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诠释学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运用——《京华烟云》两个汉译本的对比

哲学诠释学与翻译研究息息相关.本文拟从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三大原则出发,即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对林语堂先生的英文原著<京华烟云>两个汉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指出文学翻译过程中诠释者的视界是同传统的视界相接触而不断形成的,译者应通过对话创造出译语文本.     

必要的颠覆——从翻译"目的论"出发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传统的翻译理论坚持以"文本"为中心,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必须忠实原文,现代西方的功能翻译理论则扬弃和颠覆了"文本中心论",强调翻译应当指向"目的","目的决定手段"。尽管这一观点有"不择手段"之嫌,但是若加以修正,突出翻译过程的责任意识,这将对促进翻译活动达到"视界融合"的效果有积极的意义。     

隐身于译者主体性后的"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理论中的"视域"和"视域融合"是重要的阐释学概念,"视域"由主体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等因素构成。在翻译中,原文作者与读者(包括译者这一特殊的读者)由于各自的"偏见"导致不同的"视域"。而"视域融合"是原文文本和读者一译者不同的"视域"彼此融合的过程和状态。伽达默尔对"视域融合"的阐述是哲学的、宏观的,本文则从原文文本和读者—译者的不同"视域"出发,廓清"视域融合"理论在翻译学框架中的意义,并重构其过程及结果。     

文学翻译研究的美学视界转向

从文学翻译研究的美学视界出发,翻译过程是一个译者与作者通过文本对话的过程,也是一个译者与读者艺术接受的过程。只有把翻译的一般原理与审美特征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佳的审美效果。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阐释学对翻译教学的启示

在翻译过程中,外语知识的局限会影响翻译的质量.阐释学认为人的"前理解"是一切理解活动的前提,但由于释义者处于特定的历史传统环境中,他的"前理解"容易造成理解的偏见.必须不断地通过释义循环,以涤除偏见.释义学派所提出的理解方式--扩大认知语境;突破历史局限,与原作者达到"视界融合":不断再认识、提升理解,可以促使译者避免误译,超越有限的视界,不断完善译文.本文结合翻译教学,论述如何在翻译实践中运用阐释学理论提高翻译的质量.     

由翻译的主体间性透视翻译的本质

主体间性理论为我们重新理解翻译的实质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原作者、原作、译者、读者和赞助人相互理解、对话、交往与协商。翻译本质上就是“四位一体”的“视界融合”,是不同主体间的共识,是不同主体通过共识而表现出来的一致性。任何一个主体因子发生变化,都会引起翻译结果的不同。翻译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从“视界融合”视角看文化意象的传递

笔者从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视角论述了文化意象的传递:译者应努力接近原作者的初始视界,深入了解文化意象所积淀的深刻内涵;同时,不能低估读者对异质文化的接受和适应能力,缩小或消解其期待视界和想象空间。只有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努力,使原作者、译者、读者的视界融合,才能使文化意象所代表的深刻含义在目的语中再生,与读者产生共鸣。     

文学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与再造

文化意象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文化意象的翻译是对译者极大的挑战。接受美学为文化意象的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译者要研究译语读者的接受语境以达成视界融合,避免翻译中文化意象的失落;同时,读者的接受是历史性的,译者要在其不断变化中的期待视野中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以保证文化意象的传递;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到翻译活动中发挥主体性,创造性地再造译语读者更乐于接受的文化意象,真正实现“立象以尽意”。     

文化语境的协调功能——翻译的可译性限度

文化语境理论作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翻译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主要表现在翻译时对源文本语境和目标文本语境差异的协调作用上，以目标文本为主要研究目标，兼顾源文本，从而提高文本的可译度，达到源文本和目标文本的有效转移。文本的可译度是可变的，随着不同文化语境的融合和趋同，文本的可译度也在不断地提高。     

从“视域融合”角度浅谈文学译作的创造性

引用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视界融合的理论,展示了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作的形成经历了两次视域融合。译者前见的介入使融合所得的新视域不同于原作视域产生于第一次融合,第二次融合中,目的语文化视域的介入使刚形成的新视域再次变形。这样,译文的形成是译者的视域与文本视域在相互发生融合形成的新视域。揭示文学翻译本质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从翻译的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

