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英与小说目录学

阿英先生是近代研究中国小说的著名学者之一,尤致力于晚清小说的研究.他在小说目录学方面学术成绩斐然,突出体现为<晚清小说目>、<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经典性学术著作的问世.阿英先生对晚清小说书目的编定,使中国小说专科目录体系趋于完善,但他的研究工作亦存有一定的局限性.     

阿英与《李闯王》——阿英在盐阜根据地革命文艺活动掇评

阿英同志逝世已近十一年,一想起他的音容笑貌,心情就难以平静。阿英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文史学家、戏剧家,生平著述非常丰富。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我难以详细评述,只能就我耳闻目睹的有关他与盐阜革命文艺的事迹作一片段述详。阿英于一九四一年来新四军一师一旅,被叶飞副师长挽留下来,为旅文工团作艺术指导。在陈毅军长再三催促下,他于一九四二年七月抵达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盐阜解放区新四军军部所在地阜宁停翅港。阿英一踏上这块刚被开垦的革命处女地,就以极大的革命热情,为新四军和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建设,投入紧张的战斗。他主编了《江淮文化》、《新知识》等刊物;参加了陈毅军长亲自领导的抗日文艺团体“湖海艺文社”;创建了文人集会结     

此生欲问光明殿,知隔朱扉几万重——谈苏雪林早期散文之局限性

现代文学评论家阿英60余年前曾以百余字篇幅指出苏雪林早期散文创作之不足。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苏雪林评论的升温,这些文字似已被人淡忘。本文作者在此从题材选择、作品思想深度、审美意识三方面对苏雪林早期散文之局限性作了较为详尽的评述,以求读者能够对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有一个更为客观、深入的认知。     

方法、眼光及文学史建构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     

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

文学史观研究是一项既强调理论性又离不开文学史写作实践的综合性工程,它要求探讨者从现象着手时必须进行逻辑的提升,从哲学的高度总结出富有规律性的见解。本期本专栏的两篇笔谈便是从实际出发而又以发现规律建构文学史观为目的的综合性讨论。何锡章提出了文学史分期与价值立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古代”、“现代”、“当代”这种文学史的分期方法实际上是一种误区,它不但人为地割裂了时间的连续性,而且弱化了文学评价的美学尺度和内在艺术自律,使文学外在他律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反思多年以来文学史研究的道路,他呼吁文学史研究应该回到人的价值,也就是要以现代中国人的价值目标作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立场。这是文学史研究价值立场的真正合理选择,是保持文学史研究意义的本原所在。李继凯的文章进一步强调了方法与眼光对文学史观建构的决定性意义,他总结出了三种具有启发性的“眼光”要求,即与综合性或宏观研究方法相适配的全局性眼光,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方法相适配的比较性眼光,与发展观或未来学方法相适配的前瞻性眼光,认为只有实施这样学术层面的“三种眼光”,才能有助于建构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学史。     

外国文学史教材的撰写与学术承担

如同高校其他教材一样,外国文学史教材也是量多质次,其内在的原因在于撰写者的理论误区。撰写者应该承担起文学史教材的历史义务和学术责任,应该具有明确的学术意识,自觉建构文学史理论体系,追求多样化的文学观与研究方法,合理运用比较文学观等等,这样才能使文学史的研究和教材撰写真正成为有价值的学术创造,成为学术繁荣的有生力量。     

幽默是心灵开放的花——论林语堂的幽默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他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幽默流派,指出了幽默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应该得到科学和合理的评价.     

辽宁省《中国满族文学史》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

辽宁省《中国满族文学史》编辑委员会于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首次会议在辽宁大学举行。这项任务是今年二月在昆明召开的全国文学规划会议和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会议上确定的,会后,辽宁大学中文系和省文联民间文学研究会着即进行了大量工作,目前已写出《中国满族文学概况》、《辽宁省满族文学史编写组赴黑龙江省采风调查报告》,并收集了近三十篇满族民间传说、故事、民歌、民谣等。为加强领导,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作用。省委宣传部决定成立辽宁省《中国满族文学史》编辑委员会。由文菲同志任主任委员。阿英嘎、石光、方冰、战力光、杨莹等同志任副主任委员。在第一次会议上     

泰纳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

泰纳的文艺理论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自他肇始的文学史研究方法在欧洲大学中成为主流,并为早期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极具可操作性的方法。他著作中体现出的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对文学史研究的科学转向起到了重要作用。对琐碎考证的过度重视,进化论中的决定论倾向,使得在他影响下的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一些弊端,但泰纳是复杂的,他的影响仍在继续。     

继子女的亲生子女可以代位继承

李老先生与前妻生有阿英、阿田两个孩子。他与张女士再婚后,又生有阿扬、阿湘、阿楠3个子女。阿英从小由张女士抚养。李老先生、阿英早年去世。前不久,张女士也因病逝世。张女士生前一直居住在阿楠家,由他赡养。她的另两个亲生子女阿扬、阿湘经常去看望她,并为她支付了部分医药费。张女士去世后,阿扬、阿湘起诉阿楠,要求继承张女士的遗产。小山是阿英的儿子,他认为,张女士的遗产中有自己母亲的份额,所以,加入到诉讼中,要求代位继承遗产的1/3,阿田放弃了继承权。     

