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

“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的能力贫困,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或自我发展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从培育农民的可行能力入手,提高农民把握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培育农民可行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     

农民组织化: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使农民组织起来。农民组织化是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重要途径,是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效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组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科学内涵

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核心。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体的新型农民要求是市场农民、科技农民、民主农民、文明农民、生态农民。     

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维度:增进农民福祉

“三农”问题在现代化进程关键时期的凸显,引发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化战略、城市化战略的反思和警醒。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观照下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是新的历史阶段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选择。重提“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重在实实在在地增加“新酒”的份量和提高“新酒”的质量。本文试图通过学习领会胡锦涛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讲话精神,以新的视角,从农民幸福感分析入手,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是增进农民福祉,让农民享有中国特色的“等值不同质”的现代生活。     

略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若干依据

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主要依据在于国内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四个方面。     

根本之策在于提高农民素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条件提高农民素质至关重要。对于农业人口占69%的南通市来说,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实在在地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一、我市农民素质状况分析1.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农民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仅“九五     

破解"三农"难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农”问题是当今世界上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历史性难题,对我国来说,解决好“三农”问题既有特殊的难度,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新农村建设中还有诸如农民增收、户籍改革、经费投入、提高农民素质、保障进城农民工合法权益等难点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和处理。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框架下的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提出的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全新战略。这一战略能否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广大农村社会和谐的建设,而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正是“三农”问题的破解。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因此,探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框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浅谈现阶段发展农村信息服务业的对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农业信息化。认为发展农村信息服务业不仅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手段和条件,而且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根据目前我国农村信息服务业发展现状,分析了农民对信息的需求,提出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农村信息服务业的建议和对策。     

发展新型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期中国农村建设的新方向。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壮大新型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途径。一、中国进入新型县域     

新阶段新农民培育问题探讨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这对农民的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建设新农村,必须培育新农民,要培育农民,必须进一步发展农村教育。以此为思路,对新农村、新农民、农村教育的关系进行了阐述,为顺利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循环经济背景下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思考与对策

党的十七大强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努力探寻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这无疑给我们指明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前进的方向。循环经济的探索与发展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具有完全的统一，在循环经济背景下全面推动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便是现今当务之急、历史的选择。     

新农村文化建设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探析

机制创新是新农村文化建设自身有效运行的根本推动力。在对厦门市同安区、翔安区新农村文化建设情况进行调查访谈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新农村文化建设中阻碍机制创新的制约因素,着力探讨了推进机制创新的现实路径选择,以期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的科学发展。     

缩小新农村建设中贫富差距的系统分析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来描述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而如今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将会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的推进,因此本文就新农村建设中影响贫富差距的因素做了系统分析,并通过建立新农村建设中影响贫富差距因素指标体系模型对具体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从而找出关键因素并进行验证,最终给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程及启示

20世纪中国农村经历了几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传统分散的小农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从农户经营到合作社,又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现在面临重大的制度变迁,其突出表现是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它对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在此着重分析了我国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进程。     

贫困地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实行促进农业、农村、农民各项事业发展的“三衣”政策，使农村增加了积累，特别是为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了较好基础。针对农村发展的实际，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其核心内容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全面建设新农村，重点和难点是贫困地区，最艰巨任务是重点县和重点村，关键在贫困村。因此，加大对重点县和重点村的扶持力度，帮助其加快发展，是实现全面建设新农村目标的客观要求，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力推进我市的经济和各项事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的重大举措。各级各部门必须站在全局的、政治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重点县和重点村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紧迫感和使命感，集中智慧和力量，用足用活各项优惠政策、措施，加快重点县和重点村脱贫与发展的步伐，确保小康建设协调发展。     

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思考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就是农业人口逐步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协调农村经济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项重大决策创新。加入WTO后,我省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在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路下,坚持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知识化、农民转移组织化等“五化”联动,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建设新农村起推动作用。     

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演化——基于各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演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具有全国普遍性,即东、中、西部地区都存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同时,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演化经历了四个阶段,呈现“X”走势,即:1978～1985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1986～1991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1992～1998年城乡差距缩减;1999年至今城乡收入差距重新加强。而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制度创新和避免形成新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教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东乡村小学的创办为中心（1928-1937）

20世纪初,乡村小学作为新事物在山东乡村中开始建立。与传统社会不同,这一时期,它的创办者由传统乡绅转变成乡村中的富商、军人、议员等新型阶层。这提示了这一时期乡村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乡村中的“权势转移”。乡村小学的创办过程,并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乡村进行实施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办人对学校带来的地位的渴望、乡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提示了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乡村小学作为一个窗口,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乡村社会的若干动向,还有助于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发现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掉的“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和以往认识不一样的乡村社会。     

论乡村旅游与西部城镇化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却在农村,尤其是西部农村。因此,十六大将“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作为新时期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项目,有助于功能型城镇的构建并能够实现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