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平衡是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基础 

正在成长中的市民社会萌发的权利意识能够有效地根除权力腐败现象，恢复权力与权 利之间的互动平衡，从而为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提供一个实践平台。     

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自由主义解读

自由主义面对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共生中的权界冲突性于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主张并付诸于实践:传统自由主义显示了权利的傲慢与权力的卑微;现代新自由主义进行权力提升式纠偏,却陷入了国家干预主义的权力扩张困境;当代自由主义权利复归下的分歧犹在,但面对现实的折中已是必须。不断地自我否定是自由主义寻求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实践合理性的具体呈现,权利域中的权力制约是自由主义构建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基点所在。实现权利与权力关系具体性与历史性的有机统一,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再论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

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是人、社会和国家权力与权利的延伸和表现形态,有着塑造人、社会、国家的功能。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文化权利的规定,建构了文化产业权力和权利的基本关系,构成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产业权利最核心的正义关系。重建文化产业发展的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权力和权利关系,在建立和树立实现市场经济正义的同时实现文化产业正义,从而使得"文化产业正义"成为"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正义体现,用公平、均等的文化产业权力与权利观,建构中国新文化产业正义观和新的国家文化安全观。     

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

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利是公民社会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了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以利益为联系纽带的对立统一关系。权力具有社会性、非对称性、强制性、与职责相对应性;权利体现自主性、公认性、与义务相对应性。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努力维护权利、切实保障权利、充分享有权利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代中国要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实现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根本转变。     

经济法视域下: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均衡——以Uber等互联网打车平台为展开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主要涉及政府干预和市场自由这对矛盾主体。政府的权力越大，干预市场的作用力越强，参与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的权利越没有保障；反之，过度自由竞争同样也无法保障市场主体的权利。但是“权力与权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政府权力与早期市场主体已形成利益垄断结合体的情况下，市场的新参与者便可能受到来自政府干预和原市场竞争主体的共同打压。本文结合Uber等互联网打车平台对中国传统出租车市场带来的震荡，以权力—权利的互动博弈为研究路径，通过分析解构“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质”“经济法社会本位的特质”等方面的权力、权利及其互动态势，阐释和论证经济法视域下权力与权利的博弈均衡。     

权利与权力的分野与暗合——对个人与国家权利关系的一种解析

从现实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是分野的,因为它们在理论上是两个独立的法学范畴,在实践中又是两个不同的权利运作模式.从价值层面讲,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又是暗合的,因为国家权力在本源上来源于个人权利,并在终极意义上应当服务于个人权利,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有机统一是现代民主与法治的本质要求.     

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与平衡

权力与权利的矛盾是公法领域中最基本的矛盾。权力与权利的对立性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必要性,而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性又为两者的平衡提供了可能性。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国家专门机关的公检法所拥有的权力与作为当事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权利经常处于失衡的状态。因此,作为“人权保障宪章”的刑事诉讼法,理应对权力与权利进行平衡,以适应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护的需要。     

论权力社会化

在权力起源、权力归属、控权、用权、夺权等与宪政有关的权力理论之中 ,应当加入权力社会化理论 ,其目的在于将过大的权力还原为权利 ,以保持权利与权力之间适当的份额比例。在权利份额不足之时 ,权力社会化是增进权利最为直接的方法 ,也是权利主体主动回应和契合国家并进而形成权利与权力良性互动关系的必要条件。权力社会化也是消解过大国家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方法 ,它有益于国家权力的控制和运用。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权力社会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是还需消除对权力社会化的误解并注意选择适当的社会化方式。     

两权博弈与国家义务论

权利与权力的平衡状态是宪政秩序运作之基本保证,通过法律规范和约束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是控制权力之基本途径,那么设计以国家保障人权为重心之法律规范并构建完善之国家义务体系,则定当能消解权利与权力博弈之困境,所以,国家义务具有制衡功能。     

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均衡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社会,它的主体不仅包括个人与国家,还包括许多社会组织横亘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在利益的驱动下,市民社会、公民个人与国家机关之间展开博弈,实质上是权利与权力的博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过程,实际上是二者不断寻求最佳配置的过程,即博弈均衡过程.     

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与对腐败的治理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面临着艰巨的反腐败任务。治理和反对腐败，从归根结根的意义上说，是通过控制掌权者对权力的行使达到权力公共运行的目的。控制和制约权力不是依靠人治而是要找到控制权力非公共运行的机制和模式，这就是依法治国、政治权力运行的法治化。     

新闻法治的基本理念与法治新闻的客观报道

新闻法治是依法治国的一部分。新闻法治的基本理念包括：知情权、维护＂人格权＂、更正与答辩权、保密权等。媒体报道司法的权利源于公民对司法信息的知情与表达权;媒体报道司法的法律限制目前主要是要协调媒体报道司法的自由与人格权,即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的冲突;重提新闻专业精神是协调该冲突的必要途径。     

"德法合治"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

“以德治国”的提出 ,并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定 ,而是与“依法治国”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共同构成了“德法合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治国方略。它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要求 ,是对马克思主义治国思想的又一发展     

论以德治军与依法治军的互补关系

本文主要阐释了以德治军与依法治军互补性关系得以成立的前提 ,以德治军与依法治军的互补作用 ,以德治军与依法治军互补作用的结合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及德法兼行、共治我军的初步构想。     

执政文化与执政能力

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系统和执政过程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是执政思想和制度的凝聚。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掌控国家政权和运用国家机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执政文化和执政能力紧密相联,是执政主体的内在素质和外在水平的两个方面。提升执政文化素质,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应有内容和必然要求。目前,一些执政者综合性执政文化素质不高、导致执政能力不强的问题比较严重,必须加强执政文化建设,提高干部的执政思想文化和执政法制文化素养,增强执政能力。     

和谐发展--"制度伦理"与市场法治

在事实判断上 ,作为市场法治支持性伦理道德的“制度伦理”与市场法治是和谐发展的 ;从价值判断看 ,市场法治与“制度伦理”应该和谐建构。和谐发展———市场法治对“制度伦理”的需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教授曾说过 ,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 ,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制度 ,除了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之外 ,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 ① 。诺思教授这一观点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这里 ,我们要指出的是 ,不仅停留于对制度的简单强调是不够的 ,就是仅仅停留于对道德和制度平…     

依法治国的主要标志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制度,有其形成的标志1.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健全的民主制度和监督制度;3.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公正的司法制度;4.高素质的执法队伍;5.全民法制意识的提高.     

一个教会大学校长的生存状态——陈裕光治理金陵大学评述

教会大学在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本文以“中国教会大学中最好的两所大学”之一的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为中心,揭示陈裕光校长在教会、师生、社会、政府等诸种因素作用下的生活状态,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人类学范本,使我们对陈裕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论"德法并举"的治国方略

“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提出是我党在治国方略上的完善和创新。文章分析了这一治国方略确立的深刻根源，阐述了其对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和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具有的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文章最后还提出了对实现“德法并举”治国方略的几点思考。     

试论荀子的法治思想及与西方实证主义的某种契合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所处的时代是战国末期,所以,在他的思想中,融合了诸子各家之长。尤其是在批判诸子以及儒家学术之中,通过辟枉以解说天人关系,解蔽以揭示真理观,批儒以隆礼重法。荀子的这些思想对后世儒学影响深远。其天人观,真理观以及隆礼观甚至达成了与西方现代实证主义法学的某种契合,则更可谓先秦时期最具法治光芒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