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在短期,规制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使经济承担更多的"遵循成本",但长期看,会通过"创新补偿""结构效应"等将促进经济增长.论文首先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然后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和一个链式中介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国层面,环境规制分别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条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从区域层面,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效的路径则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环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环境规制通过三种中介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促进经济增长,其他两种中介效应不显著.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影响 ——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如何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资源环境恶化脱钩,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基于2007—2016年中国30个省市区的平衡面板数据,构建基准回归和PVAR(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主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基准回归的静态结果中,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根据PVAR模型的结果,环境规制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动态效果,短期内环境规制有利于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长期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成本效应"和"补偿效应"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因此政府对于环境规制政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该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等标准进行差异化、个性化制定,实现各地区的环境规制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发展.     

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研究

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终于达到占GDP4％比重目标,这与国家多年来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密切相关,也表明了国家对教育投入的重视.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方法实证分析财政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经济增长是引起财政教育支出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固定资本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对财政教育支出存在长期正向响应,而对固定资本的扰动是短期的响应;财政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贡献率持续增大.固定资本投资存在着短期的较好贡献,但长期影响小于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     

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

我国31个省市区1997-2018年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全国而言,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呈现"U"型,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协同性,农业科技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正;我国非粮食主产区环境规制政策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高于全国水平;粮食主产区的环境规制和农业科技创新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效应为正,但农业科技创新的间接影响效应为负,环境规制与农业科技创新协同溢出效应显著为正.基于此,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强化环境规制力度、实施差异化发展、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等政策措施.     

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基于省级面板分位数模型

通过对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进一步验证"波特假说"在中国近几年是否成立.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出口贸易短期内具有负面影响,但由于创新效率的存在,当环境规制提高到一定程度时会由抑制效应转变为促进效应,即适当的环境规制会降低我国的产品生产成本,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出口竞争力,促进出口贸易.实证结果验证了中国是存在"波特假说"的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要积极推动贸易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避免成为"污染避难所",支持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发展等对策建议,旨在推动我国绿色发展与出口贸易的共赢.     

城市化需求潜力与效应实证分析

从定量角度,采用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城市化与居民消费、投资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城市化的需求潜力与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化与投资、消费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城市化是消费、投资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城市化短期内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波动性影响且作用较小,但长期却能够通过需求累积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分类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空间溢出分析*

“创新补偿论”与“遵循成本论”悖论下,提出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具有差异化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函数测度2000—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绿色经济效率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估计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在地理与经济两种权重矩阵下差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存在差异,由高到低依次为行政型、市场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基于地理或经济的间接效应远高于其直接影响;区别于其他两类环境规制地理与经济联系省份间均为正向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地区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对经济迥异地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互动关系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了PVAR模型,借助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分析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三者的互动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科技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贡献率不断加强;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短期抑制作用与长期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规制的作用正负交替,在长期内正向促进作用趋于稳定,对科技创新具有短期抑制作用与长期促进作用,且产业结构升级对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贡献率均偏低.据此,提出了发挥环境规制正向效应、激发科技创新动力、强化产业升级质量的对策.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但通过中国新《环保法》的实施这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明显促进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TFP的提高.这种促进效用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新《环保法》的实施没有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补偿合规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引致效应的理论框架,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在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双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区域生态效率——基于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为考察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特征,通过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的面板数据为依据,基于地理权重矩阵和经济权重矩阵,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生态效率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环境规制的总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39 4和0.045 5,间接效应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 7和0.028 7,且系数检验显著,对提升区域生态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但直接效应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近地缘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环境规制彼此有着深刻的相互影响,忽略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作用,有可能会得出有偏的结论。第三产业比率、国有比率、外资比率和研发强度提高对提升生态效率均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资本劳动比率、贸易开放度比率提高则不利于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的经验