新中国60年高尔基小说研究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高尔基研究在建国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新的成就和进展,并显示出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变化的阶段性特征。其中,"文革"前17年的研究描画出一幅被偶像化了的高尔基形象;"文革"中高尔基的作品先是被禁读,后来则被赋予那一特殊年代的政治话语特征,但同时却无声地培养着将活跃于"后文革时代"的新一代知识者;进入历史新时期,高尔基研究开始显示出从停滞走向复苏的时代特色和审美价值的多元取向。最近20年中,研究者们就高尔基创作的真正成就和代表作、他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他的晚期思想和文学活动的意义等关键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然而庸俗社会学批评所造成的影响,仍旧在阻碍着人们对高尔基的重新认识。总体而言,国内高尔基研究和国外研究水平相比明显滞后,但依然存在推出高质量新成果的可能性。     

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

詹锳先生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自信，同时具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世界眼光。将爱国主义贯穿到研究中，立足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重视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价值。全面继承人类文化遗产，深入分析研究对象及其产生环境，客观冷静，持之有据。打通文史哲，融汇中西方，宏观研究以扎实严谨的微观研究为基础，具有海纳百川的学术胸怀、敢于开拓创新和不断超越的学术理想。詹锳先生的学术品格对今天的古代文学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胡风文学批评概说

胡风是怀着对国际普罗运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创作和批评活动中来的。胡风解放前的批评主要收录于《文艺笔谈》等七部评论集和《论民族形式问题》《论现实主义的路》等论文中,建国以来的批评主要是"三十万言书"。胡风的文学批评是中国现代革命文艺阵营中最有个性的批评,足以跻身"五四"以来最富原创性的批评之列。胡风的文学批评在现代革命文艺史发挥过重要作用,产生过巨大影响。我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某种活力和理论冲击波。     

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概述

综观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原理的普及和文学民族性的理论探索、蒙古族当代作家作品批评、蒙古族诗学理论研究、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宏观解读等方面尤为突出。要想构建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语境，探索蒙古族当代文学研究学术生长点，首先，必须强调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独立地位和健全品格。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不应像过去的批评那样追随于作家的创作之后，成为蒙古族当代文学作品的附庸，而应具有超前性和预测性。其次，必须强化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的多元格局，多元共生，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事实，新的蒙古族当代文学批评也应如此。     

威廉·戈尔丁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历史与问题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一度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与评论界关注的热点。自1981年戈尔丁被介绍到中国以来,戈尔丁在中国的译介已有三十余载,而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无疑是戈尔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的重要分水岭。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文献资料,尤其是追溯一些长期被忽略的文献材料,回顾戈尔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历史,发现译介过程中的问题,有益于今后的戈尔丁研究。     

论王叔岷先生以校雠学为基础的文学史观——以《慕庐论学集》为中心

王叔岷先生以广博的学识、深厚的校雠学功底,建立了融贯古今的宏阔的文学史观。他既能以校雠为基点把握文学的义理,又能以校雠学为基础对作品作出融会贯通的解析。王先生的广文学观念和他的治学方法,不仅对提升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纠正急功近利的浮躁学风和培养新一代从事文献整理、校勘及理论研究的人才也有巨大作用。       

陈琳、应瑒的文风异同比较

陈琳与应(王易)的文风同中有异,又异中有同。就作品的文采而论,陈琳文章“微为繁富”,应(王易)“学优以得文”;就作品的气骨看,陈琳的文和赋气骨壮健,应(王易)的诗歌“和而不壮”。陈琳文章的“繁富”、“殊健”主要得之于他的“习”;应(王易)的“文”主要得于他的“学”,而其诗“和而不壮”的特点乃得之于他“流离世故”的生活遭遇。     

文学感受与批评之“根”——兼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

简述了文学感受之于文学批评的根本性意义，指出当今中国文学批评存在忽视中国文学自身特点和批评主体的文学感受、以西方时髦理论架空中国文学的弊病，而李健吾的文学批评重视个人感受和印象、把批评当作特殊艺术、坚持批评的独立性和纯洁性，无疑为当今文学批评提供了一剂良药，对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坚持源于感受、忠于感受有重要意义。     

追求真理,毋变初衷——章培恒先生《不京不海集》读后

《不京不海集》为章培恒先生编定,收入章先生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论文近四十篇。文集展示了作者数十年的文学批评实践,无论身处顺逆,都无悔无咎,坚持马克思"改变世界"和鲁迅"人性的解放"的理想,围绕"个人"、"个性"、"自我"等概念,建构了一套系统性、富于中国特色的批评体系。这部《不京不海集》凝聚着章先生"追求真理,毋变初衷"的精神成果,置身于全球化的潮流冲荡之中,不断挑战自己,提出新的问题,探索新的途径,保持开放的姿态,也时时检验自己的论述,力求臻之完善的境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张英及其诗文述评

康乾盛世时期,桐城文学繁荣,桐城文派执清代文坛之牛耳,而张英号称“龙眠五子”之一,其诗文作品繁多,影响很大。文章通过对张英著述的解读,旨在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张英其人、其文、其诗,从而进一步认识清代的文学发展与历史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