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名、字与《渔父》《卜居》的作者、作时、作地问题

明代以来时有学者疑<卜居><渔父>非屈原所作,以为篇首作"屈原既放",不合古人自称不称字之习俗,其中叙事也有同当时历史不合之处.其实<史记>中"屈原者名平","名"乃"字"之误;屈原名原字平,南北朝以前人以至唐代一些人尚如此认识.此两篇也非顷襄王朝放于江南所作,而是怀王时被放汉北时所作.如此,则一些疑窦均可消除.至于有的学者以为此两篇中表现了道家思想,乃未能弄清文意所致,不可信.     

公义的审判：《离骚》与《约伯记》主题再比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前后,日本学者三泽铃尔称＂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的＂屈原否定论＂一出,即在我国楚辞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学者们大多从屈原及其作品的不容否定出发,对其进行了批驳。本文舍却这场争论的是非曲直,从约伯和《离骚》抒情主人公个人生命意识的觉醒角度出发,对两篇巨著的主题进行再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离骚》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所同者为约伯和屈原都怀揣着对人间绝对公义的执着追求;所异者为在这种追求遇阻之时,约伯最终为自己找到了现世的出口,屈原却只能以毁灭肉身来抵达精神的彼岸,希求在另一个精神天国中去实现自己的人间理想。     

屈原《九章》真伪问题探讨

屈原的《九章》是考见屈子行事始终和中心委曲较为重要的篇章,应认真研究。然欲研究,首要的难题便是这九篇作品到底是否全为屈原所作。宋人李壁开始怀疑《惜往日》、《悲回风》不是屈原所作,后直至当代有众多研究者又从许多方面来寻找《九章》有非屈原之作的证据。其中,怀疑者认为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贞臣＂、＂蔽壅＂、＂弗＂等词语的使用,然通过词语溯源、词语统计等方面的考察,就会发现它们同最典型的屈作并无根本区别,甚至可以说有直接的联系。怀疑者另一有力证据是有些作品对伍子胥的称颂,然同情和赞扬伍子胥,既不违背那个时代的认识,也符合屈原的思想感情。种种证据恰恰证明《九章》应全为屈原所作。     

浅谈“两湖三地”共同打造屈原文化的设想

秭归、溆浦、汩罗是屈原三个重要的人生驿站,＂屈原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鄂、湘文化的源头。如何打造＂两湖三地＂屈原文化共同圈来促进三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一是应将三地打造成＂屈原文化＂的研究基地,因为两湖三地近年来所考古出土战国时期的历史文物,很多可称得上是研究屈原和《楚辞》的＂活化石＂。二是开创＂两湖三地＂的屈原文化共同圈,因为＂两湖三地＂是屈原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区,之间既有很多的共性,也由于地理之差,各具文化特性。三是整合三地文化,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屈原文化＂,就是一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打造好＂两湖三地＂屈原文化品牌,利用好这个品牌为开发三地的旅游服务,对打造＂两湖三地＂文化经济圈,促进文化交流、发展旅游事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屈原的生日

关于屈原的生日,一般都以屈原的自述来确定。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孟陬即正月,亦即寅月;庚寅,是屈原的生日,这一天是寅日。屈原生于寅月寅日,这一点,迄无争论,但是,屈原的生年,却有着不同的说法。王逸认为,屈原生于寅年,其根据是他对“摄提”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据此,则屈原生于寅年。而朱熹却在其《楚辞集注》中说:“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而摄提星每年…     

“端午”食粽祭屈原说源流考

“端午”食粽祭屈原说源流考孙永义关键词端午节，粽子，屈原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Ｋ８９．１８端午节吃棕子的习俗，传说是为纪念我国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端午节食粽子的习俗，诚如宋人吴自牧《梦梁录》所云：＂五日重午节，又曰＇浴兰令节＇，其日正是葵...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神女浪漫爱情文学之分析—屈原《九歌》

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一部《离骚》成就了他“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的旷世英名,他对后世的影响,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刨作的楚辞体作品中,《离骚》是可以与日月争光者,此外,“绮靡以伤情”的就是《九歌》。在《九歌》中,屈原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把动人的传说、优美的景色、迷离的意境糅合在一起,深情描绘了楚地神女们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开创了富有楚地文学特色的神女爱情模式。本文对屈原《九歌》的特点以及地位进行了分析。     