在加快对外开放步伐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背景下,探究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不仅为理解FDI如何影响环境提供新的视角,而且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在Copeland与Taylor模型框架下,将雾霾污染分解为结构效应、技术效应、规模效应及规制效应,进而揭示FDI影响雾霾污染的内在机理,在区分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联立方程模型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FDI、环境规制与雾霾污染的关系进行检验,并进一步运用门槛回归模型考察FDI引致的雾霾污染的阶段性特征。研究表明:（1）FDI对雾霾污染有双重效应:其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加剧雾霾污染,而通过技术效应改善雾霾污染。（2）环境规制在改善本地FDI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同时,倒逼污染型FDI转移到邻地,阻碍了这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技术进步,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3）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前者对后者的作用受环境规制的影响;随着正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FDI对雾霾污染产生先加剧、后抑制、再加剧的影响;当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跨越一定的门槛,FDI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污染避难所"效应向"污染光环"效应转换。（4）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有显著差异,非正式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改善雾霾污染的更关键的因素。因此,在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分类环境规制、污染联防联控等方面的协同努力下,能充分发挥FDI的环境福利效应。     

人力资源开发、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人力资源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和就业人数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不同 :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大于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从显著性上来看 ,财政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弱于就业人数和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有一个滞后效应     

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在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的双重压力下,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基于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从结构转换这一新的视角解构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通道,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刻画环境规制竞争,探索对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效率改进和技术进步是提升发展质量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高质量发展间存在“U形”动态规律,中国平均环境规制强度已经处在“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但低规制强度组尚处在“U形”曲线的下降阶段。（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中介通道间接促进发展质量提升,且产业结构中介效应大于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有助于激励产业结构合理化对要素重置效率的促进效应,增强产业结构高级化对要素升级的促进效应,进而助益经济高质量发展。（3）考虑空间相关性后,全局层面环境规制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局部区域环境规制竞争产生了异质性的空间影响,东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执行上缺乏协同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空间溢出,而中西部环境规制竞争具有正向空间溢出。从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角度,提出优化产业结构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对策,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人力资源开发、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

人力资源投资、固定资本投资和就业人数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程度不同：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干就业人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大于固定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从显著性上来看，财政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弱于就业人数和固定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一个滞后效应。     

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用泰尔指数度量了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面板协整模型,并进一步估计和分析了误差校正模型,考察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效应。分析发现:甘肃省的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阻碍作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短期的影响。     

经济增长、制度环境与大气污染——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增长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考察了制度环境对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与地区大气污染呈倒“U”形关系;公众参与治理和环境规制负向调节经济增长与大气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丰富了大气污染排放、环境治理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为转型经济时期改变政府激励方向和激励方式,为地区环境治理、政府环境绩效审计及其问责等方面指定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基于MS-VECM的研究

一国的股市能够灵敏地反映该国经济发展的周期变化和运行状态。为了考察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波动模式和长期均衡关系,基于1992年以来上证指数和中国实际GDP的季度数据,使用Markov区制转换向量误差修正模型(MS-VECM),可对不同状态和区制条件下股价波动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度量和检验。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周期中存在显著的三区制性质,经济周期波动存在非对称性。这既体现为周期阶段的转换概率不同,也体现为周期阶段的持续期不同;短期内不同区制的股价与经济增长关系呈现出不同特征,但存在长期稳定的内在制约与调整的均衡关系。     

基于SVAR模型的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交互冲击效应分析

以1978-2013年上海市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从短期约束和长期约束两个角度分别选用S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了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区域金融发展的正向冲击对其自身产生"L型"正响应,而对区域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产生正响应、在长期内影响甚微;同理,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将会给自身带来恒定的正响应,而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则是短期内的正响应。结构性方差分解表明,无论是区域金融发展还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变动更多地来自于其自身,其次则是来源于对方。     

环境规制工具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环境分权体制,使用2001—201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考察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基于不同环境分权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分权下,命令控制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的经济促进效应由负转正,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则由正转负;（2）三类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只有环境分权越过特定临界值时才能引致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3）在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上,有15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而在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规制工具上,有8个省份处于合理水平。因此,为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政府应合理优化规制工具组合和深化改革环境分权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