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对《公羊传》书法义例的改造与发展

何休所阐发的以三科九旨为代表的条例法则,使《公羊传》的书法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不断变化、进步的发展进程;他对《公羊传》书法的扩充,使《公羊》书法更为繁富、系统,并使其褒贬惩劝功能得到加强;他运用“属辞比事”这种方法探求《春秋》书法,并把书法的探求看成是一种符合逻辑的推衍,从而使书法不断条例化。     

论刘逢禄《春秋公羊解诂笺》之“匡何”与“从《榖》”

清嘉庆、道光以后,《公羊》学再度复兴,其中,刘逢禄是清公羊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公羊》学的复兴过程中,刘逢禄一方面以复古相标榜,以回到西汉何休对《公羊》义例的诠释为目标,另一方面,对《梁》也多有折衷取舍,甚至据《梁》来驳正何休之说,从而多少表明刘逢禄受到中唐以降“折衷三传”之《春秋》学风的影响。     

廖平《公羊三十论》的《春秋公羊》学

廖平的《公羊》学有早晚之别,早年的学说见于《公羊三十论》,主要有孔子改制说与对何休《解诂》的批评两大内容,而对后来廖平《公羊》学影响最大的是孔子改制说。较之《公羊补正》,廖平早年的《公羊》学虽然讲孔子改制,但并没有神化孔子,其说较为平实。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论董、何的“三世异辞”说

三世异辞(即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与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三统说),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说),合称三科九旨,是董、何《公羊》说之总纲。惟三统与内外说重义不重辞,易为凭虚蹈空之弊;三世说则义、辞并重,是理解其余二科六旨的重要线索。董、何的三世说,含恩情、王化义;董、何的异辞说,含微辞、托辞例。由微辞、托辞,知恩情、王化之分;由恩情、王化之分,知三统与内外说之所指,则三科九旨可以相互贯通。     

何休《公羊解诂》质疑略说

何休的《公羊解诂》是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却也遭到了后世学者很多的批评。主要的批评路径有三条,一为订正训诂,一为据《梁》和《左传》批评《解诂》,一为依照自造之体系批评《解诂》。这里着重分析了后两种路径,指出了其中的方法论错误,并以为批评何休之学说,应当从其体系内部入手,发掘其中的义理失误问题,并举出两例,详加辨析。     

清代公羊学的奠基人——刘逢禄

刘逢禄撰《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接续汉代董仲舒和何休之公羊统绪,系统总结公羊义例,重启今古文之争,推动以公羊学为核心的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主流。他对公羊学的总结与阐发,奠定了清代公羊学的基础;对公羊学变革改制理论的挖掘,确立了清代公羊学的发展方向。     

春秋公羊学说体系的形成及其特征

春秋公羊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自战国起至东汉末共历五、六百年,明显地经过了三个阶段:由《公羊传》奠定了基础;董仲舒《春秋繁露》构建了理论体系;至何休达到对公羊学派义法比较完备的总结。如此世代努力,构建起公羊学说的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政治历史哲学,并成为今文学派的中坚。与重史实、重训诂的古文经学派相比较,公羊学说突出地具有三项基本特征:一为政治性;二为变易性;三为解释性。     

以阐释为创造:中国传统释义学的一个特点——以何休为例

《公羊传》以阐释为创造的做法在何休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何休对他之前的汉代公羊学作了创造性的总结,使公羊学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何休释例,不是为了简单地总结和归纳《春秋》的义例,而是为了通过释例来阐发义理,提出他自己的公羊学思想。三科九旨的有关思想虽然前人也有提到,但何休却将它们系统地阐发为一套完整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理论,这是何休最大的理论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训释讹误两例--兼论清代学者纠改之失

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对《公羊传》字词的训释时有讹误,清代学者曾力加纠匡,但仍有纠而未安或正而不是者。本文以僖二年“吾马之齿亦已长矣,盖戏之也”与襄二十六年“剽之立于是未有说也”为例,辨析何休训解中的讹误所在,同时指陈孔广森、何若瑶、俞樾、陈立、王闿运、皮锡瑞相关纠改的是非得失,最后提出新的解说,以求合乎经传本义。     

离舍与回归:王闿运解说《春秋》灾异的两难

作为晚清时期的一位《春秋》公羊学者,王闿运在解说《春秋》灾异的过程中,与历代公羊学者言说灾异有较大差异:一方面,他对董、何所创立的灾异说不以为然,欲离舍其“天人相与”的神秘说教;另一方面,他既表现出灾异说的传统思维,又将人事与天象紧密结合在一起,似乎难以忘怀灾异说。这样就形成了王闿运春秋学之灾异说的两难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王闿运尊经意识、今古不分、汉宋兼采的经学特色与对西学模糊认识所致。在晚清经学走向终结的时代,王闿运的“两难”灾异观无疑对此具有消解作用。     

范宁及其经学成就

范宁为东晋著名经学家,其所撰《春秋穀梁传集解》为现存《穀梁传》最早的注本, 与何休《春秋公羊解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并称,是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汇集众家之说,并陈三传得失,书中体现出的“择善而从”、“据理通经”的治学态度,更是开启唐宋学者舍传求经,自由研讨的风气。此外范宁对《尚书》和礼学也有相当的研究。     

元儒程端学对《春秋》三传的辩驳

程端学是元代一位著名的《春秋》学者,所著《三传辨疑》是攻驳三传的一部力作。在此书中,他综合宋儒孙复、刘敞、叶梦得三派的手法,对三传极尽其攻驳之能事。但同时,对《左传》在叙事和《公羊》、《谷梁》在解释与经义无关的文句及文字训诂方面的长处,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此足以反映了程端学对三传客观辩证的评价风格,而这一点,是古今学者少有能及的。     

析刘逢禄《论语述何》及治学方法

《论语述何》是刘逢禄以《公羊》微言大义论说群经的具体化。以《公羊》说《论语》决非无根之论,然而,刘逢禄却通过《论语》以证《公羊》的微言大义,颇多牵强附会之说。因而,《论语述何》在理论上难以成立,但其治学方法,及借此方法而从《公羊》附会微言的风气,却在晚清经学史上开创了《论语》的《公羊》义理化,有不可忽略的巨大影响。     

王闿运治经思路初探

王闿运遍注群经,主《春秋公羊》,其经学体系自有特色,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的治经思路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并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具有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本意的倾向,对后世学人治经产生了重要影响。     

黄式三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认识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子,浙江定海紫微人,晚清知名学者.其认为王阳明本人的学术思想卓然可立,但因为思想形式过于简略,思想态度过于自信,以至天资不足的后学流于空谈狂妄.因而不认同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斥责阳明后学的思想弊不胜言.黄式三为清代实学一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知该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为阳明后学的流弊所蔽,未能认识到"敬"、"诚"是先秦儒家"礼"和"仁"的精神内核,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又是对"敬"、"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清季张之洞“君子儒”探赜

儒家标榜的“君子儒”形象在晚清张之洞这位封疆大吏、儒臣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征，通观张之洞修身治国思想，可以从他的力辟公羊、调和汉宋、学兼中西、经世务实等方面得到佐证，他的学术宗旨和治世理念成为后世效法的楷模，而他本人，也应成为千百年来“内圣外王”的又一个大践行者。