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

基于2012—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效应和机制。研究认为，新《环保法》在实施初期并未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引致作用，对年龄较小企业、中西部企业、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主要原因在于，新《环保法》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并未显著抑制企业TFP和企业绩效，由此验证了“弱波特假说”。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绿色信贷政策的推行引导企业向绿色生产方向转变。对于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绿色信贷政策通过融资惩罚效应对企业环境绩效产生约束作用,同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环境信息披露效应以及地区环境规制效应激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绩效,整体而言,绿色信贷政策对于企业经济效益的负向影响小于其对企业环境效益的正向激励,证明绿色信贷政策显著提高企业环境绩效。此外,研究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异质性,其对于国有企业及中小型企业激励作用较大,且对于不同地区的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不尽相同。     

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在短期,规制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使经济承担更多的"遵循成本",但长期看,会通过"创新补偿""结构效应"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首先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然后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和一个链式中介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效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环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三种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其他两种中介效应不显著.     

新环境保护法与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构建

新环保法以环境保护基本法的形式将生态补偿制度明确下来,并强化政府监督管理责任、环保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以及环境监测制度。但中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构建仍然存在专门立法缺失和法治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任重而道远。健全生态补偿制度需要以制定科学的补偿范围与补偿标准、保障多元的补偿资金渠道、坚持严格的管理监测制度以及完成明晰的权责分配为重点,以保护生态完整性为原则,杜绝"一刀切"的做法,强调法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大力推进环境和生态建设的市场化运作方式,明确管理监督责任,实施环境监测制度,保证政府、企业等受益者在进行生态补偿时协同联动,各尽其责,力争实现受偿者的贡献与所得相当并可持续供给生态产品与服务。     

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分位数模型

通过对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进一步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近几年是否成立.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短期内具有负面影响,但由于创新效率的存在,当环境规制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会由抑制效应转变为促进效应,即适当的环境规制会降低我国的产品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是存在"波特假说"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要积极推动贸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支持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等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我国绿色发展与出口贸易的共赢.     

基于生态补偿效应的我国环境税改革方向

在分析环境税的生态补偿效应基础上,梳理我国的环境税费制度实践情况。结果发现,目前我国的环境税制体系不完善,融入式环境税制影响了税收中性原则,缺少独立的环境税种,导致生态补偿导向缺失,"双重红利"效应难以实现;征管体系不健全,弱化了生态补偿效果。鉴于此,我国应明确环境税改革方向,立足国情、循序渐进地建立具备"生态补偿"理念的环境税制模式,完善环境税收征管体系,提高环境税效应,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环境规制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75个地级市2004-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的实施为准自然试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环境-经济双重红利效应的理论依据及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能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该效应会随着地区经济水平提高而呈现边际递增的规律。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化会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倒逼企业创新、促进公众消费及人才流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

解析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政策差异,并考察随企业、产业及经济环境三层面因素的变化而引起的倒逼效应空间异质性和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从全国范围考察规制效果存在明显的政策差异,命令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相对最强,市场型规制的效果次之,公众参与型规制的促进效应初步显现但相对最弱。环境规制的创新倒逼效应随着地区内企业环境责任水平、产业集中度及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变化而发生结构性改变,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及单一门槛特征。要确保工业企业绿色发展,除了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政策外,还应从企业环境责任、产业集中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制度环境等多角度立体式促成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倒逼效应的发挥。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31个省市区1997-2018年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呈现"U"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性,农业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我国非粮食主产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高于全国水平;粮食主产区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但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为负,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实施差异化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等政策措施.     

构建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新体制机制——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评析

新《环保法》具有注重明确法律定位、创新环保理念、完善保护制度、强化法律责任、回应社会关切等强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特点,在绿色发展模式、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行政监管部门的法律责任等重要领域实现新突破。作为上位法的新《环保法》修订对下位法的制定和完善形成有力促进,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对超标排放污染物企业实施行政处罚的权力,明确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有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事项,将会进一步引领和推进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但新《环保法》仍需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扩大环保责任范围、优化制定环境质量标准的方法、健全全民共同责任的制度、规范媒体与公众参与监督环保的权利行使、重视和加大雾霾的预防和治理力度等法律措施。     

