音乐理论;挚虞、李充、葛洪等的文学思想也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艺主张。深入研究这个历史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对认识我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意义。     

曹魏政权内两大政治集团的产生与竞争

汝颍集团和谯沛集团的产生绝非偶然,其与曹操用人政策紧密相联。前期他们共同辅佐曹操,开创基业,建立曹魏政权,后期两大派别矛盾加剧,党争愈演愈烈,最后导致魏晋禅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