作者、译者和读者均为翻译主体,都在积极地参与翻译活动,译本实际上是他们共同创造的结晶。由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受到作者和读者主体性的制约,主体之间的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为了确保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应该从主体性研究走向主体间性研究,通过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平等对话,达到主体间的“视界融合”。     

论翻译单位的选择及其动态性

文章以动态观为视角研究翻译单位问题。文章认为,原文文本是一个立体的语言组织形态,由多重层级的翻译单位构成;翻译单位涵盖却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单位,它既是操作单位又是思维单位;翻译过程是在原文文本类型、文本体裁、目标读者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下,采用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操作方式对翻译单位不断进行选择、处理的过程,以期最大限度地实现原文与译文的对等。     

接受美学视角下典籍英译文本意义实现的模式探索——以黄继忠《论语》英译本为例

接受美学的读者中心论给翻译研究的启示是,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要重视读者的期待视野。然而要实现译文文本的意义,译者对译语读者期待视野的重构也同样重要,这在典籍英译中尤为突出。重构读者的期待视野需要在翻译过程中对文本进行信息补充,产生的信息即为副文本。文章在接受美学理论的指导下,从期待视野和视野融合两个角度出发,结合副文本理论和深度翻译,探索典籍英译文本意义实现的模式,并结合黄继忠《论语》英译本,验证接受美学与副文本理论、深度翻译方法相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向了译界，对传统的“文本忠实”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冲击，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角度。本文试图从伽氏的三大哲学原则“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说明其对文学翻译标准的影响。     

后殖民翻译理论视域下的文化传译——以《丰乳肥臀》英译本为例

译者认为本国的文化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在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中倾向于用＂改写＂的翻译策略,挪用自身的文化对原文本进行改造。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优越性基础上的翻译策略,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容易造成目标语读者对他者文化的误读。     

辜鸿铭《论语》英译本中的视界融合

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重要概念“视域融合”在翻译理论和实践中亦有其重要意义。以辜鸿铭翻译《论语》的实践为例，辜鸿铭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国情和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在追求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作出较为积极、有效的选择，删除源语文本中不利于视域融合的部分，重视西方文化历史以拓展儒家思想的精华，为典籍英译提供了一种颇具参考价值的翻译方法。     

基于“创译”策略论译者的创造性思维在政论文本中的应用——以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英译文为例

鉴于我国"走出去"背景下文化影响力亟需增强的现实要求,传扬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已经成为每个人公认的准则,对于翻译活动更不例外。为了更好地实现文化的输出,必须使译文最大程度地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语言习惯与心理认同,使源语文化为目标读者所接受,而不能将原文本所有的内容不加区分地进行翻译。将译者作为切入视角,对译者的"创译"和"创造性思维"进行概念整合,尝试分析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思维",对译者"创译"的方法和形式会产生的不同影响,进而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创造性思维的重要性,同时结合习近平主席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英译文进行举例,旨在论述和总结译者的创造性思维在外宣文本翻译中的价值和有效性,进一步提升译者对自身创造性思维的重视程度,以"创译"来促进我国文化的输出,更好地帮助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本意义开放的度及翻译

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其开放性,但意义的开放有个度。拟从哲学阐释学：视域融合的角度对文本意义开放的度进行分析。指出文本开放度受视域融合度的影响,更因文本类型、历史阶段、文化领域及读者自身的不同而不同。而理解是翻译的第一步,因此文本开放度对翻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把握好文本意义开放的度,才能产生有效的理解,才能产生好的译文。     

目的论与政府网站翻译

翻译“目的论”认为文本可以分成四类,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政府网络文本按照内容可以划分为“表达型”和“感染型”文本,翻译团队应该充分了解委托人提出的翻译纲要,结合不同的文本类型,采用“文献型”和“工具型”翻译策略,制作出既符合委托人的翻译目的又能“忠诚”于目标语读者和源文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