环境规制对省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的分析

通过环境规制实现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前提,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与长期效应往往是相反的。本文将生产过程的"副产品"——污染引入到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会降低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和短期内减缓经济增长。省级面板数据联立方程组模型揭示环境规制与省级经济增长正相关,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企业技术进步(环境规制的长期效应),这不仅弥补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消极影响(短期内环境规制抑制社会固定资本积累),而且在长期能够促进经济更快发展。     

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空间关联和影响因素研究

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与先导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在日益成为流通产业增长的重要源泉.运用超效率SBM-DEA方法和Malmquist指数测度了2004—2015年我国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域和局域上均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本省份流通产业TFP具有促进作用,但二者均会对邻域省份的流通业TFP增长产生抑制效应;研发强度的加大和连锁化程度的提升对流通产业TFP增长的提升作用非常显著,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而产业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很小,未能显著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因而,加大产业科技创新投入、发挥规模经营优势、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城镇化质量是促进流通产业TFP增长的关键.     

我国电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规制改革效应评价

随着自然垄断行业的规制改革不断推进,对规制改革效果的评价日显重要,其对行业效率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方面。采用Trnqvist指数测算了我国电力行业在1993~2008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发现在考察期间内我国电力行业的TFP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02年的规制改革实施后TFP的上升更为明显。随后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出第二产业的发展、技术进步和电力行业规制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均有明显的推动效果,由此判断,我国电力行业2002年的这次规制改革产生了良好的生产率提升效应,也为今后电力行业的规制改革指明了基本的方向。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以我国2003-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资料,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DDF)的全局曼奎斯特-卢恩伯格(GML)生产率指数法评价环境规制的技术创新效应;构建回归模型,采用两步系统 GMM 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结果表明：整体环境 TFP 指数有了提升且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但是存在地区差异;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呈现“∽”或者倒“N”型的非线性关系,大部分省区处于曲线的上升阶段;环境规制还通过产业集中度、企业环境管理战略、公众参与和 FDI 间接激励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     

新环境标准政策能否倒逼企业管理创新

新环境标准政策旨在公布环境空气质量,加大了环保考核与追责力度,这为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机会。基于2009—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企业管理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能显著促进企业管理创新而非技术创新,且此结论在更换样本、更换指标、PSM-DID以及排除其他竞争性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规模较小、成立年限短、非国有、污染密集型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管理创新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主要是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和信息机制影响企业管理创新的。研究结论对助推我国企业(管理)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未来政府可尝试因企施策,构建规制手段与经济手段协同的环境政策体系,企业可通过优化内部股权结构、完善管理层激励机制和优化环境信息披露机制来提振利益攸关方信心,促成企业管理创新。     

环境规制、资源重置与工业行业转型升级

环境规制能否成为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要抓手,成为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研究内容.将资源重置纳入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升级框架内,探讨环境规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是否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作用.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激发行业内与跨行业的资源重置,对产业群体发挥了"强制性精洗"的作用,从而显著促进我国工业行业转型升级;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行业异质性,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对于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环境规制资源重置效应具有重要影响,在环境规制约束下,高污染、中低技术行业要素投入变化、行业组成结构变动的幅度较大.结合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与污染程度建立恰当的环境规制强度,激发要素流动以及企业退出、转产行为,从而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空间效应——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准确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是科学制定有效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正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俱乐部”效应,大部分地级市表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直接、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不仅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而且还能产生更大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基于此,提出相应可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绿色低碳发展、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的实证分析

研究立足于新常态下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经济—环境—社会”统筹协调的绿色低碳发展评价体系，聚焦于企业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的发展影响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不同规制工具、不同地理区域的差异化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具有显著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不同地理区域表现异质性中介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下，绿色创新在东部地区产生显著负向传导效应，而在西部地区发挥微弱正向驱动效应；市场激励型规制下，东部地区绿色创新的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极高，而西部地区未显现创新驱动效应；公众参与型规制的正向中介效应同样呈现“东部显著，西部不显著”分布特点且占比较低。不同创新水平表现异质性门槛效应。命令控制型规制呈现倒“U”型影响曲线，市场激励型规制呈现“U”型影响曲线，而公众参与型规制仅在高创新水平地区发挥激励效应。据此提出具有区域差异化特征的环境政策建议，加快提升区域绿色低碳发展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