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校的教化功能

教化政策是汉代首创的政治举措,而教化之本在兴办学校,汉代大力发展学校教育,灌输儒家政治文化,培养儒化的官吏,增强了官吏推广教化的能力。儒化官吏亲自兴办学校,推行社会教育,宣传先进文化,使儒家的忠孝仁义道德深入人心,提高了汉代教化政策的实效,促进了社会良好风尚的形成。     

汉代社会教化模式探析

社会教化是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社会政治统治的重要方式。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社会教化,通过发布诏令、行为示范、兴学定制、设置三老以及发展私学等措施来推行之。这些措施保证了汉代社会教化的顺利实施,而且形成了为后代社会所继承的模式,从而对我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新论

汉代公羊学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有三个方面政治统一、王道仁政、思想文化统一.大一统的基础是实现天下的政治统一,政治统一的内涵是王道仁政,政治统一是大一统的外显层次,王道仁政是大一统的内隐层次.王道仁政的内涵是解决民生问题,推行文德教化.文德教化的实质是统一思想文化,并以此整合"华"、"夷",实现大一统理想的最高境界.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     

出土汉代儒学题材画像和铭文的整理与早期民间诠经的范式及价值研究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及其上面所刻文字的合称。在汉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汉画成为儒家教化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教科书,汉画通过圣贤人格宣扬、礼乐传习、孝道思想灌输等方式来对社会进行教化,构建了一个不同于现行哲学化、学问化诠释方式的、既内在又超越的系统,于人伦日用中演绎儒学教化的深厚义蕴,特别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传播及其功能的实现。汉画弘扬儒家教化思想的经验启示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从西方窠臼中解放出来,从生活、情感、体道群体的角度来确证和反观儒家教化思想的本质,将有利于儒家教化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有利于儒学学科当代形态的重建。     

教化与信仰 ——汉代忠孝信仰与画像石图像表达

忠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精神信仰。孝,本为一种家庭伦理,在秦汉以后大一统皇权体制之下被拓展为君臣上下之忠。忠孝一方面是作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国家用政治、法律、教育、教化等手段在全社会推广忠孝伦理准则,忠孝伦理成为"家国同构"或家国一体化的内在支柱,在国家层面与社会(主要以家族和宗族为表现形态)层面得到有效的推行。忠孝在国家教化层面之外还有一个发展的空间,即在民间信仰空间中忠孝是一种当世的善行,是作为人死后升仙的必备条件存在的。在汉代流行的神仙信仰系统里,忠孝是现实道德考评与死后升仙品格的重要标准。在国家意识与民间信仰的共同影响下,汉代的忠孝画像石,既体现着国家的教化职能,又鲜活地描绘出墓主一生尽行忠孝之善而升仙的生命信仰。     

诗化的法制——《诗经》与汉代法制的关系研究

《诗经》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对汉代的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经》之所以对汉代法制产生重要影响，与先秦儒家对《诗经》的政治教化功能的高扬、《诗经》在汉代的广泛流传以及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制儒家化的开始阶段，《诗经》在汉代法制儒家化的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代统治者在立法、司法活动中，均引用...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传播途径

中国古代伦理道德思想是多元的。统治阶级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把道德教化看成是为政治国的基本手段,并最终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系统。道德教化系统呈现出双系统特色,即显性道德教化推行系统和潜性道德教化推行系统。传统伦理道德的这种传播方式使道德思想大行于整个封建社会,成为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指南,也为我们现代德育思想的传播提供借鉴之处。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汉代的孝治及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汉代统治者在社会秩序建构中以孝治作为德化的治道,希望把儒家孝道通过政治运作机制推行到社会共同体中,成为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建立一种基于善良情感之上的秩序运作模式,在人类情感共通性的心理基础之上,以阴阳五行学说论证孝治的必然性,再以伦理感召为孝治提供了现实通道,最后通过礼乐教化与法制建构构成其制度化生活方式.汉代以孝治天下的治道之思,展示了其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     