扬雄、刘向所见《九章》仅五篇辨证

屈原的《九章》是考见屈子行事始终和心灵轨迹的重要篇章,值得深入研究。现当代学者刘永济等认为,汉朝的扬雄、刘向所见到的屈原创作的《九章》只有前五篇,《思美人》以下四篇皆非屈子之作。然通过对汉朝《楚辞》的传播和版本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扬雄所见版本可能与今本不同;即使与今本相同,即使扬雄只模仿前五篇,也不能证明后四篇就是伪作。而刘向《七叹》中的＂犹未殚于《九章》＂,只要联系上下文来正确理解,就会发现其根本就不是说《九章》有没有写完的问题,而是说在《九章》中也未能殚尽（全部排解掉）＂心纷结＂＂烦错＂和＂志纡郁＂。种种证据都说明汉朝学者根本就没有怀疑《九章》非屈原之作。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从命名礼透析屈原人格的双基建构

在古文化中,名字与人格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联.据此,从命名礼切入,是研究屈原人格构成的新视角.<离骚>篇首,屈原在自述名字的由来时,涉及命名礼这一古文化内容.通过对屈原命名礼的分析,清晰见出屈原名字的综合内涵存有"巫"与"圣"两种文化因子.这两种文化因子预置了屈原的心路历程,预置了他的价值体系与审美取向.也正是这两种文化因子的并存互渗、相摩相荡,使屈原的人格蕴含着宗教精神和理性精神,呈现为多彩的双基建构.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浅论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荆楚民众以屈原为自己主体意识的代言人,并利用多种方式创作、传承多姿多彩的屈原民俗文化.他们以屈原的事迹和精神创作并流传着许多活生生的屈原传说.在节令中创造并传播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使屈原走向民众的神坛,形成了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屈原作品中的修名焦虑

本文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屈原的情感因素。认为屈原情感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恐修名之不立"的焦虑,即修名焦虑。产生这种修名焦虑的原因有三:一,屈原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二,屈原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三,现实环境的激烈变化,导致屈原产生焦虑情绪。本文认为屈原的自杀,是由其焦虑情绪引发的抑郁症所致。     

游国恩的屈原研究及学术史意义

游国恩是我国著名的楚辞专家,现代楚辞学的奠基人。1946年、1953年、1963年、1980年他出版过四个版本的《屈原》。通过比较四个版本的差异,分析游国恩对屈原形象、屈原思想以及对其作品认识的差异,勾勒出他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并对四种不同版本背后的社会文化原因及游国恩个人的学术背景进行探讨。     

《元曲选》用韵考

《元曲选》用韵经系联得19部,除了个别通押和出韵情况,与《中原音韵》高度相符。与元刊本及脉望馆本元杂剧相比,《元曲选》的用韵与《中原音韵》更为吻合。臧懋循对《元曲选》的删改反倒使其音系与《中原音韵》更为一致,因此,《元曲选》的用韵可以代表元代的语音,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语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臧氏的删改虽没有改变其音系,但也湮没了一些语言现象,如通押等。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

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楚辞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具有宏阔的视野与充满实在内容的历史分析.郭沫若对于屈原否定论的批驳,对于王国维南北学派差异的新的阐述,对于屈原思想的分析与心理的描述,都具有总结性.而对于屈原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他的文学成就的意义,又都作了超越前人的深化的论述.虽然从“五四”文学革命的角度来体认屈原,有一定的主观化、简单化的缺点,有一些论述根据也不足,同时屈原的形象又再一次被一种新的意识与现实需要所重新塑造,但较之以前的楚辞学研究,仍然让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     

元散曲中"扬陶抑屈"的价值重估

元散曲中,涉及陶渊明和屈原的作品很多,但与前代相比,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二人的评价则大不相同。对陶渊明无一例外地褒奖有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明智、高洁、旷达、淡泊的智者和隐士,一位率性、潇洒、豁达、闲适的饮者和诗人;而对屈原,在承认他文才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于他的思想和行为所投以的质疑、否定,甚至是讥讽的态度,从而形成“扬陶抑屈”的特殊倾向。这一价值重估不仅与元代文人地位低下的社会环境和科举制度废除的政治制度有关,而且与元代士子的处世之道有关。他们把积极入世的屈原视为“仕”一极的代表,把退隐山林的陶渊明视为“隐”一极的典范,在仕与隐的价值取向中更显示了他们抛开“兼济天下”而走“独善其身”的人生选择。     

浅析李白对屈原诗歌艺术特点的继承和发展

屈原和李白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上的两座丰碑。谈及李诗就不得不涉及屈赋。这是因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歌是在继承屈原诗歌艺术特点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屈赋和李诗,可谓"蓝哺于青,而青胜于蓝。"探讨我国浪漫主义诗史,舍屈原和李白就无从说起。以下几点浅析李白对屈原诗歌艺术特点的继承和发展。     

试论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对后世文人影响甚大,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就是深受其影响的一位。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极力追慕屈原。当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因而不论其审美心理,还是其审美表现,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着差异。文章从柳宗元对屈原的理解与敬仰、自我形象与抒情方式等方面来探讨柳宗元对屈原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