教化的缘起及其意蕴

教化是与道德教育、教养紧密相关的概念,突出的是政治和道德方面的教育和感化。中国自西周起就有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但那时的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朴素的教育。春秋战国时期作为一种思想和理论荀子提出了教化的概念,到了西汉时期教化付诸社会政治生活实践,获得了教化的完整含义。教化是一个政治概念,是出于政治目的提出使用的概念;是德治概念,是德治的同意语,治理国家要靠或者主要靠道德教育和统治者的以身作则来实现;是社会化概念,教化是社会化的手段,是面向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是社会系统进行的教育。     

辜鸿铭论儒家道德文明

在近代西方文明话语霸权的背景下,辜鸿铭以道德与文明的关系为逻辑起点,提出文明的本质为“道德标准”的观点。在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辜鸿铭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缺乏一个高尚的道德根基,在19世纪商业主义的侵蚀下,西方自由主义文明已蜕化成一种“物质实利主义文明”;而儒家文明以“道德责任感”为道德根基,将道义置于利益之上,是一个有着合理道德根基的成熟的文明。辜鸿铭对儒家文明道德本质及其现代价值的阐发,对我们今天反思儒家道德文明的价值深具启发意义,但其文明观体现出道德本位主义倾向,是一种重德轻力、重义轻利、重精神轻物质的有失偏颇的文明观。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试论桑主题的文化流变

桑是中国古代农耕文化的象征．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考察．先秦两汉时期的桑主题经过《诗经》和《陌上桑》的两次转折．实现了由宗教神话向人事理性以至于政治道德的转换．成为先秦杂文化走向两汉大一统文化的一个标志，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具有原型意义的文学母题。     

从吉语格言印论汉代祈福与修身的思想

汉印中的吉语格言印如同先秦时期的吉语格言古玺一样,并不具备信物的功能,其内容往往都是一些以祈福为目的的吉祥语词或修身的箴言。对所能见到的汉代吉语格言印内容进行比较整理和分类,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其所反映出的汉代人们祈福与修身的思想进行分析和探讨。     

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的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探析

大学生是社会中遵守社会公德的模范,但是少部分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不遵守社会公德的现象,在此指出了目前大学生社会公德状况在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发挥师德的示范作用、加强对大学生社会公德的认知、引导大学生将社会公德意识外化为行动,以此加强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     

隐士对汉代社会的教化作用及当代价值

两汉政府重视教化,隐士在其中扮演了独特角色。一方面政府有意识利用隐士来宣扬教化;另一方面隐士自觉或不自觉参与其中,方式包括因教化俗、道德感化等。隐士们大多幽居民间,他们或以身作则,或以善化恶、因德化民,对乡里民风的纯化起了积极作用。乡里民风的纯化,有利于基层组织的稳定,进而有利于整个国家的治理。两汉隐士的社会教化功能及隐士精神,对我国当下的道德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论东汉末年传统才性观的危机

才性问题作为汉末探寻理想人物素质标准的公众话题,历史渊源久远。它在汉武帝时期因董仲舒人性论对政治人物的设想而深化,并因汉末士大夫、太学生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社会冲突体现了传统才性观的危机而诱生对传统才性观与现实矛盾的理论思考,使政治问题上升为思想界中的哲学问题。才性问题在作为政治问题的表象背后,蕴含了思想文化的深层意义。     

教师应率先实践《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浅谈新世纪教师职业道德的塑造

在构建以公民道德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过程中,教师的职业道德行为更具社会性和示范性。本文从深刻认识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入手,阐明新世纪教师职业道德的特殊性。并就如何适应体制转变,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进而努力塑造教师的职业道德作一初步探讨。     

论文明的本质、尺度及其历史形态演进的逻辑

文明是文化中积极性的成分，是人类与自身和自然界交往方式的科学化和道德化的体现。人种尺度和物种尺度构成科学、道德与文明的终极尺度，它们在人类生活形式中实现的程度差异决定了人类文明必将经历原始社会的自在的物种文明形态到传统社会的人种文明形态并最终发展到未来的自觉的物种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